父母

父母

我讨厌父母,直到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伤

心理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2 次浏览 • 2019-01-02 09:54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查看全部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和父母无法沟通你有多绝望?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1 次浏览 • 2018-03-01 14:03 • 来自相关话题

我发现,在我妈眼里,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我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遇到了什么麻烦,我的妈妈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慰,不是提建议,而是骂我。


“又感冒了?叫你多穿点你不听!”

“这次没考好?我看你这人就是心太野了!”

“跟男朋友吵架了?叫你别那么任性你不听,你那脾气谁受得了你。”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的手机被偷的时候。我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提醒她如果有人发短信要钱的话不要相信。

妈妈把我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说过你多少次了,没有一次听进去,这下好了,手机丢了吧?”

“手机是被小偷摸走了,又不是我把它掉马桶里了,难道是我的问题?”

“要不是看你大大咧咧的样子,小偷会挑你下手?”

“那我要怎么办?请个保镖?”


那次吵架之后,我们冷战了很久。

我感觉在她看来,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因为我有问题。
 
生气也许是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表达自己

后来有一年春节,爸爸说要跟几个亲戚朋友打牌,晚些回家。妈妈对着电话怒吼:“就知道跟一帮狐朋狗友疯玩!早点回来吧你!”

放下电话后,她对我抱怨:“你爸总是这样,一打牌就不知道时间,大半夜开车回家多不安全啊。”

我感到很奇怪:“如果担心爸爸,为什么不直说,还跟他生气?”

妈妈愣了一下,说:“那么大个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看她刚才的样子,明明很担心啊。

我忽然想起丢手机那次,似乎明白了什么。

印象中,妈妈从来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不会主动询问别人的感受。她只会提醒我和爸爸,天凉了要多穿点,出门在外注意安全。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她就会大发脾气,指责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她的话。

然而实际上,她也许并不是生我们的气,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担心而已。

令人情绪失控的不是事件,而是对事件的理解

在我们的文化中,“刀子嘴豆腐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而带有些许褒义,仿佛只要一个人的心意是好的,说什么都可以原谅。

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点。

沟通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在冲动之下,人们很容易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对方的误会,矛盾就是这样不断深化的。

有人可能会说:“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情绪啊,气头上什么话都能说出来,过后自己也觉得不该这样。”

要想更好地控制自己,首先要学会觉察和接受自己的情绪。比如我的妈妈,她似乎觉得担心是“不对”的,又没法真正放下那种担忧,只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都怪你不听我的。

觉察和接受了自己的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多种策略有效调节情绪。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的 ABC 理论认为,激发事件(activating event)要经过个人信念(belief)的诠释,才会产生情绪和行为后果(consequence)。也就是说,直接引发情绪的不是事件,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理解。

如果学会识别不合理的信念,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我们的情绪也会随之得到改善。比如,父母对子女发火的时候,背后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种常见的想法是“ta 竟敢不听我的话”;但是如果能意识到“ta 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可能是我的态度让 ta 产生了逆反心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愤怒,让沟通更加顺畅。

学会倾听,与学会好好说话同样重要

同样,按照前面的 ABC 理论,令你生气、难过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你自己对批评的理解。

如果你也有一个爱指责你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可以试试用著名心理学家戴维·伯恩斯提出的办法化解争吵。


Step 1:移情

不要急着为自己辩解,先努力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设法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对方贬低你,给你贴标签,那就问问 ta 具体是什么意思——你做了哪些让 ta 不满的事情?这让 ta 产生了怎样的感受?

这个步骤可以帮助你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具体事件上,用解决问题的态度展开理性的讨论。


Step 2:消除对方的敌意

不管对方怎么指责你,先不要反驳,想方设法认同 ta 的部分观点,这样对方通常会很快平静下来。

哪怕你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也要记住,ta 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

争吵的时候不要纠结于谁对谁错。伯恩斯说:“只要你能平息对方的怒火,你就是胜者;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对方也会认为自己胜利了。”


Step 3:反馈和协商

你可以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和感受,和对方一起探讨解决方案,记住要对事不对人。

如果对方还是重复指责你,在细节上死死纠缠,那就有礼有节地重复自己的回答,坚定立场,直到对方耗尽精力。

在实践过程中,你可能需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能完全掌握这套沟通技巧。毕竟,要想在面对指责的时候保持冷静,把沟通拉回正轨,这本身就需要很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 查看全部

我发现,在我妈眼里,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我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遇到了什么麻烦,我的妈妈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慰,不是提建议,而是骂我。


“又感冒了?叫你多穿点你不听!”

“这次没考好?我看你这人就是心太野了!”

“跟男朋友吵架了?叫你别那么任性你不听,你那脾气谁受得了你。”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的手机被偷的时候。我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提醒她如果有人发短信要钱的话不要相信。

妈妈把我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说过你多少次了,没有一次听进去,这下好了,手机丢了吧?”

“手机是被小偷摸走了,又不是我把它掉马桶里了,难道是我的问题?”

“要不是看你大大咧咧的样子,小偷会挑你下手?”

“那我要怎么办?请个保镖?”


那次吵架之后,我们冷战了很久。

我感觉在她看来,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因为我有问题。
 
生气也许是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表达自己

后来有一年春节,爸爸说要跟几个亲戚朋友打牌,晚些回家。妈妈对着电话怒吼:“就知道跟一帮狐朋狗友疯玩!早点回来吧你!”

放下电话后,她对我抱怨:“你爸总是这样,一打牌就不知道时间,大半夜开车回家多不安全啊。”

我感到很奇怪:“如果担心爸爸,为什么不直说,还跟他生气?”

妈妈愣了一下,说:“那么大个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看她刚才的样子,明明很担心啊。

我忽然想起丢手机那次,似乎明白了什么。

印象中,妈妈从来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不会主动询问别人的感受。她只会提醒我和爸爸,天凉了要多穿点,出门在外注意安全。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她就会大发脾气,指责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她的话。

然而实际上,她也许并不是生我们的气,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担心而已。

令人情绪失控的不是事件,而是对事件的理解

在我们的文化中,“刀子嘴豆腐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而带有些许褒义,仿佛只要一个人的心意是好的,说什么都可以原谅。

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点。

沟通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在冲动之下,人们很容易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对方的误会,矛盾就是这样不断深化的。

有人可能会说:“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情绪啊,气头上什么话都能说出来,过后自己也觉得不该这样。”

要想更好地控制自己,首先要学会觉察和接受自己的情绪。比如我的妈妈,她似乎觉得担心是“不对”的,又没法真正放下那种担忧,只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都怪你不听我的。

觉察和接受了自己的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多种策略有效调节情绪。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的 ABC 理论认为,激发事件(activating event)要经过个人信念(belief)的诠释,才会产生情绪和行为后果(consequence)。也就是说,直接引发情绪的不是事件,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理解。

如果学会识别不合理的信念,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我们的情绪也会随之得到改善。比如,父母对子女发火的时候,背后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种常见的想法是“ta 竟敢不听我的话”;但是如果能意识到“ta 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可能是我的态度让 ta 产生了逆反心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愤怒,让沟通更加顺畅。

学会倾听,与学会好好说话同样重要

同样,按照前面的 ABC 理论,令你生气、难过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你自己对批评的理解。

如果你也有一个爱指责你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可以试试用著名心理学家戴维·伯恩斯提出的办法化解争吵。


Step 1:移情

不要急着为自己辩解,先努力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设法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对方贬低你,给你贴标签,那就问问 ta 具体是什么意思——你做了哪些让 ta 不满的事情?这让 ta 产生了怎样的感受?

这个步骤可以帮助你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具体事件上,用解决问题的态度展开理性的讨论。


Step 2:消除对方的敌意

不管对方怎么指责你,先不要反驳,想方设法认同 ta 的部分观点,这样对方通常会很快平静下来。

哪怕你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也要记住,ta 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

争吵的时候不要纠结于谁对谁错。伯恩斯说:“只要你能平息对方的怒火,你就是胜者;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对方也会认为自己胜利了。”


Step 3:反馈和协商

你可以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和感受,和对方一起探讨解决方案,记住要对事不对人。

如果对方还是重复指责你,在细节上死死纠缠,那就有礼有节地重复自己的回答,坚定立场,直到对方耗尽精力。

在实践过程中,你可能需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能完全掌握这套沟通技巧。毕竟,要想在面对指责的时候保持冷静,把沟通拉回正轨,这本身就需要很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

童年情感忽视:一种不明显的伤害 | 关于「抨击父母」,我们该说些什么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3 次浏览 • 2018-02-02 09:31 • 来自相关话题

近期的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社会性事件,又引发起大家关于父母教养、童年经历的热烈讨论。我们也曾在知乎上回答过关于父母与家庭教育的问题,(比如父母有哪些令人难以接受且常见的逻辑或思维模式?)与大家一起探讨很多家庭教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但在今天的文章开头,特别想提醒大家,无论是在看故事还是“新闻事件”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只凭“一方的故事”,不好判断故事中各方人物的实际行为、更惘论其精神状况——毕竟,一切“事实”都是经过主观解读的事实。 
我们无权批判那些被“控诉”被“书写”的家长们,也无权评价控诉者本人。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如果说这类关于“抨击父母”的社会事件有什么价值,应该是它再次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家庭教养的讨论空间。人们再次思考,什么样的家庭教养是好的?


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控诉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我们在最近看到的很多故事分享中,能看到的最多的是中国家庭中常见的一种“情感忽视”。在孩子向父母提出自己感受上的痛苦时(如告诉父母自己在学校被欺负),父母没有理解到这种精神的痛苦对孩子来说的伤害,父母没有让孩子感受到情感上的支持。

我们想趁机来科普一下“儿童情感忽视”这件事。






或许你会困惑: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被父母情感忽视的受害者呢?

如果你遭遇了来自家长的情感忽视,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Webb, 2012, p.3):

· 你可能会有“被拒绝感”。

当你向父母提出自己的情感需要,总会得到来自父母的回避和否认。比如,每当你试图和他们谈论你的情感,父母就显得不自在,或是转移话题。你感到在你们中间有一堵墙,你的情感需要总是撞在墙上,没有被父母接纳。

· 你可能开始“自我怀疑”。

你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心想:“我是不是不值得被关怀,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他们总是忽视我的感受。”也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情绪感受,你会想:“我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我不正常?”

· 甚至,你开始为自己有情感需要感到愧疚。

你会认为是自己过于贪心,为自己的情感需要感到羞耻。有时你提出自己的情感需求,却遭到了父母的嘲笑或斥责。父母说:“我都养你、给你钱了,你还想怎样。”于是你开始自责,认为是自己要得太多。

· 最后,你可能发现自己不了解、也不提起自己的需求。

当父母问你:“你想吃什么 / 你想要什么”时,你发现自己总会说“随便”、“你们定就好”。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以上的描述,可能你就是情感忽视的受害者。

那么,到底什么是情感忽视呢?情感忽视又怎样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如何摆脱被情感忽视的影响?











1. 情感忽视是一种“不明显的伤害”

情感忽视指:家长没有提供给孩子自己本应该给予的情感支持。面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家长是不回应(unresponsiveness)、不可及(unavailability)和 / 或遗漏(omission)的。

“不回应”指的是家长不会积极响应孩子的情感需求,而是有意识地采取回避、否认或者批判的态度。比如转移话题、或是批评孩子“想太多”、“太脆弱”等等。

“不可及”指的是当孩子有情感需求时,家长没有闲暇去理会,或是由于家长不在场,所以孩子很难找到家长并向他们求助。

“遗漏”指的是家长疏忽了对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家长可能会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需求,但并不会过问孩子的情绪如何、是不是开心等等(Younget al., 2011; Webb, 2012)。

情感忽视是一种“不明显的伤害”。你很难通过外在的表现,来一个人有没有遭受情感忽视:被情感忽视的人身上没有伤痕、他们的父母也并没有对他们大吼大叫。因此,许多人直到成年以后,才发现自己在情感需求方面,有哪里不太对劲。

2. 情感忽视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a. “我是自己情感的陌生人”:对自己情绪不熟悉

在情感忽视中成长的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情绪并不熟悉。他们很难识别自己的情绪,也难以区分情绪与情绪之间细微的不同。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家长没有帮孩子学会识别自己的情感。

比如,一个会照料孩子情感需求的家长,在孩子哭泣的时候会关心孩子的情绪:“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于是孩子明白了自己的情绪状态是“难过”;而情感忽视的家长,可能会无视孩子的眼泪,或者讥讽孩子的软弱。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不明白自己的内在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情绪波动。

b. “我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好过一点”:不懂得自我关怀

被情感忽视的孩子长大后,在自己痛苦时,不会也不懂怎么进行自我关怀(self-care)。这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教他们如何去应对自己的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孩子开始否认自己的情绪需要,他们想:“既然父母不在意我的需求,说明这些需求并不重要,我不该有这些需要。”

一方面,被情感忽视者不去正视自己的需要,不去关怀自己的内心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常常用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情绪。许多被情感忽视者时常感到有种空虚感,Webb 博士认为这是他们用空虚来掩盖自己的其他情绪(p.73)。

c. “我没事,我很好,我不想要”:不向他人提自己的情感需求

被情绪忽视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也不常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怀,于是倾向于认为别人都不会提供支持,产生了“习得性无助”。

他们不再相信被人会回应自己的需求。而由于他们不表露需求,别人更加不清楚他们想要什么,甚至可能因为他们的不信任而远离他们。

d. “我搞不懂你为什么难过”:忽视他人的情感需要

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孩子,也容易忽视他人的情感需要。我们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推测他人的需求,而被情感忽视者长期不关注自己的情绪,因此也不会注意到他人的情感需求,或是虽然能意识到他人情绪低落,却不知道该怎么让别人好起来。

有些家长之所以会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情感忽视的受害者:这些家长在小时候,同样也被自己的父母情感忽视。

当你和这样的家长相处时,你能感受到他们对情感需求的不重视,比如他们会更多地看重生理需求,他们会说:“你现在至少不会饿死”。你会发现他们也不常表露自己的感情,或是用很不健康的方式来应对情绪,比如他们一旦生气了就关在房间里,或是抽烟喝闷酒等等。

* “以自我为中心”、“完美主义”、“工作狂”也是导致家长忽视孩子的原因。

a. 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家长而言,他们自己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孩子只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他们不会去关注自己孩子需要什么;即使关注,其目的更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比如哄骗孩子:“只要你考得好,我就带你去游乐场玩。”而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与同事进行攀比。

当你和这样的家长相处时,你时常会有种被利用感,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总得“围着他们的需求转”。他们可能只强调自己的需求,却从没有过问一句“你需要什么”。当你与他们沟通时,你会发现说话的中心总是被转移到对方身上。

b. 完美主义者的父母用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来要求孩子。如果你的父母是完美主义者,你可能觉得自己总是做得不够好,得到的更多是指责而不是夸赞。于是你一方面感到挫败,变得不敢为自己的成就自豪,因为这些成功在父母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另一方面,你又怀有期望,认为只要自己做得够好,就可以得到父母的鼓励。而不敢相信:“我已经足够好了,是父母的标准过高。”

c. 而有些家长会情感忽视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工作,有时也是家里经济的需要。






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被情感忽视的影响呢?Webb 博士指出,虽然被情感忽视的小孩没有从父母那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但是他们可以学着识别与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她提出了几点建议——

1. 学会管理情绪:识别 - 接受 - 归因 - 行动

既然情绪的产生有背后的缘由,那么找出情绪产生的原因,能够提升人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对此,Webb 博士建议当你感受到某种情绪时,可以采取“识别 - 接受 - 归因 - 行动”的步骤来应对它:

第一步:识别(Identify)情感。说出自己的情感是什么,是快乐、悲伤、还是愧疚等等。可以试着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学习更多用来表达情绪的词汇。

第二步:接受(Accept)情感。用不评判的态度去观察自己的情感。不要对自己说:“我现在的情感不好”,而是问自己:“我现在感受怎么样?我身体是什么感觉?如果情绪有颜色,它是什么颜色?”等等。

第三步:对情感进行归因(Attribute)。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刚才哪个因素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如果你一下子找不到理由,你可以想想上一次有类似情绪时,是什么情境。

第四步:考虑是否将情绪变为行动(Action)。首先,感受一下这种情绪让你有哪些行为冲动,比如是不是想打眼前的人,或是想要唱歌。随后,仔细地观察周围,在内心描绘看到的情境,比如“我看到对方身边有许多帮手”,评估自己的行为冲动是不是合适。如果不合适,考虑用其他行为代替,比如将打人,变为踢路边的石子等。

2. 用“充满爱意而坚定”的方式进行自我对话

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人们不擅长自我抚慰。当他们遇到挫折时,他们不会宽慰自己,反而会加倍自责。于是,日常生活里不断的自我攻击,持续地折磨他们,更加影响之后在学习、工作中的表现。

Webb 博士建议人们去学会用“充满爱意而坚定”的方式来自我对话。其中,“充满爱意”意味着当你失败后,用温和的言语自我鼓励,至少不要用恶劣的语句攻击自己。

而“坚定”指的是:在我们尝试积极的自我对话时,脑海里时常还是会冒出负面的声音,比如“你只是在骗自己”。在这时,你需要坚定地继续自我鼓励,并对那些声音说:“你们只是我的念头,不是事实。”来减少这些负面声音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方法外,如果你是一个情感忽视者,你还可以多靠近能够关怀我们情绪的人,向他们学习如何照顾情绪需求。

试着筛选你的社交关系,从中选出那些会关心你的情绪的人:他们会在你遇到挫折后,不仅仅给予建议,也会提供情感的支持。和他们在一起时,你会逐渐感到他们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并且会回应你的情绪变化。

社会性事件的讨论,如果被用来当作抒发偏见的借口、或者只是作为网上口诛笔伐的情绪宣泄口,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类似事件激发的大量注意力、以及大家讨论这类事件的热情,引导向更有意义的科普性学习和讨论。

批评父母或者孩子都很容易,但让中国的家庭调整含蓄的文化、变得更加善于表达爱却是现实的挑战。向前一代人宣战很容易,与他们不同却很难。已经成年的我们,应当明白一件事:我们的人生固然受到儿时经历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成年后的人生负起责任。甚至,要为未来你们的家庭关系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我们要理解过去对我们造成了什么,也要有力量去选择未来要成为什么。今晚伴着这个思考入睡吧~ 以上,晚安。

-

References:

Webb, J. (2012). Running onEmpty: OvercomeYour Childhood Emotional Neglect. New York, NY:Morgan James Publishing.

Young, R., Lennie, S., & Minnis,H.(2011).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emotional neglect and control and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2(8), 889-897. 查看全部


近期的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社会性事件,又引发起大家关于父母教养、童年经历的热烈讨论。我们也曾在知乎上回答过关于父母与家庭教育的问题,(比如父母有哪些令人难以接受且常见的逻辑或思维模式?)与大家一起探讨很多家庭教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但在今天的文章开头,特别想提醒大家,无论是在看故事还是“新闻事件”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只凭“一方的故事”,不好判断故事中各方人物的实际行为、更惘论其精神状况——毕竟,一切“事实”都是经过主观解读的事实。 
我们无权批判那些被“控诉”被“书写”的家长们,也无权评价控诉者本人。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如果说这类关于“抨击父母”的社会事件有什么价值,应该是它再次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家庭教养的讨论空间。人们再次思考,什么样的家庭教养是好的?



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控诉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我们在最近看到的很多故事分享中,能看到的最多的是中国家庭中常见的一种“情感忽视”。在孩子向父母提出自己感受上的痛苦时(如告诉父母自己在学校被欺负),父母没有理解到这种精神的痛苦对孩子来说的伤害,父母没有让孩子感受到情感上的支持。

我们想趁机来科普一下“儿童情感忽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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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困惑: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被父母情感忽视的受害者呢?

如果你遭遇了来自家长的情感忽视,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Webb, 2012, p.3):

· 你可能会有“被拒绝感”。

当你向父母提出自己的情感需要,总会得到来自父母的回避和否认。比如,每当你试图和他们谈论你的情感,父母就显得不自在,或是转移话题。你感到在你们中间有一堵墙,你的情感需要总是撞在墙上,没有被父母接纳。

· 你可能开始“自我怀疑”。

你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心想:“我是不是不值得被关怀,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他们总是忽视我的感受。”也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情绪感受,你会想:“我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我不正常?”

· 甚至,你开始为自己有情感需要感到愧疚。

你会认为是自己过于贪心,为自己的情感需要感到羞耻。有时你提出自己的情感需求,却遭到了父母的嘲笑或斥责。父母说:“我都养你、给你钱了,你还想怎样。”于是你开始自责,认为是自己要得太多。

· 最后,你可能发现自己不了解、也不提起自己的需求。

当父母问你:“你想吃什么 / 你想要什么”时,你发现自己总会说“随便”、“你们定就好”。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以上的描述,可能你就是情感忽视的受害者。

那么,到底什么是情感忽视呢?情感忽视又怎样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如何摆脱被情感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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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感忽视是一种“不明显的伤害”

情感忽视指:家长没有提供给孩子自己本应该给予的情感支持。面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家长是不回应(unresponsiveness)、不可及(unavailability)和 / 或遗漏(omission)的。

“不回应”指的是家长不会积极响应孩子的情感需求,而是有意识地采取回避、否认或者批判的态度。比如转移话题、或是批评孩子“想太多”、“太脆弱”等等。

“不可及”指的是当孩子有情感需求时,家长没有闲暇去理会,或是由于家长不在场,所以孩子很难找到家长并向他们求助。

“遗漏”指的是家长疏忽了对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家长可能会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需求,但并不会过问孩子的情绪如何、是不是开心等等(Younget al., 2011; Webb, 2012)。

情感忽视是一种“不明显的伤害”。你很难通过外在的表现,来一个人有没有遭受情感忽视:被情感忽视的人身上没有伤痕、他们的父母也并没有对他们大吼大叫。因此,许多人直到成年以后,才发现自己在情感需求方面,有哪里不太对劲。

2. 情感忽视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a. “我是自己情感的陌生人”:对自己情绪不熟悉

在情感忽视中成长的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情绪并不熟悉。他们很难识别自己的情绪,也难以区分情绪与情绪之间细微的不同。
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家长没有帮孩子学会识别自己的情感。

比如,一个会照料孩子情感需求的家长,在孩子哭泣的时候会关心孩子的情绪:“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于是孩子明白了自己的情绪状态是“难过”;而情感忽视的家长,可能会无视孩子的眼泪,或者讥讽孩子的软弱。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不明白自己的内在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情绪波动。

b. “我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好过一点”:不懂得自我关怀

被情感忽视的孩子长大后,在自己痛苦时,不会也不懂怎么进行自我关怀(self-care)。这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教他们如何去应对自己的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孩子开始否认自己的情绪需要,他们想:“既然父母不在意我的需求,说明这些需求并不重要,我不该有这些需要。”

一方面,被情感忽视者不去正视自己的需要,不去关怀自己的内心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常常用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情绪。许多被情感忽视者时常感到有种空虚感,Webb 博士认为这是他们用空虚来掩盖自己的其他情绪(p.73)。

c. “我没事,我很好,我不想要”:不向他人提自己的情感需求

被情绪忽视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也不常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怀,于是倾向于认为别人都不会提供支持,产生了“习得性无助”。

他们不再相信被人会回应自己的需求。而由于他们不表露需求,别人更加不清楚他们想要什么,甚至可能因为他们的不信任而远离他们。

d. “我搞不懂你为什么难过”:忽视他人的情感需要

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孩子,也容易忽视他人的情感需要。我们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推测他人的需求,而被情感忽视者长期不关注自己的情绪,因此也不会注意到他人的情感需求,或是虽然能意识到他人情绪低落,却不知道该怎么让别人好起来。

有些家长之所以会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情感忽视的受害者:这些家长在小时候,同样也被自己的父母情感忽视。

当你和这样的家长相处时,你能感受到他们对情感需求的不重视,比如他们会更多地看重生理需求,他们会说:“你现在至少不会饿死”。你会发现他们也不常表露自己的感情,或是用很不健康的方式来应对情绪,比如他们一旦生气了就关在房间里,或是抽烟喝闷酒等等。

* “以自我为中心”、“完美主义”、“工作狂”也是导致家长忽视孩子的原因。

a. 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家长而言,他们自己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孩子只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他们不会去关注自己孩子需要什么;即使关注,其目的更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比如哄骗孩子:“只要你考得好,我就带你去游乐场玩。”而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与同事进行攀比。

当你和这样的家长相处时,你时常会有种被利用感,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总得“围着他们的需求转”。他们可能只强调自己的需求,却从没有过问一句“你需要什么”。当你与他们沟通时,你会发现说话的中心总是被转移到对方身上。

b. 完美主义者的父母用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来要求孩子。如果你的父母是完美主义者,你可能觉得自己总是做得不够好,得到的更多是指责而不是夸赞。于是你一方面感到挫败,变得不敢为自己的成就自豪,因为这些成功在父母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另一方面,你又怀有期望,认为只要自己做得够好,就可以得到父母的鼓励。而不敢相信:“我已经足够好了,是父母的标准过高。”

c. 而有些家长会情感忽视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工作,有时也是家里经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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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被情感忽视的影响呢?Webb 博士指出,虽然被情感忽视的小孩没有从父母那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但是他们可以学着识别与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她提出了几点建议——

1. 学会管理情绪:识别 - 接受 - 归因 - 行动

既然情绪的产生有背后的缘由,那么找出情绪产生的原因,能够提升人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对此,Webb 博士建议当你感受到某种情绪时,可以采取“识别 - 接受 - 归因 - 行动”的步骤来应对它:

第一步:识别(Identify)情感。说出自己的情感是什么,是快乐、悲伤、还是愧疚等等。可以试着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学习更多用来表达情绪的词汇。

第二步:接受(Accept)情感。用不评判的态度去观察自己的情感。不要对自己说:“我现在的情感不好”,而是问自己:“我现在感受怎么样?我身体是什么感觉?如果情绪有颜色,它是什么颜色?”等等。

第三步:对情感进行归因(Attribute)。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刚才哪个因素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如果你一下子找不到理由,你可以想想上一次有类似情绪时,是什么情境。

第四步:考虑是否将情绪变为行动(Action)。首先,感受一下这种情绪让你有哪些行为冲动,比如是不是想打眼前的人,或是想要唱歌。随后,仔细地观察周围,在内心描绘看到的情境,比如“我看到对方身边有许多帮手”,评估自己的行为冲动是不是合适。如果不合适,考虑用其他行为代替,比如将打人,变为踢路边的石子等。

2. 用“充满爱意而坚定”的方式进行自我对话

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人们不擅长自我抚慰。当他们遇到挫折时,他们不会宽慰自己,反而会加倍自责。于是,日常生活里不断的自我攻击,持续地折磨他们,更加影响之后在学习、工作中的表现。

Webb 博士建议人们去学会用“充满爱意而坚定”的方式来自我对话。其中,“充满爱意”意味着当你失败后,用温和的言语自我鼓励,至少不要用恶劣的语句攻击自己。

而“坚定”指的是:在我们尝试积极的自我对话时,脑海里时常还是会冒出负面的声音,比如“你只是在骗自己”。在这时,你需要坚定地继续自我鼓励,并对那些声音说:“你们只是我的念头,不是事实。”来减少这些负面声音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方法外,如果你是一个情感忽视者,你还可以多靠近能够关怀我们情绪的人,向他们学习如何照顾情绪需求。

试着筛选你的社交关系,从中选出那些会关心你的情绪的人:他们会在你遇到挫折后,不仅仅给予建议,也会提供情感的支持。和他们在一起时,你会逐渐感到他们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并且会回应你的情绪变化。

社会性事件的讨论,如果被用来当作抒发偏见的借口、或者只是作为网上口诛笔伐的情绪宣泄口,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类似事件激发的大量注意力、以及大家讨论这类事件的热情,引导向更有意义的科普性学习和讨论。

批评父母或者孩子都很容易,但让中国的家庭调整含蓄的文化、变得更加善于表达爱却是现实的挑战。向前一代人宣战很容易,与他们不同却很难。已经成年的我们,应当明白一件事:我们的人生固然受到儿时经历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成年后的人生负起责任。甚至,要为未来你们的家庭关系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我们要理解过去对我们造成了什么,也要有力量去选择未来要成为什么。今晚伴着这个思考入睡吧~ 以上,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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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Webb, J. (2012). Running onEmpty: OvercomeYour Childhood Emotional Neglect. New York, NY:Morgan James Publishing.

Young, R., Lennie, S., & Minnis,H.(2011).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emotional neglect and control and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2(8), 889-897.

我讨厌父母,直到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伤

心理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2 次浏览 • 2019-01-02 09:54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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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和父母无法沟通你有多绝望?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1 次浏览 • 2018-03-01 14:03 • 来自相关话题

我发现,在我妈眼里,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我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遇到了什么麻烦,我的妈妈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慰,不是提建议,而是骂我。


“又感冒了?叫你多穿点你不听!”

“这次没考好?我看你这人就是心太野了!”

“跟男朋友吵架了?叫你别那么任性你不听,你那脾气谁受得了你。”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的手机被偷的时候。我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提醒她如果有人发短信要钱的话不要相信。

妈妈把我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说过你多少次了,没有一次听进去,这下好了,手机丢了吧?”

“手机是被小偷摸走了,又不是我把它掉马桶里了,难道是我的问题?”

“要不是看你大大咧咧的样子,小偷会挑你下手?”

“那我要怎么办?请个保镖?”


那次吵架之后,我们冷战了很久。

我感觉在她看来,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因为我有问题。
 
生气也许是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表达自己

后来有一年春节,爸爸说要跟几个亲戚朋友打牌,晚些回家。妈妈对着电话怒吼:“就知道跟一帮狐朋狗友疯玩!早点回来吧你!”

放下电话后,她对我抱怨:“你爸总是这样,一打牌就不知道时间,大半夜开车回家多不安全啊。”

我感到很奇怪:“如果担心爸爸,为什么不直说,还跟他生气?”

妈妈愣了一下,说:“那么大个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看她刚才的样子,明明很担心啊。

我忽然想起丢手机那次,似乎明白了什么。

印象中,妈妈从来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不会主动询问别人的感受。她只会提醒我和爸爸,天凉了要多穿点,出门在外注意安全。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她就会大发脾气,指责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她的话。

然而实际上,她也许并不是生我们的气,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担心而已。

令人情绪失控的不是事件,而是对事件的理解

在我们的文化中,“刀子嘴豆腐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而带有些许褒义,仿佛只要一个人的心意是好的,说什么都可以原谅。

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点。

沟通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在冲动之下,人们很容易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对方的误会,矛盾就是这样不断深化的。

有人可能会说:“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情绪啊,气头上什么话都能说出来,过后自己也觉得不该这样。”

要想更好地控制自己,首先要学会觉察和接受自己的情绪。比如我的妈妈,她似乎觉得担心是“不对”的,又没法真正放下那种担忧,只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都怪你不听我的。

觉察和接受了自己的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多种策略有效调节情绪。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的 ABC 理论认为,激发事件(activating event)要经过个人信念(belief)的诠释,才会产生情绪和行为后果(consequence)。也就是说,直接引发情绪的不是事件,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理解。

如果学会识别不合理的信念,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我们的情绪也会随之得到改善。比如,父母对子女发火的时候,背后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种常见的想法是“ta 竟敢不听我的话”;但是如果能意识到“ta 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可能是我的态度让 ta 产生了逆反心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愤怒,让沟通更加顺畅。

学会倾听,与学会好好说话同样重要

同样,按照前面的 ABC 理论,令你生气、难过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你自己对批评的理解。

如果你也有一个爱指责你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可以试试用著名心理学家戴维·伯恩斯提出的办法化解争吵。


Step 1:移情

不要急着为自己辩解,先努力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设法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对方贬低你,给你贴标签,那就问问 ta 具体是什么意思——你做了哪些让 ta 不满的事情?这让 ta 产生了怎样的感受?

这个步骤可以帮助你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具体事件上,用解决问题的态度展开理性的讨论。


Step 2:消除对方的敌意

不管对方怎么指责你,先不要反驳,想方设法认同 ta 的部分观点,这样对方通常会很快平静下来。

哪怕你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也要记住,ta 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

争吵的时候不要纠结于谁对谁错。伯恩斯说:“只要你能平息对方的怒火,你就是胜者;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对方也会认为自己胜利了。”


Step 3:反馈和协商

你可以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和感受,和对方一起探讨解决方案,记住要对事不对人。

如果对方还是重复指责你,在细节上死死纠缠,那就有礼有节地重复自己的回答,坚定立场,直到对方耗尽精力。

在实践过程中,你可能需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能完全掌握这套沟通技巧。毕竟,要想在面对指责的时候保持冷静,把沟通拉回正轨,这本身就需要很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 查看全部

我发现,在我妈眼里,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我有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遇到了什么麻烦,我的妈妈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慰,不是提建议,而是骂我。


“又感冒了?叫你多穿点你不听!”

“这次没考好?我看你这人就是心太野了!”

“跟男朋友吵架了?叫你别那么任性你不听,你那脾气谁受得了你。”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的手机被偷的时候。我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提醒她如果有人发短信要钱的话不要相信。

妈妈把我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说过你多少次了,没有一次听进去,这下好了,手机丢了吧?”

“手机是被小偷摸走了,又不是我把它掉马桶里了,难道是我的问题?”

“要不是看你大大咧咧的样子,小偷会挑你下手?”

“那我要怎么办?请个保镖?”


那次吵架之后,我们冷战了很久。

我感觉在她看来,我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是因为我有问题。
 
生气也许是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表达自己

后来有一年春节,爸爸说要跟几个亲戚朋友打牌,晚些回家。妈妈对着电话怒吼:“就知道跟一帮狐朋狗友疯玩!早点回来吧你!”

放下电话后,她对我抱怨:“你爸总是这样,一打牌就不知道时间,大半夜开车回家多不安全啊。”

我感到很奇怪:“如果担心爸爸,为什么不直说,还跟他生气?”

妈妈愣了一下,说:“那么大个人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看她刚才的样子,明明很担心啊。

我忽然想起丢手机那次,似乎明白了什么。

印象中,妈妈从来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不会主动询问别人的感受。她只会提醒我和爸爸,天凉了要多穿点,出门在外注意安全。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她就会大发脾气,指责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她的话。

然而实际上,她也许并不是生我们的气,而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担心而已。

令人情绪失控的不是事件,而是对事件的理解

在我们的文化中,“刀子嘴豆腐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而带有些许褒义,仿佛只要一个人的心意是好的,说什么都可以原谅。

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点。

沟通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在冲动之下,人们很容易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对方的误会,矛盾就是这样不断深化的。

有人可能会说:“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情绪啊,气头上什么话都能说出来,过后自己也觉得不该这样。”

要想更好地控制自己,首先要学会觉察和接受自己的情绪。比如我的妈妈,她似乎觉得担心是“不对”的,又没法真正放下那种担忧,只好把气撒在别人身上:都怪你不听我的。

觉察和接受了自己的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多种策略有效调节情绪。例如,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的 ABC 理论认为,激发事件(activating event)要经过个人信念(belief)的诠释,才会产生情绪和行为后果(consequence)。也就是说,直接引发情绪的不是事件,而是我们对事件的理解。

如果学会识别不合理的信念,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我们的情绪也会随之得到改善。比如,父母对子女发火的时候,背后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一种常见的想法是“ta 竟敢不听我的话”;但是如果能意识到“ta 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可能是我的态度让 ta 产生了逆反心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愤怒,让沟通更加顺畅。

学会倾听,与学会好好说话同样重要

同样,按照前面的 ABC 理论,令你生气、难过的不是别人的批评,而是你自己对批评的理解。

如果你也有一个爱指责你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可以试试用著名心理学家戴维·伯恩斯提出的办法化解争吵。


Step 1:移情

不要急着为自己辩解,先努力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设法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对方贬低你,给你贴标签,那就问问 ta 具体是什么意思——你做了哪些让 ta 不满的事情?这让 ta 产生了怎样的感受?

这个步骤可以帮助你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具体事件上,用解决问题的态度展开理性的讨论。


Step 2:消除对方的敌意

不管对方怎么指责你,先不要反驳,想方设法认同 ta 的部分观点,这样对方通常会很快平静下来。

哪怕你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也要记住,ta 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

争吵的时候不要纠结于谁对谁错。伯恩斯说:“只要你能平息对方的怒火,你就是胜者;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对方也会认为自己胜利了。”


Step 3:反馈和协商

你可以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和感受,和对方一起探讨解决方案,记住要对事不对人。

如果对方还是重复指责你,在细节上死死纠缠,那就有礼有节地重复自己的回答,坚定立场,直到对方耗尽精力。

在实践过程中,你可能需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能完全掌握这套沟通技巧。毕竟,要想在面对指责的时候保持冷静,把沟通拉回正轨,这本身就需要很强大的情绪管理能力。

童年情感忽视:一种不明显的伤害 | 关于「抨击父母」,我们该说些什么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3 次浏览 • 2018-02-02 09:31 • 来自相关话题

近期的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社会性事件,又引发起大家关于父母教养、童年经历的热烈讨论。我们也曾在知乎上回答过关于父母与家庭教育的问题,(比如父母有哪些令人难以接受且常见的逻辑或思维模式?)与大家一起探讨很多家庭教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但在今天的文章开头,特别想提醒大家,无论是在看故事还是“新闻事件”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只凭“一方的故事”,不好判断故事中各方人物的实际行为、更惘论其精神状况——毕竟,一切“事实”都是经过主观解读的事实。 
我们无权批判那些被“控诉”被“书写”的家长们,也无权评价控诉者本人。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如果说这类关于“抨击父母”的社会事件有什么价值,应该是它再次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家庭教养的讨论空间。人们再次思考,什么样的家庭教养是好的?


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控诉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我们在最近看到的很多故事分享中,能看到的最多的是中国家庭中常见的一种“情感忽视”。在孩子向父母提出自己感受上的痛苦时(如告诉父母自己在学校被欺负),父母没有理解到这种精神的痛苦对孩子来说的伤害,父母没有让孩子感受到情感上的支持。

我们想趁机来科普一下“儿童情感忽视”这件事。






或许你会困惑: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被父母情感忽视的受害者呢?

如果你遭遇了来自家长的情感忽视,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Webb, 2012, p.3):

· 你可能会有“被拒绝感”。

当你向父母提出自己的情感需要,总会得到来自父母的回避和否认。比如,每当你试图和他们谈论你的情感,父母就显得不自在,或是转移话题。你感到在你们中间有一堵墙,你的情感需要总是撞在墙上,没有被父母接纳。

· 你可能开始“自我怀疑”。

你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心想:“我是不是不值得被关怀,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他们总是忽视我的感受。”也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情绪感受,你会想:“我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我不正常?”

· 甚至,你开始为自己有情感需要感到愧疚。

你会认为是自己过于贪心,为自己的情感需要感到羞耻。有时你提出自己的情感需求,却遭到了父母的嘲笑或斥责。父母说:“我都养你、给你钱了,你还想怎样。”于是你开始自责,认为是自己要得太多。

· 最后,你可能发现自己不了解、也不提起自己的需求。

当父母问你:“你想吃什么 / 你想要什么”时,你发现自己总会说“随便”、“你们定就好”。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以上的描述,可能你就是情感忽视的受害者。

那么,到底什么是情感忽视呢?情感忽视又怎样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如何摆脱被情感忽视的影响?











1. 情感忽视是一种“不明显的伤害”

情感忽视指:家长没有提供给孩子自己本应该给予的情感支持。面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家长是不回应(unresponsiveness)、不可及(unavailability)和 / 或遗漏(omission)的。

“不回应”指的是家长不会积极响应孩子的情感需求,而是有意识地采取回避、否认或者批判的态度。比如转移话题、或是批评孩子“想太多”、“太脆弱”等等。

“不可及”指的是当孩子有情感需求时,家长没有闲暇去理会,或是由于家长不在场,所以孩子很难找到家长并向他们求助。

“遗漏”指的是家长疏忽了对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家长可能会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需求,但并不会过问孩子的情绪如何、是不是开心等等(Younget al., 2011; Webb, 2012)。

情感忽视是一种“不明显的伤害”。你很难通过外在的表现,来一个人有没有遭受情感忽视:被情感忽视的人身上没有伤痕、他们的父母也并没有对他们大吼大叫。因此,许多人直到成年以后,才发现自己在情感需求方面,有哪里不太对劲。

2. 情感忽视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a. “我是自己情感的陌生人”:对自己情绪不熟悉

在情感忽视中成长的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情绪并不熟悉。他们很难识别自己的情绪,也难以区分情绪与情绪之间细微的不同。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家长没有帮孩子学会识别自己的情感。

比如,一个会照料孩子情感需求的家长,在孩子哭泣的时候会关心孩子的情绪:“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于是孩子明白了自己的情绪状态是“难过”;而情感忽视的家长,可能会无视孩子的眼泪,或者讥讽孩子的软弱。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不明白自己的内在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情绪波动。

b. “我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好过一点”:不懂得自我关怀

被情感忽视的孩子长大后,在自己痛苦时,不会也不懂怎么进行自我关怀(self-care)。这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教他们如何去应对自己的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孩子开始否认自己的情绪需要,他们想:“既然父母不在意我的需求,说明这些需求并不重要,我不该有这些需要。”

一方面,被情感忽视者不去正视自己的需要,不去关怀自己的内心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常常用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情绪。许多被情感忽视者时常感到有种空虚感,Webb 博士认为这是他们用空虚来掩盖自己的其他情绪(p.73)。

c. “我没事,我很好,我不想要”:不向他人提自己的情感需求

被情绪忽视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也不常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怀,于是倾向于认为别人都不会提供支持,产生了“习得性无助”。

他们不再相信被人会回应自己的需求。而由于他们不表露需求,别人更加不清楚他们想要什么,甚至可能因为他们的不信任而远离他们。

d. “我搞不懂你为什么难过”:忽视他人的情感需要

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孩子,也容易忽视他人的情感需要。我们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推测他人的需求,而被情感忽视者长期不关注自己的情绪,因此也不会注意到他人的情感需求,或是虽然能意识到他人情绪低落,却不知道该怎么让别人好起来。

有些家长之所以会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情感忽视的受害者:这些家长在小时候,同样也被自己的父母情感忽视。

当你和这样的家长相处时,你能感受到他们对情感需求的不重视,比如他们会更多地看重生理需求,他们会说:“你现在至少不会饿死”。你会发现他们也不常表露自己的感情,或是用很不健康的方式来应对情绪,比如他们一旦生气了就关在房间里,或是抽烟喝闷酒等等。

* “以自我为中心”、“完美主义”、“工作狂”也是导致家长忽视孩子的原因。

a. 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家长而言,他们自己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孩子只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他们不会去关注自己孩子需要什么;即使关注,其目的更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比如哄骗孩子:“只要你考得好,我就带你去游乐场玩。”而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与同事进行攀比。

当你和这样的家长相处时,你时常会有种被利用感,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总得“围着他们的需求转”。他们可能只强调自己的需求,却从没有过问一句“你需要什么”。当你与他们沟通时,你会发现说话的中心总是被转移到对方身上。

b. 完美主义者的父母用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来要求孩子。如果你的父母是完美主义者,你可能觉得自己总是做得不够好,得到的更多是指责而不是夸赞。于是你一方面感到挫败,变得不敢为自己的成就自豪,因为这些成功在父母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另一方面,你又怀有期望,认为只要自己做得够好,就可以得到父母的鼓励。而不敢相信:“我已经足够好了,是父母的标准过高。”

c. 而有些家长会情感忽视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工作,有时也是家里经济的需要。






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被情感忽视的影响呢?Webb 博士指出,虽然被情感忽视的小孩没有从父母那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但是他们可以学着识别与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她提出了几点建议——

1. 学会管理情绪:识别 - 接受 - 归因 - 行动

既然情绪的产生有背后的缘由,那么找出情绪产生的原因,能够提升人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对此,Webb 博士建议当你感受到某种情绪时,可以采取“识别 - 接受 - 归因 - 行动”的步骤来应对它:

第一步:识别(Identify)情感。说出自己的情感是什么,是快乐、悲伤、还是愧疚等等。可以试着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学习更多用来表达情绪的词汇。

第二步:接受(Accept)情感。用不评判的态度去观察自己的情感。不要对自己说:“我现在的情感不好”,而是问自己:“我现在感受怎么样?我身体是什么感觉?如果情绪有颜色,它是什么颜色?”等等。

第三步:对情感进行归因(Attribute)。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刚才哪个因素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如果你一下子找不到理由,你可以想想上一次有类似情绪时,是什么情境。

第四步:考虑是否将情绪变为行动(Action)。首先,感受一下这种情绪让你有哪些行为冲动,比如是不是想打眼前的人,或是想要唱歌。随后,仔细地观察周围,在内心描绘看到的情境,比如“我看到对方身边有许多帮手”,评估自己的行为冲动是不是合适。如果不合适,考虑用其他行为代替,比如将打人,变为踢路边的石子等。

2. 用“充满爱意而坚定”的方式进行自我对话

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人们不擅长自我抚慰。当他们遇到挫折时,他们不会宽慰自己,反而会加倍自责。于是,日常生活里不断的自我攻击,持续地折磨他们,更加影响之后在学习、工作中的表现。

Webb 博士建议人们去学会用“充满爱意而坚定”的方式来自我对话。其中,“充满爱意”意味着当你失败后,用温和的言语自我鼓励,至少不要用恶劣的语句攻击自己。

而“坚定”指的是:在我们尝试积极的自我对话时,脑海里时常还是会冒出负面的声音,比如“你只是在骗自己”。在这时,你需要坚定地继续自我鼓励,并对那些声音说:“你们只是我的念头,不是事实。”来减少这些负面声音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方法外,如果你是一个情感忽视者,你还可以多靠近能够关怀我们情绪的人,向他们学习如何照顾情绪需求。

试着筛选你的社交关系,从中选出那些会关心你的情绪的人:他们会在你遇到挫折后,不仅仅给予建议,也会提供情感的支持。和他们在一起时,你会逐渐感到他们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并且会回应你的情绪变化。

社会性事件的讨论,如果被用来当作抒发偏见的借口、或者只是作为网上口诛笔伐的情绪宣泄口,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类似事件激发的大量注意力、以及大家讨论这类事件的热情,引导向更有意义的科普性学习和讨论。

批评父母或者孩子都很容易,但让中国的家庭调整含蓄的文化、变得更加善于表达爱却是现实的挑战。向前一代人宣战很容易,与他们不同却很难。已经成年的我们,应当明白一件事:我们的人生固然受到儿时经历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成年后的人生负起责任。甚至,要为未来你们的家庭关系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我们要理解过去对我们造成了什么,也要有力量去选择未来要成为什么。今晚伴着这个思考入睡吧~ 以上,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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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Webb, J. (2012). Running onEmpty: OvercomeYour Childhood Emotional Neglect. New York, NY:Morgan James Publishing.

Young, R., Lennie, S., & Minnis,H.(2011).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emotional neglect and control and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2(8), 889-897. 查看全部


近期的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社会性事件,又引发起大家关于父母教养、童年经历的热烈讨论。我们也曾在知乎上回答过关于父母与家庭教育的问题,(比如父母有哪些令人难以接受且常见的逻辑或思维模式?)与大家一起探讨很多家庭教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但在今天的文章开头,特别想提醒大家,无论是在看故事还是“新闻事件”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只凭“一方的故事”,不好判断故事中各方人物的实际行为、更惘论其精神状况——毕竟,一切“事实”都是经过主观解读的事实。 
我们无权批判那些被“控诉”被“书写”的家长们,也无权评价控诉者本人。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如果说这类关于“抨击父母”的社会事件有什么价值,应该是它再次制造出了一个关于家庭教养的讨论空间。人们再次思考,什么样的家庭教养是好的?



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控诉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我们在最近看到的很多故事分享中,能看到的最多的是中国家庭中常见的一种“情感忽视”。在孩子向父母提出自己感受上的痛苦时(如告诉父母自己在学校被欺负),父母没有理解到这种精神的痛苦对孩子来说的伤害,父母没有让孩子感受到情感上的支持。

我们想趁机来科普一下“儿童情感忽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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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困惑: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被父母情感忽视的受害者呢?

如果你遭遇了来自家长的情感忽视,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Webb, 2012, p.3):

· 你可能会有“被拒绝感”。

当你向父母提出自己的情感需要,总会得到来自父母的回避和否认。比如,每当你试图和他们谈论你的情感,父母就显得不自在,或是转移话题。你感到在你们中间有一堵墙,你的情感需要总是撞在墙上,没有被父母接纳。

· 你可能开始“自我怀疑”。

你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心想:“我是不是不值得被关怀,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他们总是忽视我的感受。”也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情绪感受,你会想:“我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我不正常?”

· 甚至,你开始为自己有情感需要感到愧疚。

你会认为是自己过于贪心,为自己的情感需要感到羞耻。有时你提出自己的情感需求,却遭到了父母的嘲笑或斥责。父母说:“我都养你、给你钱了,你还想怎样。”于是你开始自责,认为是自己要得太多。

· 最后,你可能发现自己不了解、也不提起自己的需求。

当父母问你:“你想吃什么 / 你想要什么”时,你发现自己总会说“随便”、“你们定就好”。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在乎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以上的描述,可能你就是情感忽视的受害者。

那么,到底什么是情感忽视呢?情感忽视又怎样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如何摆脱被情感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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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感忽视是一种“不明显的伤害”

情感忽视指:家长没有提供给孩子自己本应该给予的情感支持。面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家长是不回应(unresponsiveness)、不可及(unavailability)和 / 或遗漏(omission)的。

“不回应”指的是家长不会积极响应孩子的情感需求,而是有意识地采取回避、否认或者批判的态度。比如转移话题、或是批评孩子“想太多”、“太脆弱”等等。

“不可及”指的是当孩子有情感需求时,家长没有闲暇去理会,或是由于家长不在场,所以孩子很难找到家长并向他们求助。

“遗漏”指的是家长疏忽了对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家长可能会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需求,但并不会过问孩子的情绪如何、是不是开心等等(Younget al., 2011; Webb, 2012)。

情感忽视是一种“不明显的伤害”。你很难通过外在的表现,来一个人有没有遭受情感忽视:被情感忽视的人身上没有伤痕、他们的父母也并没有对他们大吼大叫。因此,许多人直到成年以后,才发现自己在情感需求方面,有哪里不太对劲。

2. 情感忽视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a. “我是自己情感的陌生人”:对自己情绪不熟悉

在情感忽视中成长的孩子,长大后对自己的情绪并不熟悉。他们很难识别自己的情绪,也难以区分情绪与情绪之间细微的不同。
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家长没有帮孩子学会识别自己的情感。

比如,一个会照料孩子情感需求的家长,在孩子哭泣的时候会关心孩子的情绪:“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于是孩子明白了自己的情绪状态是“难过”;而情感忽视的家长,可能会无视孩子的眼泪,或者讥讽孩子的软弱。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不明白自己的内在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情绪波动。

b. “我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好过一点”:不懂得自我关怀

被情感忽视的孩子长大后,在自己痛苦时,不会也不懂怎么进行自我关怀(self-care)。这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教他们如何去应对自己的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孩子开始否认自己的情绪需要,他们想:“既然父母不在意我的需求,说明这些需求并不重要,我不该有这些需要。”

一方面,被情感忽视者不去正视自己的需要,不去关怀自己的内心状态;另一方面,他们常常用不健康的方式去应对情绪。许多被情感忽视者时常感到有种空虚感,Webb 博士认为这是他们用空虚来掩盖自己的其他情绪(p.73)。

c. “我没事,我很好,我不想要”:不向他人提自己的情感需求

被情绪忽视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也不常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怀,于是倾向于认为别人都不会提供支持,产生了“习得性无助”。

他们不再相信被人会回应自己的需求。而由于他们不表露需求,别人更加不清楚他们想要什么,甚至可能因为他们的不信任而远离他们。

d. “我搞不懂你为什么难过”:忽视他人的情感需要

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孩子,也容易忽视他人的情感需要。我们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推测他人的需求,而被情感忽视者长期不关注自己的情绪,因此也不会注意到他人的情感需求,或是虽然能意识到他人情绪低落,却不知道该怎么让别人好起来。

有些家长之所以会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情感忽视的受害者:这些家长在小时候,同样也被自己的父母情感忽视。

当你和这样的家长相处时,你能感受到他们对情感需求的不重视,比如他们会更多地看重生理需求,他们会说:“你现在至少不会饿死”。你会发现他们也不常表露自己的感情,或是用很不健康的方式来应对情绪,比如他们一旦生气了就关在房间里,或是抽烟喝闷酒等等。

* “以自我为中心”、“完美主义”、“工作狂”也是导致家长忽视孩子的原因。

a. 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家长而言,他们自己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孩子只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他们不会去关注自己孩子需要什么;即使关注,其目的更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比如哄骗孩子:“只要你考得好,我就带你去游乐场玩。”而背后的目的是为了与同事进行攀比。

当你和这样的家长相处时,你时常会有种被利用感,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总得“围着他们的需求转”。他们可能只强调自己的需求,却从没有过问一句“你需要什么”。当你与他们沟通时,你会发现说话的中心总是被转移到对方身上。

b. 完美主义者的父母用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来要求孩子。如果你的父母是完美主义者,你可能觉得自己总是做得不够好,得到的更多是指责而不是夸赞。于是你一方面感到挫败,变得不敢为自己的成就自豪,因为这些成功在父母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另一方面,你又怀有期望,认为只要自己做得够好,就可以得到父母的鼓励。而不敢相信:“我已经足够好了,是父母的标准过高。”

c. 而有些家长会情感忽视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工作,有时也是家里经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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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被情感忽视的影响呢?Webb 博士指出,虽然被情感忽视的小孩没有从父母那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但是他们可以学着识别与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她提出了几点建议——

1. 学会管理情绪:识别 - 接受 - 归因 - 行动

既然情绪的产生有背后的缘由,那么找出情绪产生的原因,能够提升人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对此,Webb 博士建议当你感受到某种情绪时,可以采取“识别 - 接受 - 归因 - 行动”的步骤来应对它:

第一步:识别(Identify)情感。说出自己的情感是什么,是快乐、悲伤、还是愧疚等等。可以试着从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学习更多用来表达情绪的词汇。

第二步:接受(Accept)情感。用不评判的态度去观察自己的情感。不要对自己说:“我现在的情感不好”,而是问自己:“我现在感受怎么样?我身体是什么感觉?如果情绪有颜色,它是什么颜色?”等等。

第三步:对情感进行归因(Attribute)。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刚才哪个因素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如果你一下子找不到理由,你可以想想上一次有类似情绪时,是什么情境。

第四步:考虑是否将情绪变为行动(Action)。首先,感受一下这种情绪让你有哪些行为冲动,比如是不是想打眼前的人,或是想要唱歌。随后,仔细地观察周围,在内心描绘看到的情境,比如“我看到对方身边有许多帮手”,评估自己的行为冲动是不是合适。如果不合适,考虑用其他行为代替,比如将打人,变为踢路边的石子等。

2. 用“充满爱意而坚定”的方式进行自我对话

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人们不擅长自我抚慰。当他们遇到挫折时,他们不会宽慰自己,反而会加倍自责。于是,日常生活里不断的自我攻击,持续地折磨他们,更加影响之后在学习、工作中的表现。

Webb 博士建议人们去学会用“充满爱意而坚定”的方式来自我对话。其中,“充满爱意”意味着当你失败后,用温和的言语自我鼓励,至少不要用恶劣的语句攻击自己。

而“坚定”指的是:在我们尝试积极的自我对话时,脑海里时常还是会冒出负面的声音,比如“你只是在骗自己”。在这时,你需要坚定地继续自我鼓励,并对那些声音说:“你们只是我的念头,不是事实。”来减少这些负面声音的影响。

除了以上的方法外,如果你是一个情感忽视者,你还可以多靠近能够关怀我们情绪的人,向他们学习如何照顾情绪需求。

试着筛选你的社交关系,从中选出那些会关心你的情绪的人:他们会在你遇到挫折后,不仅仅给予建议,也会提供情感的支持。和他们在一起时,你会逐渐感到他们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并且会回应你的情绪变化。

社会性事件的讨论,如果被用来当作抒发偏见的借口、或者只是作为网上口诛笔伐的情绪宣泄口,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把类似事件激发的大量注意力、以及大家讨论这类事件的热情,引导向更有意义的科普性学习和讨论。

批评父母或者孩子都很容易,但让中国的家庭调整含蓄的文化、变得更加善于表达爱却是现实的挑战。向前一代人宣战很容易,与他们不同却很难。已经成年的我们,应当明白一件事:我们的人生固然受到儿时经历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是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成年后的人生负起责任。甚至,要为未来你们的家庭关系负起一部分的责任。


我们要理解过去对我们造成了什么,也要有力量去选择未来要成为什么。今晚伴着这个思考入睡吧~ 以上,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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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Webb, J. (2012). Running onEmpty: OvercomeYour Childhood Emotional Neglect. New York, NY:Morgan James Publishing.

Young, R., Lennie, S., & Minnis,H.(2011).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emotional neglect and control andpsychopathology.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2(8), 88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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