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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生不愿意追女生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别无选择

情感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2019-01-02 10:20 • 来自相关话题

当一个男孩纸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觉得是他过往的个人经历导致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一群男孩纸都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将其看作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并去分析它。而如果站在国家层面,当社会中结婚率和出生率肉眼可见地降低,单身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就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予以适当方式应对的。

而“为什么这几年男生都不愿意去追女生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用以上各种层面进行理解,比如站在微观的个体角度,它可能意味着一段段个人经历组成的追女生不成的血泪史。站在社会群体的角度,它可能体现着这一代年轻人全新的婚恋观与生活态度。而我试图站在一个最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它事实上体现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代社会病理。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社会病理呢?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概念上的抽象界定,即“恋爱”,“情感”以至于“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男孩纸为什么会有想去追女孩纸或者男孩纸的冲动呢?很明显不仅仅只是因为“性”,因为如果只是为了那三秒至个把小时的快感我们大可以买春或者约的方式搞定,没必要展开一段恋爱关系。我个人采取的理解方式是,人会想着去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是组成家庭更多的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所谓“人的社会再生产”并不仅仅只是指的去造小人,虽然这是社会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社会再生产同时也指的是人再一次地重新生产自我,即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实现了以前仅凭一己之力实现不了的自我,达成了通过互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出了全新的,更好的自己。而正是这种社会中的再生产需要(一是生产小孩,二是生产全新的自我),人们才会想着去恋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男孩纸甚至女孩纸都开始不愿意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尝试了呢?并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突然间变了。更准确的说,出问题的并不是人,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有再生产部门,就肯定有生产部门,而社会的生产指的是物或商品的生产。而现代社会恰好也是这么一个社会生产极度发达的时代,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成就。而正是因为社会生产部门过于发达,使得它开始侵入并蚕食了再生产部门 (Fraser, Jaeggi: 2018)。而之所以男孩不再愿意去追求女生,这很大程度就是社会生产部门蚕食社会再生产部门的一个集中表现。

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太抽象,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社会生产部门侵入再生产部门的方式有两种。首先便是通过生产出来的文化消费品左右着人们进行再生产的意愿。比如说主要是提供给女性的霸道总裁偶像剧或者青春疼痛文学。当女性们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她们对于恋爱和亲密关系的 schema 实际上已经被这些产品给塑型了,而很明显没有几个现实中的男生会是这种霸道总裁或者纯情幼驯染,结果便是女生们吃着偶像剧和快餐爱情小说中的糖时,已经给现实中的男性们判了个死缓了。而在男性方面,各种游戏,动漫甚至成人影片中的各种奶子大腿同样也给男生关于女性的 schema 定了型,令他们可能更愿意通过购买这些文化产品和“虚拟老婆”的方式达到情感的满足而不是去和现实中的女生谈恋爱。毕竟现实中男生们,哪个会有机会真在现实中碰到身材劲爆如峰不二子,性格软萌如血小板,病娇猎奇如时崎狂三的妹子呢?

社会生产部门对于再生产部门的侵入的第二种方式,便是人们开始习惯性地使用生产的逻辑来处理再生产的问题了。什么意思呢?“生产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运用最小的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回报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市场之中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去遵守和利用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经济人”式的思维进入到了再生产部门,结果就不太一样了。谈恋爱和发展亲密关系在现代人眼里不再是自我再生产,再塑造的一个过程,而是追逐消费和享受在人际关系中的延伸。追女生所花的精力和金钱成为了一种投资,男生们渴望的式这笔投资最终一定要有收益。甚至对于这种收益的等待时间都不宜过长,短线的快速收益最好。所谓女生觉得怎么男生追到一半不追了其实就是男生不想玩长线操作选择割肉止损的一个体现。而在这种“经济人”思维下的情感之中,要是只图为爱付出不求回报便会被归为“舔狗”和“自我感动”。同样在女生那,只要吊着男生便有各种礼物或者约会作为收益的话,如此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不是傻吗?如此一来更加加重了男性需要在发展感情中的投入,也就愈发抑制男生投入感情的意愿。毕竟有那么多别的投资回报率更大,为什么要投资感情呢?结果便是,当大家都用一种做生意的眼光看待感情时,感情这种操作周期长,回报率堪忧的“项目”天然就不适合投资,至于结婚生子?拜托这种稳赔不赚的事情谁爱做谁做。于是,现代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正式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这是理性的“经济人”几乎必然的选择。

当然,我接下来并不是要批判说什么“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啊,或者是唱一段《从前慢》宣扬还是过去好因为“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因为我们祖辈之所以更多的选择“长相思守”其实也是社会逼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一生投入到一个人身上。而事实上,现代社会发达的社会生产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愉悦是实打实的,是长相思守的老一辈无法享受到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这种发达的社会生产对于再生产部门的入侵和蚕食以及导致的诸如男生渐渐不愿意去追求女生了的后果仍然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危害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再生产的良好运作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石和前提,因为没有各式各样存在着的人的话,产品不仅生产不出来也会卖不出去。但是,社会生产的侵蚀作用相当于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而当社会再生产彻底难以为继的时候,社会生产又该如何继续呢?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高单身率,高离婚率便是警钟。

综上,“男生为什么不再愿意追求女生了”的原因并不能单一地归结为男生或者女生地问题,它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疾病症状。没有哪个女生天生就会憧憬高富帅从天而降,也没有哪个男生天生就只想对着奶子大腿门特,只是生活在这样地社会中我们都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 Polity, Cambridge and Medford, MA, 2018 查看全部
当一个男孩纸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觉得是他过往的个人经历导致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一群男孩纸都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将其看作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并去分析它。而如果站在国家层面,当社会中结婚率和出生率肉眼可见地降低,单身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就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予以适当方式应对的。

而“为什么这几年男生都不愿意去追女生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用以上各种层面进行理解,比如站在微观的个体角度,它可能意味着一段段个人经历组成的追女生不成的血泪史。站在社会群体的角度,它可能体现着这一代年轻人全新的婚恋观与生活态度。而我试图站在一个最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它事实上体现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代社会病理。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社会病理呢?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概念上的抽象界定,即“恋爱”,“情感”以至于“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男孩纸为什么会有想去追女孩纸或者男孩纸的冲动呢?很明显不仅仅只是因为“性”,因为如果只是为了那三秒至个把小时的快感我们大可以买春或者约的方式搞定,没必要展开一段恋爱关系。我个人采取的理解方式是,人会想着去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是组成家庭更多的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所谓“人的社会再生产”并不仅仅只是指的去造小人,虽然这是社会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社会再生产同时也指的是人再一次地重新生产自我,即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实现了以前仅凭一己之力实现不了的自我,达成了通过互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出了全新的,更好的自己。而正是这种社会中的再生产需要(一是生产小孩,二是生产全新的自我),人们才会想着去恋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男孩纸甚至女孩纸都开始不愿意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尝试了呢?并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突然间变了。更准确的说,出问题的并不是人,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有再生产部门,就肯定有生产部门,而社会的生产指的是物或商品的生产。而现代社会恰好也是这么一个社会生产极度发达的时代,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成就。而正是因为社会生产部门过于发达,使得它开始侵入并蚕食了再生产部门 (Fraser, Jaeggi: 2018)。而之所以男孩不再愿意去追求女生,这很大程度就是社会生产部门蚕食社会再生产部门的一个集中表现。

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太抽象,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社会生产部门侵入再生产部门的方式有两种。首先便是通过生产出来的文化消费品左右着人们进行再生产的意愿。比如说主要是提供给女性的霸道总裁偶像剧或者青春疼痛文学。当女性们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她们对于恋爱和亲密关系的 schema 实际上已经被这些产品给塑型了,而很明显没有几个现实中的男生会是这种霸道总裁或者纯情幼驯染,结果便是女生们吃着偶像剧和快餐爱情小说中的糖时,已经给现实中的男性们判了个死缓了。而在男性方面,各种游戏,动漫甚至成人影片中的各种奶子大腿同样也给男生关于女性的 schema 定了型,令他们可能更愿意通过购买这些文化产品和“虚拟老婆”的方式达到情感的满足而不是去和现实中的女生谈恋爱。毕竟现实中男生们,哪个会有机会真在现实中碰到身材劲爆如峰不二子,性格软萌如血小板,病娇猎奇如时崎狂三的妹子呢?

社会生产部门对于再生产部门的侵入的第二种方式,便是人们开始习惯性地使用生产的逻辑来处理再生产的问题了。什么意思呢?“生产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运用最小的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回报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市场之中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去遵守和利用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经济人”式的思维进入到了再生产部门,结果就不太一样了。谈恋爱和发展亲密关系在现代人眼里不再是自我再生产,再塑造的一个过程,而是追逐消费和享受在人际关系中的延伸。追女生所花的精力和金钱成为了一种投资,男生们渴望的式这笔投资最终一定要有收益。甚至对于这种收益的等待时间都不宜过长,短线的快速收益最好。所谓女生觉得怎么男生追到一半不追了其实就是男生不想玩长线操作选择割肉止损的一个体现。而在这种“经济人”思维下的情感之中,要是只图为爱付出不求回报便会被归为“舔狗”和“自我感动”。同样在女生那,只要吊着男生便有各种礼物或者约会作为收益的话,如此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不是傻吗?如此一来更加加重了男性需要在发展感情中的投入,也就愈发抑制男生投入感情的意愿。毕竟有那么多别的投资回报率更大,为什么要投资感情呢?结果便是,当大家都用一种做生意的眼光看待感情时,感情这种操作周期长,回报率堪忧的“项目”天然就不适合投资,至于结婚生子?拜托这种稳赔不赚的事情谁爱做谁做。于是,现代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正式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这是理性的“经济人”几乎必然的选择。

当然,我接下来并不是要批判说什么“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啊,或者是唱一段《从前慢》宣扬还是过去好因为“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因为我们祖辈之所以更多的选择“长相思守”其实也是社会逼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一生投入到一个人身上。而事实上,现代社会发达的社会生产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愉悦是实打实的,是长相思守的老一辈无法享受到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这种发达的社会生产对于再生产部门的入侵和蚕食以及导致的诸如男生渐渐不愿意去追求女生了的后果仍然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危害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再生产的良好运作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石和前提,因为没有各式各样存在着的人的话,产品不仅生产不出来也会卖不出去。但是,社会生产的侵蚀作用相当于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而当社会再生产彻底难以为继的时候,社会生产又该如何继续呢?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高单身率,高离婚率便是警钟。

综上,“男生为什么不再愿意追求女生了”的原因并不能单一地归结为男生或者女生地问题,它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疾病症状。没有哪个女生天生就会憧憬高富帅从天而降,也没有哪个男生天生就只想对着奶子大腿门特,只是生活在这样地社会中我们都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 Polity, Cambridge and Medford, MA, 2018

中年人出轨的第一大原因是想找人说说话

家庭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19-01-02 10:14 • 来自相关话题

 匿名用户

这个问题我看过三十次,其中有十次都想回答,但是最终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实在太宽泛了。

每一天,都有无穷多的想法。其中有代表性的,也有数十种之多,很难归纳。

其中有很多问题很难下定义,比如说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是不是满意,生活工作是不是开心,自己到底属于什么社会阶层,等等等等。

首先说说生活。我自己年收入 30 以上,稳定,死工资。老婆年收 40-60,不稳定。有一个儿子,两台车,三套房,其中一套小产权,另外还有三套是丈母娘家拆迁的,还有一套是自己老家的,暂时都不算自己的。生活在一个网上传得很牛逼其实也就一般般的城市,做一个合资企业的中层技术管理。

然后再谈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关于生活的。

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家庭里面,我只要负责有需求的时候出现,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该签字的时候签字,其他时候,该消失就消失。

比如上周,我老板私下里找我,说他即将离职,出于他的处境考虑,在他在职期间不会再给我加薪,并且怂恿我在他离职后跟公司谈条件,狮子大开口,如果公司不能满足我,那么我也离职。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拿着比别人低的薪资,干着最多的活,用他的话说,现在的薪资跟我的能力和贡献不匹配。在这种前提下,他不给我加薪,要么我自己再憋屈一年,要么就跟公司摊牌走人。

可是我前几年别人双倍薪资约我去外地的时候,我没走。客户单位双倍薪资要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也没去。为啥,因为我老婆平时不在家,在另外一个城市,周末才回来,而我父母都在,小孩也在,6 月老妈气胸送急诊,我在开车路上就在想,幸好我没有去外地,否则有急事鞭长莫及真的要急死人。

也就是说,看似选择很多,其实无路可走。这种前提下,老板跟我讲了这样的话,我看了除了忍毫无办法。而错过今年,算起来就三年不加薪了。

这样的烦恼,我下班的时候想找个人讲。我打给老婆,她说她忙,没空跟我说话。

其他,就找不到人说了。跟父母谈,只会徒增他们烦恼,跟发小聊,他们一定让我撸袖子干他妈的,跟其他朋友聊,你会觉得自己在浪费别人时间。所以就忍了,忍了一夜,第二天继续上班。周末看到老婆回来,她依然无休止地督促儿子学习,并没有一丝一毫要理我的意思。

这样的事情常常在发生。包括老婆和父母儿子在内的所有人,并没有一个半个关心我是不是开心,自己想讲的话,99%都烂在了肚子里。

有时候我想,其实现在的我突然死掉是最合适的,家里拿一笔保险,也不用照顾我的喜怒哀乐或者考虑我的脾气,一次性把自己的家庭效用发挥到了极致。

第二个想法,是关于工作的。

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工作需要靠佛性,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气死。

常常在知乎看到一些职场话题,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牛逼老板是傻逼。我就羡慕这些人的老板,我希望多来几个这样的员工,把我当傻逼也可以,只要你真的够牛逼。

然而现实中,完全相反。

我自己在做基层管理或者做基层员工的时候,95%以上的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全部搞定,最后给老板一个好的结果。碰到不会的,一个问题查 7-8 小时资料再加上一整个周末分析数据都很正常。工作做不好,睡觉睡不着,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我的下属不是这样,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让我勉强满意,其他的在我看来真的毫无价值。

跑我这里来叫苦的有,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骂。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上过工地,连续几十小时不休息,热天干到中暑,半夜冒着台风暴雨下货,冬天半夜三点上工地也很多,遇到灰斗堵了工人都嫌脏自己穿个工服带个面罩进去掏,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现在让这些年轻人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只是事情多一些就跟我叫苦,我真的无 fuck 说。更何况,很多人的所谓苦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能一次做好的事情非得只做 5 分 7 分,剩下一点等着别人帮他收尾,一旦出了问题再怨天怨地花十倍百倍的时间去擦屁股。自己的专业问题自己不去研究,拿一些粗浅的问题越级来问我,逼得我开会拍桌子骂人。

然后,只要一个低级错误,就变成擦不完的屁股。只要一个稍微复杂的系统或者程式,就逼得我不得不介入,否则就无限期 delay。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才,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学习研究,不愿意提升自己的效率,提升自己的价值,就只是混吃等死而已。我下面目前有四十五人,最低都是工程师,其他各等级的人都有,但是在我看来,他们之中 80%的人可以被一个中专生替代。

可是,这些人你给他们安排培训,他们不愿意学,或者学不会,我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越来越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去年有一次自己气到头疼发抖之后,更加告诫自己要佛系。

其实所谓责任心,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程度。然而长此以往,真的很累。

第三个想法,关于心态。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经过我自己反复思考比较,是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一辆自行车,我的小女朋友坐后面,一起从一个校区到另一个,从教室到宿舍。后来有了一辆电瓶车,我至今都记得把电瓶车骑到极速两个人大声呼喊,哇!这就是风驰电掣的感觉!

后来我有了车,有了大房子,有了自己曾经羡慕过的耳机,羡慕过的手表,但是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开心。

我记得我房子刚刚交房的时候,我上海的一个好兄弟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其实对一个男人来说,有张床,有个厕所,有台电脑就足够了。我真的同意这句话,不能更同意了。因为在这些年里面,买房子这件事从来没有让我有过哪怕一秒的开心。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其他房子我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连地址和楼层我都记不住。我想说是,人有再多房子,睡觉也不过一张床,没有人有本事一晚上睡三套房子。我们的社会逼得人人都喜欢房子,这是一种病态,是错误的。很多事,并不是大多数人觉得对它就对的,而错的事大多数人都觉得对,那就是疯狂!

可惜,家庭的钱往哪里花也没人会跟我商量,只是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出现而已。

生活中的开心,现在只能来源于跟发小的相聚,一年大概三四次而已。平常的日子里,很难真的开心一次,就连一家人出去吃顿好的或者看个电影,都要么是父母不想吃,要么小孩不能吃,要么谁谁身体不好,要么小孩要补课。一件小事提了三次不能成行,就以后再也不想提了,就更别说什么旅游或是度假这样的中期计划了。

最后一个想法,关于欲望。

我跟老婆保持了很平稳的差不多两个月一次的频率。年轻时就因为这事闹,现在人到中年,也懒得闹了。高晓松不是说吗,四十不惑的意思,就是到了四十搞不懂的问题也就不想去搞懂了。以前这方面不让人满意,我还问一些问题,现在懒得问,而老婆一般都会随意地给一个拒绝的理由,然后我就同意,其实她说的是啥对我根本不重要,她自己也清楚。

我觉得中年人为什么会出轨,第一大原因是因为想找人说说话。

第二大原因是证明自己还活着,想被人称赞,被人想念,被人关心。

在家庭里,你身体不出问题你就是透明的,除非需要你出来做事。

第三大原因,就是改变在性上一潭死水的状态。每个人都有道德枷锁,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理智控制,只不过控制的效果因人而异罢了。

而我自己,至今没出轨的原因很简单。懒。

话不投机的人,我不愿意与之交流,而我更不愿意跟说话 low 的人发生肉体关系。

就算能聊得来的人,有点好感,只要想想如果发生什么之后的各种繁琐,就打退堂鼓了。

然而其实这里有个可怕的点,那就是所有的风平浪静,都是自己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之后忍下来的。讲讲道德容易,讲讲理智也容易,但是人如果都是道德和理智的,也就没那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了。谁也不知道忍能忍多久,这就是问题。

中年人吵架总是来的快去得快,第一因为互相知道底线,第二也能互相体谅,第三也真的是懒得吵,知道不会改变什么。说到底,还是忍。

夫妻之间超过十年的,会相互关心身体健康,对表现明显的身体异常也会关心,比如喝多了,肚子疼头疼之类的。基本上,跟关心父母关心小孩没啥差别,所以说婚姻久了就是亲情,就是这个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吧,中年人就好像一部机器,平时都是被各种事堆满的,有的好处理有的不好处理,有的结果好有的结果不好,而所谓人到中年,就是不论好不好,心态越来越平和或者消极,不求惊喜,只求不要惊吓,如此而已。 查看全部


 匿名用户


这个问题我看过三十次,其中有十次都想回答,但是最终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实在太宽泛了。

每一天,都有无穷多的想法。其中有代表性的,也有数十种之多,很难归纳。

其中有很多问题很难下定义,比如说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是不是满意,生活工作是不是开心,自己到底属于什么社会阶层,等等等等。

首先说说生活。我自己年收入 30 以上,稳定,死工资。老婆年收 40-60,不稳定。有一个儿子,两台车,三套房,其中一套小产权,另外还有三套是丈母娘家拆迁的,还有一套是自己老家的,暂时都不算自己的。生活在一个网上传得很牛逼其实也就一般般的城市,做一个合资企业的中层技术管理。

然后再谈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关于生活的。

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家庭里面,我只要负责有需求的时候出现,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该签字的时候签字,其他时候,该消失就消失。

比如上周,我老板私下里找我,说他即将离职,出于他的处境考虑,在他在职期间不会再给我加薪,并且怂恿我在他离职后跟公司谈条件,狮子大开口,如果公司不能满足我,那么我也离职。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拿着比别人低的薪资,干着最多的活,用他的话说,现在的薪资跟我的能力和贡献不匹配。在这种前提下,他不给我加薪,要么我自己再憋屈一年,要么就跟公司摊牌走人。

可是我前几年别人双倍薪资约我去外地的时候,我没走。客户单位双倍薪资要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也没去。为啥,因为我老婆平时不在家,在另外一个城市,周末才回来,而我父母都在,小孩也在,6 月老妈气胸送急诊,我在开车路上就在想,幸好我没有去外地,否则有急事鞭长莫及真的要急死人。

也就是说,看似选择很多,其实无路可走。这种前提下,老板跟我讲了这样的话,我看了除了忍毫无办法。而错过今年,算起来就三年不加薪了。

这样的烦恼,我下班的时候想找个人讲。我打给老婆,她说她忙,没空跟我说话。

其他,就找不到人说了。跟父母谈,只会徒增他们烦恼,跟发小聊,他们一定让我撸袖子干他妈的,跟其他朋友聊,你会觉得自己在浪费别人时间。所以就忍了,忍了一夜,第二天继续上班。周末看到老婆回来,她依然无休止地督促儿子学习,并没有一丝一毫要理我的意思。

这样的事情常常在发生。包括老婆和父母儿子在内的所有人,并没有一个半个关心我是不是开心,自己想讲的话,99%都烂在了肚子里。

有时候我想,其实现在的我突然死掉是最合适的,家里拿一笔保险,也不用照顾我的喜怒哀乐或者考虑我的脾气,一次性把自己的家庭效用发挥到了极致。

第二个想法,是关于工作的。

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工作需要靠佛性,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气死。

常常在知乎看到一些职场话题,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牛逼老板是傻逼。我就羡慕这些人的老板,我希望多来几个这样的员工,把我当傻逼也可以,只要你真的够牛逼。

然而现实中,完全相反。

我自己在做基层管理或者做基层员工的时候,95%以上的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全部搞定,最后给老板一个好的结果。碰到不会的,一个问题查 7-8 小时资料再加上一整个周末分析数据都很正常。工作做不好,睡觉睡不着,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我的下属不是这样,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让我勉强满意,其他的在我看来真的毫无价值。

跑我这里来叫苦的有,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骂。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上过工地,连续几十小时不休息,热天干到中暑,半夜冒着台风暴雨下货,冬天半夜三点上工地也很多,遇到灰斗堵了工人都嫌脏自己穿个工服带个面罩进去掏,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现在让这些年轻人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只是事情多一些就跟我叫苦,我真的无 fuck 说。更何况,很多人的所谓苦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能一次做好的事情非得只做 5 分 7 分,剩下一点等着别人帮他收尾,一旦出了问题再怨天怨地花十倍百倍的时间去擦屁股。自己的专业问题自己不去研究,拿一些粗浅的问题越级来问我,逼得我开会拍桌子骂人。

然后,只要一个低级错误,就变成擦不完的屁股。只要一个稍微复杂的系统或者程式,就逼得我不得不介入,否则就无限期 delay。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才,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学习研究,不愿意提升自己的效率,提升自己的价值,就只是混吃等死而已。我下面目前有四十五人,最低都是工程师,其他各等级的人都有,但是在我看来,他们之中 80%的人可以被一个中专生替代。

可是,这些人你给他们安排培训,他们不愿意学,或者学不会,我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越来越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去年有一次自己气到头疼发抖之后,更加告诫自己要佛系。

其实所谓责任心,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程度。然而长此以往,真的很累。

第三个想法,关于心态。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经过我自己反复思考比较,是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一辆自行车,我的小女朋友坐后面,一起从一个校区到另一个,从教室到宿舍。后来有了一辆电瓶车,我至今都记得把电瓶车骑到极速两个人大声呼喊,哇!这就是风驰电掣的感觉!

后来我有了车,有了大房子,有了自己曾经羡慕过的耳机,羡慕过的手表,但是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开心。

我记得我房子刚刚交房的时候,我上海的一个好兄弟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其实对一个男人来说,有张床,有个厕所,有台电脑就足够了。我真的同意这句话,不能更同意了。因为在这些年里面,买房子这件事从来没有让我有过哪怕一秒的开心。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其他房子我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连地址和楼层我都记不住。我想说是,人有再多房子,睡觉也不过一张床,没有人有本事一晚上睡三套房子。我们的社会逼得人人都喜欢房子,这是一种病态,是错误的。很多事,并不是大多数人觉得对它就对的,而错的事大多数人都觉得对,那就是疯狂!

可惜,家庭的钱往哪里花也没人会跟我商量,只是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出现而已。

生活中的开心,现在只能来源于跟发小的相聚,一年大概三四次而已。平常的日子里,很难真的开心一次,就连一家人出去吃顿好的或者看个电影,都要么是父母不想吃,要么小孩不能吃,要么谁谁身体不好,要么小孩要补课。一件小事提了三次不能成行,就以后再也不想提了,就更别说什么旅游或是度假这样的中期计划了。

最后一个想法,关于欲望。

我跟老婆保持了很平稳的差不多两个月一次的频率。年轻时就因为这事闹,现在人到中年,也懒得闹了。高晓松不是说吗,四十不惑的意思,就是到了四十搞不懂的问题也就不想去搞懂了。以前这方面不让人满意,我还问一些问题,现在懒得问,而老婆一般都会随意地给一个拒绝的理由,然后我就同意,其实她说的是啥对我根本不重要,她自己也清楚。

我觉得中年人为什么会出轨,第一大原因是因为想找人说说话。

第二大原因是证明自己还活着,想被人称赞,被人想念,被人关心。

在家庭里,你身体不出问题你就是透明的,除非需要你出来做事。

第三大原因,就是改变在性上一潭死水的状态。每个人都有道德枷锁,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理智控制,只不过控制的效果因人而异罢了。

而我自己,至今没出轨的原因很简单。懒。

话不投机的人,我不愿意与之交流,而我更不愿意跟说话 low 的人发生肉体关系。

就算能聊得来的人,有点好感,只要想想如果发生什么之后的各种繁琐,就打退堂鼓了。

然而其实这里有个可怕的点,那就是所有的风平浪静,都是自己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之后忍下来的。讲讲道德容易,讲讲理智也容易,但是人如果都是道德和理智的,也就没那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了。谁也不知道忍能忍多久,这就是问题。

中年人吵架总是来的快去得快,第一因为互相知道底线,第二也能互相体谅,第三也真的是懒得吵,知道不会改变什么。说到底,还是忍。

夫妻之间超过十年的,会相互关心身体健康,对表现明显的身体异常也会关心,比如喝多了,肚子疼头疼之类的。基本上,跟关心父母关心小孩没啥差别,所以说婚姻久了就是亲情,就是这个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吧,中年人就好像一部机器,平时都是被各种事堆满的,有的好处理有的不好处理,有的结果好有的结果不好,而所谓人到中年,就是不论好不好,心态越来越平和或者消极,不求惊喜,只求不要惊吓,如此而已。

我讨厌父母,直到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伤

心理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2 次浏览 • 2019-01-02 09:54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查看全部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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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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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5 次浏览 • 2018-12-28 15:08 • 来自相关话题

“我现在才知道,说‘你真像个学生’不是在夸你年轻,是说你傻!”
“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计划着假期去哪里玩,可是又大部分没有成行;上班这些年真是后悔极了,应该趁年轻多玩玩呀,上了班哪里还有寒暑假!”
“我明年要结婚了……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


当 20 多岁的青年们越来越担任起社会、工作、家庭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对品质和精神层面的更多需求,很会“买买买”,也想“说走就走”去看看“那么大的世界”,然而忙碌的工作、刚刚组建的家庭、繁琐的生活,重重压力成为了一道道束缚着年轻人的边框,让他们无法享受生活的无忧无虑、世界的无边无际。

“有框青年”这个词,就这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1]。其中当代年轻人的焦虑、迷茫,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接受社会的“毒打”——青春期该延长吗

这个学期我在上一门“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评价方法”的课,老师在点评我们的作业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全班有 3/4 的作业选取的研究对象都是大学生、研究生,你们这哪里研究的是青少年?

老师的点评让我们一震:啊,原来我不是青少年了吗?






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但被小朋友叫“阿姨”的时候也不再会暴跳如雷、发三条朋友圈吐槽了;虽然还觉得自己有学生身份、在家还是被当小朋友,但年龄早就是 2 开头了。每到过年在家的时候,是自我怀疑最严重的时候:自己不像十几岁的高中生一样不用担心未来选择,作业会填满他们的迷茫;也不像更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们有钱可花,充实的钱包给他们安全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叔叔伯伯给的压岁钱,也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给刚出生的侄辈压岁钱。

这个时候的我,还是青少年吗?

青少年时期(adolescence),或说青春期,是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生命的阶段,其定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把青春期的范围划到了 10-20 岁,我国一般认为是 11-18 岁,老师给课堂作业的规定是 10-16 岁,近期还有研究认为现在的青春期要延长到 24 岁才合理[2]。

我们在初中生物课上就学过,在青春期我们会经历生理成熟;而心理学更关注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医学和教育体系都不发达的时候,十几岁的人们已经进入社会,承担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完成从儿童到“大人”的角色转变。然而近年来,20 岁出头的人还在上学也已变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到了 30 岁都不会选择结婚。可以说,从儿童时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越来越长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因此研究者认为,把青春期的定义扩展为 10-24 岁,能为法律、社会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启示[2]。

当然,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 20 几岁的青年趁机表示“我确实还是个宝宝”;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反驳,不止大众对这一定义表达疑惑,就在同一期刊上,研究者们也有几轮你来我往、彼此回复。

是否该延长“青春期”的定义?这个问题也许跟我们对未来的疑问一样,得不到确定的答案。

成人圈里的新客人,“大人”圈里的小朋友——成人初显期

无论青春期的定义是否延长,在 20 岁左右的几年,人们往往都面临重要的改变;无论我们承不承认,此时的年轻人们都在脱离青春期。

我认识十几年的发小们,有一位已经在去年结婚了,那时我正处在大四没什么课的时候,于是请假回家给她当伴娘。她说,“我觉得我还没做好准备,但我们相处也有几年了,所以,就先结婚吧。”我陪着她早早起床,化上精致的妆,凤冠霞帔,又看着她父亲牵着她,把手交给那位男孩子(还是不习惯称他为“男士”),成为一位“妻子”。

随后的抛捧花环节,我接到了花,她祝我早日结婚生子,我笑笑,心里却想着自己可能不会太早结婚。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推迟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年龄,而当晚婚晚育成为主流时,20 岁左右年纪的年轻人就更有机会探索各种选择。发小在焦虑中选择结婚,而我在焦虑中选择继续读书,身边的朋友们也有选择创业、出国等出路的——我们已经做出了各项不同的、会给未来带来长远影响的人生选择。

其实,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焦虑不是独有的,在 2000 年时的美国社会,这一现象就得到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心理学家阿奈特认为:在结婚平均年龄较高的社会中,20 岁左右的大部分时间就可以成为年轻人探索和不稳定的时期、成为自我关注的时期、以及成为存在各种可能的时期——“成人初显期”[3]。成人初显期虽然并不是发展的一个共同时期,而是只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

听上去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像对不对?成人初显期的年轻人们,普遍面临着这些焦虑。

成人初显期最为主要的特征是:面临从青春期到成人期的过渡,年轻人面临许多可能性,而为了过上他们想要的人生,年轻人会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探索各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是谁”以及在生活中“我想要什么” [4]。

这些问题,本来是我们在青春期就该回答的,埃里克森认为,12-18 岁的人面临的最大冲突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问题,但成人初显期,自我同一性会继续得到确立或被调整。

与青春期相比,成人初显期的我们更独立于父母,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家,但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成人生活,还没有开始承担成年期必然要面临的责任,如赡养老人、安家买房,在这一时期,我们既不受父母管束也没有完全承担成人角色,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职业和恋爱方面。

我们进入大学,选择一个专业,如果发现并不喜欢,就会在职业选择或考研时换个专业;我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却在一两年后发现如果希望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拿个更高的学位——此时便又是调整的时候了;或者我们与男女朋友同居,却在筹划未来时发现彼此没有共同的未来,我们自然要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做出调整。

在成人初显期时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会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不再像青春期一样,在意对方跟哪个异性同学多说了一句话、跟谁一起放学了,而更多地关注于自我确认:与恋人相处的我是怎样的?是我真正期望拥有并愿与之共度终生的人是怎样的?在职业选择中,我们不再只知道科学家、教师这些职业,而是会在尝试中确认:我擅长哪类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令我感到长期满意?这些探索通常包括挫折和失败的经历,但在调整中,我们能更了解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期待。






大家都是第一次成为“大人”——成年期的人也该得到体谅

当人们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承担个人责任、独立做出决定、并为他人考虑时,才能确定自己已经成人——长大成人是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效能感和自立的人[4]。

成年期听上去好像自由了许多,少了许多迷茫,但其实成年期的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微博上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

成年人是社会主力,但其实也算是“弱势群体”,更少人关怀,更少人体谅,甚至更少的心理学研究关注。虽然发展心理学中的毕生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一生的过程,并不仅限于儿童和青少年,中年、老年也在发展,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的还是儿童、青少年、或者老年人,关注成年人、中年人的研究并不多,在文献资料库中搜索“成年人”,查找到的结果也大多是“未成年人”。

大家都是第一次过人生,都是第一次逐渐成为“大人”,在现实的条条框框的,都不容易。“体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在日常交流中,放下条件、无条件地关注与接纳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新人会觉得老员工不会教,领导会觉得下属悟性差,创业人看传统行业是死气沉沉,老牌企业员工觉得创业公司瞎折腾。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观念,一旦观念有冲突,便认为对方三观不正、是 xx 癌,用这样的防御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区里,只有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才会被自己接纳,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然而,不同人的见闻不同,所处情境不同,如果非要观念、行为都跟自己一致才算是有价值,那真的太难了。

心理咨询中有一种万金油似的技巧,叫无条件积极关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无论来访者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怎么样,咨询师都不能对其做出个人评价或提出个人要求,而是对其表示无条件的温暖和接纳,使来访者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希望无论在青春期、成人初显期,还是成年期的我们,都能够学会多一点无条件积极关注。






参考文献

[1] 李晶晶. (2018). 95%的人都说自己是有框青年,有框青年到底是什么? 中国网

[2] Sawyer, S.M., Azzopardi,P.S., Wickremarathne, D., Patton, G.C. (2018). The age of adolescence. The Lancet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2(3), 223-228

[3]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55(5), 469-80.

[4] 段鑫星, 程嘉. (2007). 成人初显期理论及其评述. 当代青年研究(2),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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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说‘你真像个学生’不是在夸你年轻,是说你傻!”
“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计划着假期去哪里玩,可是又大部分没有成行;上班这些年真是后悔极了,应该趁年轻多玩玩呀,上了班哪里还有寒暑假!”
“我明年要结婚了……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



当 20 多岁的青年们越来越担任起社会、工作、家庭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对品质和精神层面的更多需求,很会“买买买”,也想“说走就走”去看看“那么大的世界”,然而忙碌的工作、刚刚组建的家庭、繁琐的生活,重重压力成为了一道道束缚着年轻人的边框,让他们无法享受生活的无忧无虑、世界的无边无际。

“有框青年”这个词,就这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1]。其中当代年轻人的焦虑、迷茫,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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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接受社会的“毒打”——青春期该延长吗

这个学期我在上一门“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评价方法”的课,老师在点评我们的作业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全班有 3/4 的作业选取的研究对象都是大学生、研究生,你们这哪里研究的是青少年?

老师的点评让我们一震:啊,原来我不是青少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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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但被小朋友叫“阿姨”的时候也不再会暴跳如雷、发三条朋友圈吐槽了;虽然还觉得自己有学生身份、在家还是被当小朋友,但年龄早就是 2 开头了。每到过年在家的时候,是自我怀疑最严重的时候:自己不像十几岁的高中生一样不用担心未来选择,作业会填满他们的迷茫;也不像更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们有钱可花,充实的钱包给他们安全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叔叔伯伯给的压岁钱,也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给刚出生的侄辈压岁钱。

这个时候的我,还是青少年吗?

青少年时期(adolescence),或说青春期,是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生命的阶段,其定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把青春期的范围划到了 10-20 岁,我国一般认为是 11-18 岁,老师给课堂作业的规定是 10-16 岁,近期还有研究认为现在的青春期要延长到 24 岁才合理[2]。

我们在初中生物课上就学过,在青春期我们会经历生理成熟;而心理学更关注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医学和教育体系都不发达的时候,十几岁的人们已经进入社会,承担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完成从儿童到“大人”的角色转变。然而近年来,20 岁出头的人还在上学也已变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到了 30 岁都不会选择结婚。可以说,从儿童时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越来越长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因此研究者认为,把青春期的定义扩展为 10-24 岁,能为法律、社会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启示[2]。

当然,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 20 几岁的青年趁机表示“我确实还是个宝宝”;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反驳,不止大众对这一定义表达疑惑,就在同一期刊上,研究者们也有几轮你来我往、彼此回复。

是否该延长“青春期”的定义?这个问题也许跟我们对未来的疑问一样,得不到确定的答案。

成人圈里的新客人,“大人”圈里的小朋友——成人初显期

无论青春期的定义是否延长,在 20 岁左右的几年,人们往往都面临重要的改变;无论我们承不承认,此时的年轻人们都在脱离青春期。

我认识十几年的发小们,有一位已经在去年结婚了,那时我正处在大四没什么课的时候,于是请假回家给她当伴娘。她说,“我觉得我还没做好准备,但我们相处也有几年了,所以,就先结婚吧。”我陪着她早早起床,化上精致的妆,凤冠霞帔,又看着她父亲牵着她,把手交给那位男孩子(还是不习惯称他为“男士”),成为一位“妻子”。

随后的抛捧花环节,我接到了花,她祝我早日结婚生子,我笑笑,心里却想着自己可能不会太早结婚。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推迟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年龄,而当晚婚晚育成为主流时,20 岁左右年纪的年轻人就更有机会探索各种选择。发小在焦虑中选择结婚,而我在焦虑中选择继续读书,身边的朋友们也有选择创业、出国等出路的——我们已经做出了各项不同的、会给未来带来长远影响的人生选择。

其实,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焦虑不是独有的,在 2000 年时的美国社会,这一现象就得到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心理学家阿奈特认为:在结婚平均年龄较高的社会中,20 岁左右的大部分时间就可以成为年轻人探索和不稳定的时期、成为自我关注的时期、以及成为存在各种可能的时期——“成人初显期”[3]。成人初显期虽然并不是发展的一个共同时期,而是只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

听上去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像对不对?成人初显期的年轻人们,普遍面临着这些焦虑。

成人初显期最为主要的特征是:面临从青春期到成人期的过渡,年轻人面临许多可能性,而为了过上他们想要的人生,年轻人会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探索各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是谁”以及在生活中“我想要什么” [4]。

这些问题,本来是我们在青春期就该回答的,埃里克森认为,12-18 岁的人面临的最大冲突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问题,但成人初显期,自我同一性会继续得到确立或被调整。

与青春期相比,成人初显期的我们更独立于父母,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家,但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成人生活,还没有开始承担成年期必然要面临的责任,如赡养老人、安家买房,在这一时期,我们既不受父母管束也没有完全承担成人角色,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职业和恋爱方面。

我们进入大学,选择一个专业,如果发现并不喜欢,就会在职业选择或考研时换个专业;我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却在一两年后发现如果希望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拿个更高的学位——此时便又是调整的时候了;或者我们与男女朋友同居,却在筹划未来时发现彼此没有共同的未来,我们自然要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做出调整。

在成人初显期时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会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不再像青春期一样,在意对方跟哪个异性同学多说了一句话、跟谁一起放学了,而更多地关注于自我确认:与恋人相处的我是怎样的?是我真正期望拥有并愿与之共度终生的人是怎样的?在职业选择中,我们不再只知道科学家、教师这些职业,而是会在尝试中确认:我擅长哪类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令我感到长期满意?这些探索通常包括挫折和失败的经历,但在调整中,我们能更了解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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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第一次成为“大人”——成年期的人也该得到体谅

当人们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承担个人责任、独立做出决定、并为他人考虑时,才能确定自己已经成人——长大成人是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效能感和自立的人[4]。

成年期听上去好像自由了许多,少了许多迷茫,但其实成年期的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微博上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

成年人是社会主力,但其实也算是“弱势群体”,更少人关怀,更少人体谅,甚至更少的心理学研究关注。虽然发展心理学中的毕生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一生的过程,并不仅限于儿童和青少年,中年、老年也在发展,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的还是儿童、青少年、或者老年人,关注成年人、中年人的研究并不多,在文献资料库中搜索“成年人”,查找到的结果也大多是“未成年人”。

大家都是第一次过人生,都是第一次逐渐成为“大人”,在现实的条条框框的,都不容易。“体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在日常交流中,放下条件、无条件地关注与接纳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新人会觉得老员工不会教,领导会觉得下属悟性差,创业人看传统行业是死气沉沉,老牌企业员工觉得创业公司瞎折腾。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观念,一旦观念有冲突,便认为对方三观不正、是 xx 癌,用这样的防御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区里,只有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才会被自己接纳,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然而,不同人的见闻不同,所处情境不同,如果非要观念、行为都跟自己一致才算是有价值,那真的太难了。

心理咨询中有一种万金油似的技巧,叫无条件积极关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无论来访者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怎么样,咨询师都不能对其做出个人评价或提出个人要求,而是对其表示无条件的温暖和接纳,使来访者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希望无论在青春期、成人初显期,还是成年期的我们,都能够学会多一点无条件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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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晶晶. (2018). 95%的人都说自己是有框青年,有框青年到底是什么? 中国网

[2] Sawyer, S.M., Azzopardi,P.S., Wickremarathne, D., Patton, G.C. (2018). The age of adolescence. The Lancet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2(3), 223-228

[3]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55(5), 469-80.

[4] 段鑫星, 程嘉. (2007). 成人初显期理论及其评述. 当代青年研究(2), 20-27.

图片来源:《我们无法成为野兽》

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3 次浏览 • 2018-12-24 11:41 • 来自相关话题

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所在的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都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师生们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

而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

 

1

 

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

 

2

 

当时,谢江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门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

因此,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的“大活”,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3

 

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成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之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

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殴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说,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3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就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正是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

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4

 

很快,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谢江在班里也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其实那天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怕引起妻子的误会,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5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专门派人陪他放学,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搞得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谢江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6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就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便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案发前半个月,他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准备出国留学。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于是,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7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20年。”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8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作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谢黄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了。”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查看全部
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所在的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都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师生们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

而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

 

1

 

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

 

2

 

当时,谢江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门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

因此,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的“大活”,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3

 

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成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之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

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殴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说,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3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就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正是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

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4

 

很快,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谢江在班里也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其实那天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怕引起妻子的误会,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5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专门派人陪他放学,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搞得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谢江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6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就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便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案发前半个月,他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准备出国留学。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于是,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7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20年。”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8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作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谢黄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了。”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去个性化让我们无法从家庭中真正独立

家庭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1 次浏览 • 2018-12-15 13:39 • 来自相关话题

文/Martin Haibo

我一哥们儿最近崩溃了,确切地说,是被他女朋友和母亲大人整崩溃了。

女朋友篇

“又在玩游戏,衣服洗了么?”

“嗯。”

“嗯什么啊,听到我问你了没?”

“你烦不烦,我在玩游戏呢!”

“你玩游戏你有理了?我刚回来就看到一盆脏衣服,早上不是跟你说了让你晚上回来把衣服洗上么,一回来就玩你的吃鸡(一个游戏术语)!”

“我知道!有完没完?!”

“你敢凶我?!”

“得得得,我一会儿就去洗可以了吧?我忙了一天了,回来刚开一把休息一下,本来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听到你一顿唠叨,我能不烦么?”

“就你在忙?我也工作一天了,一会儿还得做晚饭,你以为我不累啊,让你把自己的衣服洗了都不耐烦!”

“我哪里说不洗了啊,但是你别是那种态度行不行!”

“什么态度啊,是你先凶我的好么?”

“……”

母亲大人篇

“儿子,上次你说的出国的事情弄的怎么样了?”

“嗯,挺好的啊。”

“那考试成绩呢?”

“还可以吧,大概能过。”

“那你问清楚了那边学校的情况了么,申请有什么要求?”

“妈,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我自己能搞定,别瞎担心!”

“嗯?!我瞎担心?!我是你妈,问一下又怎么了?出国又不是小事情,总得有很多事情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可是你老是问来问去的,本来压力就大,而且说了你又不懂,解释起来很费劲!”

“你这是在嫌我老?什么叫说了又不懂?你都还没给我说就怎么知道你妈弄不懂了?长大了什么都不用管了是吧?”

“你不要老是反应这么大行不行?我没有说你老,也没说不让你管。不过我正忙着呢,等我空了再给你说行不行啊!”

“我的反应大?到底是谁不耐烦了!”

“……”

我听完以后的反应是,“哈哈哈哈哈!”

哥们儿急了,“笑个屁!跟你说,真是烦死了,就因为刚才给你说的那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女朋友都能和我吵起来。还有我妈,也是神烦。你说是不是女的都这样啊!”

“哎呀,跟性别没关系吧。”

“说得好像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样。不过你说怎么回事呢,本来心情都好好的,聊着聊着火气就上来了,声调语气一下子就提高了。然后说出口的一些话也很后悔。不过你也知道我的,我在外面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态度可好了。”

仔细想想,我哥们儿这事儿应该也不是个例,确实很多人都会存在“在家”和“在外面”两套样子。也真是挺奇怪的,明明在外面和同事,领导,同学,老师,乃至陌生人的相处都是那么和谐,彬彬有礼,但是一回到亲密关系中我们的心情就频频爆炸。

作为心理咨询师,经常会听到来访者阐述过类似的情形,日常对话在毫无预兆和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演变成了相互指责,以至于双方都来不及冷静,说出了伤害彼此的话。弗洛伊德就曾说过“任何长久相处的亲密关系中都暗藏有怨恨的种子”。这话多少有点偏激,但是我们也确实会在生活中有或多或少类似的感悟。

不过Common(常见)不意味着 Normal(正常),在每次生气动怒又回归到平静之后,我们仍旧希望带给家人和伴侣更多爱,而不是伤害。心理学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界定此种心理怪圈,也没有相关文献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与此相关的概念倒是有一些。比如去个性化,社会学习以及心理界限等。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谈谈每一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分裂呢?

去个性化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个体的自我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状态。去个性化的状态使人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意识。借用精神分析流派的说法就是内心那个时常监督我们自身言行的超我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松懈了,使得本我出来耀武扬威。

去个性化经常容易出现在群体活动中,这是因为在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而是“匿名的”、和他人无差别的人。同时,因为自我觉察和自我控制失效的缘故,平常受抑制的行为就会出现。这就不难理解球迷闹事和一些“暴民”的打砸行为,会以群体活动的形式出现。

除此之外,当我们太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以至于完全忽略他人的状态,也是一种去个性化。在这种状态下,他人的突然打扰会让我们恼羞成怒。所以我的哥们儿会在女朋友打扰他玩游戏的时候火冒三丈。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引入这个概念呢,这是因为家或者亲密关系相对于个体来说是群体概念,人们会用“我们”来代替“我”,同时,家和亲密关系也是人们最容易放松和卸下面具的地方。在内心感到安全的情形下,大家普遍会放松对自我的控制和要求,这种状态是和去个性化的状态类似的。这个时候,人们较难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变化。

回到之前我哥们儿的问题,用去个性化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我们面对家人或者亲密伴侣的时候,我们往往对于那些可能造成关系冲突和矛盾的话语、行为没有足够的意识,潜意识中自我控制机制是松懈的状态。在我哥们儿和他女朋友的对话中,他漫不经心的“嗯”就触怒了对方,因为敷衍式的回答会伤害对方的情感,影响交流的质量。而后他随口抛出的指责更是让女友懊恼。倘若朋友能够注意到女友略高的声调并说出些许宽慰的话语,那或许就能避免一次争执。

当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很清楚,我哥们儿的女友和母亲,也在对话中犯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争论对错似乎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他人的缺失中看到人类的局限并警醒我们自己并让自己变得更加温柔。

这种分裂是否其实本质上就是来源于家庭的呢?

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家庭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人们表现出行为模式有一部分来自于间接经验。即当我们的父母乃至其他影响我们早年经验的人在关系中经常性地呈现出争吵,暴力等姿态的时候,我们也会受此模式的影响,容易在我们自身的关系中倾向以冲突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用社会学习而不是精神分析流派的童年期经验来诠释,是因为虽然早年经验的确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如果放任自己沉浸在过去中,我们会一直蜷缩在自造的茧壳里裹足不前。

即使意识到家庭的问题但还是无法保持独立么?

虽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家人对自己的影响,但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经济上的,也许是心理层面的,导致即使已经成人,却没有办法真正独立出来,也就是自我和家人之间完全没有心理界限。

心理界限这一概念被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们广泛的提及,“有关系的地方就有心理界限”。关系对于人们来说一直是艰深的课题,如何与人相处永远是一门学问,这里的“人”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孤独中我们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只是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都要不断学习把握“度”,以防止在独自相处中过度孤立,亦或是在亲密关系中过度紧密。

在亲密关系中把自己当作他人的一部分或者把他人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或许都是危险的,因为过度的卷入会让我们误以为他人会全然懂我们。于是当他们的言行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或者他们干涉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恼怒,产生“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应该懂我么”的困扰。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对他们有过高的期待,期待他们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样子。

说到底,频频发生的亲密关系的冲突并不是被施咒的漩涡,让我们深陷其中的不是妖魔,而是我们自己。从深思中我窥看到了人类的有限性,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应对的策略。

心理武器

本期心理武器重点推荐两种方法,并且做了详细的说明,与以往推荐的方法不同,今天似乎会有更多思考和感悟的成分。一方面对于家庭影响的应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单纯的技巧可能会让我们体验更多的挫败感,毕竟家庭是永远无法结束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应对可能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希望大家能够将今天的思考尽力而为地应用到生活中,不让家庭关系成为牵绊。

#1 DBT 疗法中的内观

内观是辨证行为疗法(DBT)的核心,也是佛学要义,它倡导人们专注于当下,时刻保持觉知状态。临床实践以及先贤思想都认为,在觉察的状态下活在每时每刻是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就是对待自己当下的情绪情感有一个很好的觉知,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想什么,然后身体状态是如何的。

初看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办到,“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呢?”。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个事情还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大脑系统中的注意力和记忆,会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专注于某一处地方,并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就如我的哥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全神贯注,就是描述的此种状态。但关注当下,保持觉知,意味着在专注的同时,我们要启用另一套系统 -- 觉察系统。

它类于另一个“我”在观察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照顾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配备有这个机制,但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去训练并使用它。生活中经常会发现,我们在忘我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所激惹。而这种怒火真正的因素并不在于“我”被打扰了,而是自我觉察的缺失。所以我的哥们下次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保持觉察,就可以意识到他的女朋友正在问他问题,就可以平静的告诉她“好的,我一会儿玩完游戏就去洗”,而不是怒气冲冲地职责女友“很烦”。

内观的修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每天花十分钟做内观训练,以增强自身的觉察能力。内观训练可以随时进行,其中一个方法类似于冥想,选择自己舒服的方式,或躺或坐,在十分钟内不加评判地尽全力体会脑海中的每一个思绪,身体上的每一个感受,外界的每一个刺激。坚持一段时间,并将之扩大到一小时,两小时。在熟悉了内观训练之后,就可以在我们吃饭,玩游戏,做事情的时候运用觉察系统,以检验内观修行的功效。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言“如果我们不是把永恒性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时间消失了,那么永恒的生命属于活在当下的人。”希望大家都能通过内观的训练成为专注于当下的人,并和家人,伴侣,朋友一起,将每一分每一秒都活成无限幸福。

#2 接受人类的有限性

这一武器是我们安慰剂方法中少有的哲学议题,可能也比较晦涩难懂,但适当思考它们,会让我们活得更加通透。有限性并非一个单薄的概念,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将之融入到个人哲学观中,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关系的本质。有限性往往与存在主义的自由,孤独,死亡和无意义这四个终极议题相呼应。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极少有人能够达到,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受制于自己,受制于环境,这是自由议题下的有限性;不管是独自相处还是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们都不可能被全然的理解,他人也不可能体会到我们所有的感受,这就是孤独议题下的有限性;所有人终将一死,从虚无中来亦将回到虚无中去,这是死亡层面的有限性;我们诞生的时候没有被赋予意义,而穷其一生,我们都在找寻,这就是无意义层面的有限性。

如果接受了人类在这些深刻议题下的有限性,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推广到关系中。这意味着接受“我们的亲人或者伴侣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并不能全然地理解我们”。意味着接受“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和自身的局限,言行并不会一直如我们所愿”。接受“他们会唠叨,他们会担心,他们会烦躁,会像所有其他普通人一样懦弱、自私、短见”。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于他们而言也是有限的存在。哥们的女友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有着她的担忧,焦虑,脾气,哥们的母亲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在爱着哥们的时候带着枷锁。坦然接受这些,放过家人,也放过自己,或许就能让我们获得平静。

接受本身或许很难,人生终极议题的无法避免也会让我们沮丧。但人类终究可以于有限中体会万千无限。借用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中的话“虽然死亡可以从肉体上摧毁我们,但关于死亡的观念却能够拯救我们”。 查看全部
文/Martin Haibo

我一哥们儿最近崩溃了,确切地说,是被他女朋友和母亲大人整崩溃了。

女朋友篇

“又在玩游戏,衣服洗了么?”

“嗯。”

“嗯什么啊,听到我问你了没?”

“你烦不烦,我在玩游戏呢!”

“你玩游戏你有理了?我刚回来就看到一盆脏衣服,早上不是跟你说了让你晚上回来把衣服洗上么,一回来就玩你的吃鸡(一个游戏术语)!”

“我知道!有完没完?!”

“你敢凶我?!”

“得得得,我一会儿就去洗可以了吧?我忙了一天了,回来刚开一把休息一下,本来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听到你一顿唠叨,我能不烦么?”

“就你在忙?我也工作一天了,一会儿还得做晚饭,你以为我不累啊,让你把自己的衣服洗了都不耐烦!”

“我哪里说不洗了啊,但是你别是那种态度行不行!”

“什么态度啊,是你先凶我的好么?”

“……”

母亲大人篇

“儿子,上次你说的出国的事情弄的怎么样了?”

“嗯,挺好的啊。”

“那考试成绩呢?”

“还可以吧,大概能过。”

“那你问清楚了那边学校的情况了么,申请有什么要求?”

“妈,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我自己能搞定,别瞎担心!”

“嗯?!我瞎担心?!我是你妈,问一下又怎么了?出国又不是小事情,总得有很多事情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可是你老是问来问去的,本来压力就大,而且说了你又不懂,解释起来很费劲!”

“你这是在嫌我老?什么叫说了又不懂?你都还没给我说就怎么知道你妈弄不懂了?长大了什么都不用管了是吧?”

“你不要老是反应这么大行不行?我没有说你老,也没说不让你管。不过我正忙着呢,等我空了再给你说行不行啊!”

“我的反应大?到底是谁不耐烦了!”

“……”

我听完以后的反应是,“哈哈哈哈哈!”

哥们儿急了,“笑个屁!跟你说,真是烦死了,就因为刚才给你说的那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女朋友都能和我吵起来。还有我妈,也是神烦。你说是不是女的都这样啊!”

“哎呀,跟性别没关系吧。”

“说得好像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样。不过你说怎么回事呢,本来心情都好好的,聊着聊着火气就上来了,声调语气一下子就提高了。然后说出口的一些话也很后悔。不过你也知道我的,我在外面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态度可好了。”

仔细想想,我哥们儿这事儿应该也不是个例,确实很多人都会存在“在家”和“在外面”两套样子。也真是挺奇怪的,明明在外面和同事,领导,同学,老师,乃至陌生人的相处都是那么和谐,彬彬有礼,但是一回到亲密关系中我们的心情就频频爆炸。

作为心理咨询师,经常会听到来访者阐述过类似的情形,日常对话在毫无预兆和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演变成了相互指责,以至于双方都来不及冷静,说出了伤害彼此的话。弗洛伊德就曾说过“任何长久相处的亲密关系中都暗藏有怨恨的种子”。这话多少有点偏激,但是我们也确实会在生活中有或多或少类似的感悟。

不过Common(常见)不意味着 Normal(正常),在每次生气动怒又回归到平静之后,我们仍旧希望带给家人和伴侣更多爱,而不是伤害。心理学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界定此种心理怪圈,也没有相关文献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与此相关的概念倒是有一些。比如去个性化,社会学习以及心理界限等。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谈谈每一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分裂呢?

去个性化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个体的自我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状态。
去个性化的状态使人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意识。借用精神分析流派的说法就是内心那个时常监督我们自身言行的超我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松懈了,使得本我出来耀武扬威。

去个性化经常容易出现在群体活动中,这是因为在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而是“匿名的”、和他人无差别的人。同时,因为自我觉察和自我控制失效的缘故,平常受抑制的行为就会出现。这就不难理解球迷闹事和一些“暴民”的打砸行为,会以群体活动的形式出现。

除此之外,当我们太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以至于完全忽略他人的状态,也是一种去个性化。在这种状态下,他人的突然打扰会让我们恼羞成怒。所以我的哥们儿会在女朋友打扰他玩游戏的时候火冒三丈。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引入这个概念呢,这是因为家或者亲密关系相对于个体来说是群体概念,人们会用“我们”来代替“我”,同时,家和亲密关系也是人们最容易放松和卸下面具的地方。在内心感到安全的情形下,大家普遍会放松对自我的控制和要求,这种状态是和去个性化的状态类似的。这个时候,人们较难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变化。

回到之前我哥们儿的问题,用去个性化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我们面对家人或者亲密伴侣的时候,我们往往对于那些可能造成关系冲突和矛盾的话语、行为没有足够的意识,潜意识中自我控制机制是松懈的状态。在我哥们儿和他女朋友的对话中,他漫不经心的“嗯”就触怒了对方,因为敷衍式的回答会伤害对方的情感,影响交流的质量。而后他随口抛出的指责更是让女友懊恼。倘若朋友能够注意到女友略高的声调并说出些许宽慰的话语,那或许就能避免一次争执。

当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很清楚,我哥们儿的女友和母亲,也在对话中犯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争论对错似乎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他人的缺失中看到人类的局限并警醒我们自己并让自己变得更加温柔。

这种分裂是否其实本质上就是来源于家庭的呢?

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家庭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人们表现出行为模式有一部分来自于间接经验。即当我们的父母乃至其他影响我们早年经验的人在关系中经常性地呈现出争吵,暴力等姿态的时候,我们也会受此模式的影响,容易在我们自身的关系中倾向以冲突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用社会学习而不是精神分析流派的童年期经验来诠释,是因为虽然早年经验的确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如果放任自己沉浸在过去中,我们会一直蜷缩在自造的茧壳里裹足不前。

即使意识到家庭的问题但还是无法保持独立么?

虽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家人对自己的影响,但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经济上的,也许是心理层面的,导致即使已经成人,却没有办法真正独立出来,也就是自我和家人之间完全没有心理界限。

心理界限这一概念被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们广泛的提及,“有关系的地方就有心理界限”。关系对于人们来说一直是艰深的课题,如何与人相处永远是一门学问,这里的“人”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孤独中我们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只是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都要不断学习把握“度”,以防止在独自相处中过度孤立,亦或是在亲密关系中过度紧密。

在亲密关系中把自己当作他人的一部分或者把他人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或许都是危险的,因为过度的卷入会让我们误以为他人会全然懂我们。于是当他们的言行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或者他们干涉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恼怒,产生“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应该懂我么”的困扰。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对他们有过高的期待,期待他们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样子。

说到底,频频发生的亲密关系的冲突并不是被施咒的漩涡,让我们深陷其中的不是妖魔,而是我们自己。从深思中我窥看到了人类的有限性,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应对的策略。

心理武器

本期心理武器重点推荐两种方法,并且做了详细的说明,与以往推荐的方法不同,今天似乎会有更多思考和感悟的成分。一方面对于家庭影响的应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单纯的技巧可能会让我们体验更多的挫败感,毕竟家庭是永远无法结束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应对可能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希望大家能够将今天的思考尽力而为地应用到生活中,不让家庭关系成为牵绊。

#1 DBT 疗法中的内观

内观是辨证行为疗法(DBT)的核心,也是佛学要义,它倡导人们专注于当下,时刻保持觉知状态。临床实践以及先贤思想都认为,在觉察的状态下活在每时每刻是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就是对待自己当下的情绪情感有一个很好的觉知,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想什么,然后身体状态是如何的。

初看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办到,“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呢?”。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个事情还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大脑系统中的注意力和记忆,会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专注于某一处地方,并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就如我的哥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全神贯注,就是描述的此种状态。但关注当下,保持觉知,意味着在专注的同时,我们要启用另一套系统 -- 觉察系统。

它类于另一个“我”在观察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照顾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配备有这个机制,但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去训练并使用它。生活中经常会发现,我们在忘我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所激惹。而这种怒火真正的因素并不在于“我”被打扰了,而是自我觉察的缺失。所以我的哥们下次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保持觉察,就可以意识到他的女朋友正在问他问题,就可以平静的告诉她“好的,我一会儿玩完游戏就去洗”,而不是怒气冲冲地职责女友“很烦”。

内观的修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每天花十分钟做内观训练,以增强自身的觉察能力。内观训练可以随时进行,其中一个方法类似于冥想,选择自己舒服的方式,或躺或坐,在十分钟内不加评判地尽全力体会脑海中的每一个思绪,身体上的每一个感受,外界的每一个刺激。坚持一段时间,并将之扩大到一小时,两小时。在熟悉了内观训练之后,就可以在我们吃饭,玩游戏,做事情的时候运用觉察系统,以检验内观修行的功效。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言“如果我们不是把永恒性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时间消失了,那么永恒的生命属于活在当下的人。”希望大家都能通过内观的训练成为专注于当下的人,并和家人,伴侣,朋友一起,将每一分每一秒都活成无限幸福。

#2 接受人类的有限性

这一武器是我们安慰剂方法中少有的哲学议题,可能也比较晦涩难懂,但适当思考它们,会让我们活得更加通透。有限性并非一个单薄的概念,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将之融入到个人哲学观中,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关系的本质。有限性往往与存在主义的自由,孤独,死亡和无意义这四个终极议题相呼应。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极少有人能够达到,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受制于自己,受制于环境,这是自由议题下的有限性;不管是独自相处还是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们都不可能被全然的理解,他人也不可能体会到我们所有的感受,这就是孤独议题下的有限性;所有人终将一死,从虚无中来亦将回到虚无中去,这是死亡层面的有限性;我们诞生的时候没有被赋予意义,而穷其一生,我们都在找寻,这就是无意义层面的有限性。

如果接受了人类在这些深刻议题下的有限性,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推广到关系中。这意味着接受“我们的亲人或者伴侣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并不能全然地理解我们”。意味着接受“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和自身的局限,言行并不会一直如我们所愿”。接受“他们会唠叨,他们会担心,他们会烦躁,会像所有其他普通人一样懦弱、自私、短见”。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于他们而言也是有限的存在。哥们的女友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有着她的担忧,焦虑,脾气,哥们的母亲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在爱着哥们的时候带着枷锁。坦然接受这些,放过家人,也放过自己,或许就能让我们获得平静。

接受本身或许很难,人生终极议题的无法避免也会让我们沮丧。但人类终究可以于有限中体会万千无限。借用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中的话“虽然死亡可以从肉体上摧毁我们,但关于死亡的观念却能够拯救我们”。

如何停止喜欢上那些错误的人?

情感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1 次浏览 • 2018-12-08 16:47 • 来自相关话题

年末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找伴侣的事情~今天要聊的,是你为何会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人在选择伴侣时,似乎都有自己偏好的“类型”——我们总是被拥有某种特质的人吸引。而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一些讨人喜欢的特质,比如好看、有趣、聪明等等。

但现实中真正吸引我们的人,可能与想象中自己会喜欢的类型完全不同。我们可能会一次次地喜欢上看起来并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人、甚至明知是错的人。而在回顾时如果足够细心捕捉,你会发现,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人的确存在某种共同点——虽然这个共同点可能并不容易被察觉。

为什么我们会被特定的人吸引?这种吸引又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哪些特质?来和大家聊聊“吸引力”这个话题。

吸引力有什么基本法则?

抛开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谈,人与人之间是否会相互吸引,的确存在一些通用规则。下面是几种常见的吸引力法则:

1. 我们会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Donn Byrne 和 Don Nelson(1965)认为,人与人之间吸引力的核心是“获得回报”和“正向互动”。简单来说,人容易被主动向自己散发好感与善意的人吸引,而两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又会增强这种吸引力。

Berstein(2015)还指出,我们会衡量对方接受自己的可能性。这种“被接受的可能性”与个体的安全感相关,我们在判断一个人吸引力时,“有没有可能被接受”会比“Ta 是否有魅力”更重要。

2. 物理上离得近的人更有吸引力

心理学家们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生宿舍内开展了一项关于“友情的形成”的研究(Festinger, Schachter, & Back, 1950)。他们发现大学生对和自己宿舍楼住得近的同学好感度会更高。

3. 我们更可能喜欢熟识的人

在一个关于单词的实验中,实验者向被试展示了一系列单词,单词是一种被试不认识的语言。实验者把不同的单词以不同的次数向被试展示,然后让被试按照好感程度给单词排序。结果显示,被试者看到次数多、更熟悉的单词,好感度会更高。

这个实验的效应在人和人之间也会发生。我们倾向于喜欢那些常联系的人。重复的接触他人,甚至仅仅是图像,通常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好感度。

这就是多看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多看效应指的是,单纯的反复暴露就会影响你对被暴露物的印象。实验显示,如果个体一开始对于被暴露物的印象是正面或者中立的,反复暴露会增强个体对被暴露物的好感。但如果是第一眼就讨厌的东西,多看效应则会让我们更加讨厌它。

4. 我们更容易被和自己颜值相当的人吸引

虽然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颜控”,但事实上,真正会吸引到我们的是那些和自己颜值水平差不多的人。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配对假说”。

研究发现,两人外貌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了一段关系是否快乐、长久。相比起颜值差异较大的情侣,外貌般配的情侣表示自己对关系更满意,感情也更加深厚(White, 1980;Garcia & Khersonsky, 1996)。

为什么会一直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

除了上述这些泛泛的吸引力法则以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情况:

1. “我喜欢那种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Christine Hammond 认为,人们在对方与自己能够“功能互补”时,会喜欢和自己非常不同的人。这种“互补”指的是,一个人本身的人格特质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或限制,而与自己性格截然相反的人刚好能弥补自己性格的局限。比如:

a. 内向者和外向者:

对于极其内向的人来说,他们即便不觉得自己不擅长人际交往有什么问题,也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外向者吸引。同时,在社交情境中,一个外向的伴侣也能够帮他们稳定住局面,缓解他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外向者也会欣赏内向者身上那种天然的沉静和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善于自省和观察、捕捉细节的内向者对外向者来说是极佳的倾听者,他们能给外向者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洞察。

b. 敏感者和迟钝者:

对自我和他人情绪太敏感是一件消耗心力的事。因此,那些敏感的人常常会被一些和自己完全相反的、“神经大条”的人吸引。他们会被这类人的天然和快乐感染,觉得在这些人面前自己是更加放松的——这种放松感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

而那些对情绪不太敏感的人可能自我的整体幸福感会更高,但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钝感”,导致他们无法在恰当的时刻做出恰当的、他人期望的情绪反应。因此他们也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障碍,尤其是在人际交往方面。所以,迟钝的人也会觉得那些情绪丰富,并且能轻易察觉到他人情绪的人十分迷人。

2. 你被吸引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心理障碍相互“匹配”

有一些常见的心理障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力,前提是其中一方不健康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刚好符合另一方不健康的需求:

a. 边缘型人格和依赖型人格

边缘型人格障碍具有对被抛弃的极度恐惧、情绪起伏不定和极其缺乏与他人之间的边界感等特点,这样的伴侣对常人而言是很难忍受的。即使是最亲密伴侣,我们也无法接受一个人肆意地入侵、破坏我们的个人边界。

然而,这样毫无边界意识的伴侣对于依赖型人格却不是问题。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且同样对被遗弃深感恐惧的依赖型人格障碍喜欢顺从和依附于他人。对他们而言,伴侣毫无边界的要求和占有、忍受伴侣所有的情绪、对伴侣千依百顺,反而是一种让他们更有安全感的状态。

b. 有问题者与助人者

我们在过去的推送中曾多次提到“依赖共生”(Codependency)这个概念,这是一种乍看像爱情,实则却是一种与爱无关的、病态的关系。

在一段狭义的共生关系中,两人中需要一方有某些成瘾性的问题,比如无法自控地出轨、性瘾、嗜酒等,对自己和他人都难以负责任;而另一个人则高度依赖这个人的“问题”和“不负责任”,在过分地看护和管控另一方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感——这是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

在依赖共生关系中扮演“助人者”角色的一方,往往“依赖别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另一半身上,给予 Ta 并不需要的过多的关怀,为此可以完全忽略自身的需要。

一段共生关系中,往往两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一方依赖对方,另一方则依赖“对方对自己的依赖”——“成瘾者”和“助人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这种共生关系的结构十分稳固,这使得两人即使深陷痛苦,也很难离开对方。

3. 明知是错的人,却一次又一次地犯错

有的时候,人们已经从之前的关系中意识到,自己和某种人并不合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幸福;但同时,他们又会再次被和那种明知自己应该远离的人吸引。

反复被令自己痛苦的人吸引是一种创伤的强迫性重复。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的关系中曾经被虐待或深深地伤害,并且问题没有在那段关系结束前得到解决,比如对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那么这个人可能会不断爱上类似的人,进入和当初类似的关系,试图寻找答案。

甚至,他们会幻想在一段类似的关系中能够解决曾经的矛盾;自己能从“受害者”的身份转移到“施害者”,主动伤害一个和对方类似的人,来获得一种虚假的主动权和复仇的快感。

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太恨 Ta,所以爱上了像 Ta 的人。”常见的一种是,有些人反复爱上与伤害自己的父亲 / 母亲相像的人。人在幼年时期会本能地渴望和寻求来自父母的关注和爱,如果这个愿望未能被满足,它就可能延续到成年后,即使我们表面上压抑了这种愿望。

因此,在童年被父母忽视、否定,怎样讨好都不能得到对方关注和爱的人,会在长大后被和自己父母类似的人吸引。在潜意识中想要从这些和他们相似的人身上得到曾经缺失的爱,以这样的形式来完成童年未竟的心愿。

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的背后:是儿时形成的防御策略

临床心理学家 Lisa Firestone 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能否相互吸引本质上取决于两个人的防御机制是否相吻合。

防御机制,是我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特定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它们被用来应对一些令自己痛苦或筋疲力尽的情境,在那样的时刻保护自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儿时的经历让我们形成了一些应对世界和难题的方式,这些方式曾经保护过我们,我们相信也愿意继续相信它们就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Firestone 认为,我们在选择伴侣时,会潜意识被那些适配我们防御机制的人吸引。

比如,一个习惯用沉默和抽离来保护自己的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咄咄逼人的伴侣,因为对方的咄咄逼人为 Ta 提供了很多可以保持沉默的情境。一个习惯用拼命地追逐和讨好来保护自己的人,往往会选择一个很难被取悦的对象。这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自己的认知体系被打破,我们会通过主动的选择,构建出自己熟悉的情境。

由此可见,人们被吸引并不是因为双方性格有多么契合,甚至不是因为和这个人一起我们会更快乐。而是和这个人之间的相处,能够让一直以来自我保护的方式能够继续存在。与此同时,和这个人之间的相处也能强化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认知。

举个例子,一个相信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没有安全感的人,总是爱上那些疏离的人。这是因为,一面这种疏离强化了他们“我果然不值得被爱”的信念,一面在与这样的人的关系中又能够最大化地使用自己的防御机制——痴缠对方,不断确认对方的爱。

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之处也就在于此,一个经历过的痛苦的人因此往往反复经历痛苦,直到 ta 愿意付出新的痛苦去打破自己、发生改变。

如果吸引你的是无法给你健康亲密关系的人,该怎么办?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反复被同一种人吸引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在关系中常常是不快乐的,并且感到虚弱,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探究,这些人真正吸引你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那些吸引你的人的共同点或许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可以是看似很不同的人,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他们相似的可能只是某种不易察觉的行为模式,或是在特定情况下某种微妙的反应。

第二,在你眼里,一个人吸引你的地方可能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下的本质才是你真正需要警惕的。比如,你可能觉得自己会被那些看起来漫不经心又有些神秘感的人吸引,因为使他们显得有深度又有趣。

但事实上,你可能是迷恋对方情绪匮乏这个特点,以及被 Ta无法理解你这一点吸引。这种吸引的背后就与你的防御机制有关。

又或者,你发现自己无法抗拒那种时时刻刻都要求你给予关注的人,你觉得自己可能喜欢自信的人,但实际上吸引你的是他们强烈的控制欲。

因此,如果你发觉自己总是喜欢上对自己不好的人,总是进入让自己不快乐的关系之中,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参考上面的例子,认真觉察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吸引你的实质又是什么。这种实质很有可能就是在不断地给你那些负面的防御机制注入养分的东西。

弄清了这种“错误吸引”的本质,你就可以开始思考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除了自省以外,你还需要总结、归纳过去的恋爱中自己痛苦的时刻,以及两人最后分开的理由——那时的你是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是你的伴侣的。

同时,你也需要考虑周围亲友的意见。人们在处于一段关系中,或是回想过去的关系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滤镜。我们不仅会美化过去,还可能会美化自己现下的处境。旁人固然无法读取你的感受,但他们能比你更清晰、直观地看到你在一段关系中整体的状态。

总是爱上无法好好爱自己的人,也意味着你可能缺乏自我关怀能力。因此,身边那些了解、关爱你的亲友就可能会比你自己更知道,怎样才是对你好的方式,什么样的人才更有可能给你带来幸福。

最后,当你自己真正的需求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可以付诸行动了。你需要有意地试着去与那些一开始可能并不会吸引你,但具备你所需要的好的品质的人约会。至少在那些人靠近你时,给彼此一个机会,而不是早早地自我设限——“Ta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种舒适区以外的尝试一开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这样的人会挑战你固有的防御机制。比如,要一个迷恋那种对自己若即若离的人去试着和一个主动接近自己、关怀自己的人相处,他们会不习惯,甚至会觉得反常和不适——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好?我又不值得。Ta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但实际上,是我们旧时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将我们带向了错误的方向,它让我们不明白健康的依赖关系是什么样的。试着接触那些挑战自己防御机制的人,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改变自己对亲密关系和自我的错误认知,更加靠近真实的、安全的爱。有时候,你只是不习惯,并不是不喜欢。

最后,如果你还在反复爱上无法与你建立健康关系的人,陷入令自己的痛苦的恋爱中的话,不妨在必要的时候告诉自己:有的时候最吸引你的,也是你最需要远离的。斩断联系虽然令人痛苦,却是你找回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而随着你越来越健康,你也会越来越少地感到这些关系的吸引力。

以上。愿我们都能爱值得的人。

KY 作者 / 咯咯 编辑 / KY 主创们 查看全部


年末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找伴侣的事情~今天要聊的,是你为何会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人在选择伴侣时,似乎都有自己偏好的“类型”——我们总是被拥有某种特质的人吸引。而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一些讨人喜欢的特质,比如好看、有趣、聪明等等。

但现实中真正吸引我们的人,可能与想象中自己会喜欢的类型完全不同。我们可能会一次次地喜欢上看起来并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人、甚至明知是错的人。而在回顾时如果足够细心捕捉,你会发现,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人的确存在某种共同点——虽然这个共同点可能并不容易被察觉。

为什么我们会被特定的人吸引?这种吸引又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哪些特质?来和大家聊聊“吸引力”这个话题。

吸引力有什么基本法则?

抛开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谈,人与人之间是否会相互吸引,的确存在一些通用规则。下面是几种常见的吸引力法则:

1. 我们会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Donn Byrne 和 Don Nelson(1965)认为,人与人之间吸引力的核心是“获得回报”和“正向互动”。简单来说,人容易被主动向自己散发好感与善意的人吸引,而两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又会增强这种吸引力。

Berstein(2015)还指出,我们会衡量对方接受自己的可能性。这种“被接受的可能性”与个体的安全感相关,我们在判断一个人吸引力时,“有没有可能被接受”会比“Ta 是否有魅力”更重要。

2. 物理上离得近的人更有吸引力

心理学家们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生宿舍内开展了一项关于“友情的形成”的研究(Festinger, Schachter, & Back, 1950)。他们发现大学生对和自己宿舍楼住得近的同学好感度会更高。

3. 我们更可能喜欢熟识的人

在一个关于单词的实验中,实验者向被试展示了一系列单词,单词是一种被试不认识的语言。实验者把不同的单词以不同的次数向被试展示,然后让被试按照好感程度给单词排序。结果显示,被试者看到次数多、更熟悉的单词,好感度会更高。

这个实验的效应在人和人之间也会发生。我们倾向于喜欢那些常联系的人。重复的接触他人,甚至仅仅是图像,通常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好感度。

这就是多看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多看效应指的是,单纯的反复暴露就会影响你对被暴露物的印象。实验显示,如果个体一开始对于被暴露物的印象是正面或者中立的,反复暴露会增强个体对被暴露物的好感。但如果是第一眼就讨厌的东西,多看效应则会让我们更加讨厌它。

4. 我们更容易被和自己颜值相当的人吸引


虽然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颜控”,但事实上,真正会吸引到我们的是那些和自己颜值水平差不多的人。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配对假说”。

研究发现,两人外貌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了一段关系是否快乐、长久。相比起颜值差异较大的情侣,外貌般配的情侣表示自己对关系更满意,感情也更加深厚(White, 1980;Garcia & Khersonsky, 1996)。

为什么会一直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

除了上述这些泛泛的吸引力法则以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情况:

1. “我喜欢那种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Christine Hammond 认为,人们在对方与自己能够“功能互补”时,会喜欢和自己非常不同的人。这种“互补”指的是,一个人本身的人格特质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或限制,而与自己性格截然相反的人刚好能弥补自己性格的局限。比如:

a. 内向者和外向者:

对于极其内向的人来说,他们即便不觉得自己不擅长人际交往有什么问题,也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外向者吸引。同时,在社交情境中,一个外向的伴侣也能够帮他们稳定住局面,缓解他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外向者也会欣赏内向者身上那种天然的沉静和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善于自省和观察、捕捉细节的内向者对外向者来说是极佳的倾听者,他们能给外向者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洞察。

b. 敏感者和迟钝者:

对自我和他人情绪太敏感是一件消耗心力的事。因此,那些敏感的人常常会被一些和自己完全相反的、“神经大条”的人吸引。他们会被这类人的天然和快乐感染,觉得在这些人面前自己是更加放松的——这种放松感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

而那些对情绪不太敏感的人可能自我的整体幸福感会更高,但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钝感”,导致他们无法在恰当的时刻做出恰当的、他人期望的情绪反应。因此他们也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障碍,尤其是在人际交往方面。所以,迟钝的人也会觉得那些情绪丰富,并且能轻易察觉到他人情绪的人十分迷人。

2. 你被吸引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心理障碍相互“匹配”

有一些常见的心理障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力,前提是其中一方不健康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刚好符合另一方不健康的需求:

a. 边缘型人格和依赖型人格

边缘型人格障碍具有对被抛弃的极度恐惧、情绪起伏不定和极其缺乏与他人之间的边界感等特点,这样的伴侣对常人而言是很难忍受的。即使是最亲密伴侣,我们也无法接受一个人肆意地入侵、破坏我们的个人边界。

然而,这样毫无边界意识的伴侣对于依赖型人格却不是问题。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且同样对被遗弃深感恐惧的依赖型人格障碍喜欢顺从和依附于他人。对他们而言,伴侣毫无边界的要求和占有、忍受伴侣所有的情绪、对伴侣千依百顺,反而是一种让他们更有安全感的状态。

b. 有问题者与助人者


我们在过去的推送中曾多次提到“依赖共生”(Codependency)这个概念,这是一种乍看像爱情,实则却是一种与爱无关的、病态的关系。

在一段狭义的共生关系中,两人中需要一方有某些成瘾性的问题,比如无法自控地出轨、性瘾、嗜酒等,对自己和他人都难以负责任;而另一个人则高度依赖这个人的“问题”和“不负责任”,在过分地看护和管控另一方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感——这是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

在依赖共生关系中扮演“助人者”角色的一方,往往“依赖别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另一半身上,给予 Ta 并不需要的过多的关怀,为此可以完全忽略自身的需要。

一段共生关系中,往往两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一方依赖对方,另一方则依赖“对方对自己的依赖”——“成瘾者”和“助人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这种共生关系的结构十分稳固,这使得两人即使深陷痛苦,也很难离开对方。

3. 明知是错的人,却一次又一次地犯错

有的时候,人们已经从之前的关系中意识到,自己和某种人并不合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幸福;但同时,他们又会再次被和那种明知自己应该远离的人吸引。

反复被令自己痛苦的人吸引是一种创伤的强迫性重复。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的关系中曾经被虐待或深深地伤害,并且问题没有在那段关系结束前得到解决,比如对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那么这个人可能会不断爱上类似的人,进入和当初类似的关系,试图寻找答案。

甚至,他们会幻想在一段类似的关系中能够解决曾经的矛盾;自己能从“受害者”的身份转移到“施害者”,主动伤害一个和对方类似的人,来获得一种虚假的主动权和复仇的快感。

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太恨 Ta,所以爱上了像 Ta 的人。”常见的一种是,有些人反复爱上与伤害自己的父亲 / 母亲相像的人。人在幼年时期会本能地渴望和寻求来自父母的关注和爱,如果这个愿望未能被满足,它就可能延续到成年后,即使我们表面上压抑了这种愿望。

因此,在童年被父母忽视、否定,怎样讨好都不能得到对方关注和爱的人,会在长大后被和自己父母类似的人吸引。在潜意识中想要从这些和他们相似的人身上得到曾经缺失的爱,以这样的形式来完成童年未竟的心愿。

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的背后:是儿时形成的防御策略


临床心理学家 Lisa Firestone 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能否相互吸引本质上取决于两个人的防御机制是否相吻合。

防御机制,是我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特定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它们被用来应对一些令自己痛苦或筋疲力尽的情境,在那样的时刻保护自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儿时的经历让我们形成了一些应对世界和难题的方式,这些方式曾经保护过我们,我们相信也愿意继续相信它们就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Firestone 认为,我们在选择伴侣时,会潜意识被那些适配我们防御机制的人吸引。

比如,一个习惯用沉默和抽离来保护自己的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咄咄逼人的伴侣,因为对方的咄咄逼人为 Ta 提供了很多可以保持沉默的情境。一个习惯用拼命地追逐和讨好来保护自己的人,往往会选择一个很难被取悦的对象。这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自己的认知体系被打破,我们会通过主动的选择,构建出自己熟悉的情境。

由此可见,人们被吸引并不是因为双方性格有多么契合,甚至不是因为和这个人一起我们会更快乐。而是和这个人之间的相处,能够让一直以来自我保护的方式能够继续存在。与此同时,和这个人之间的相处也能强化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认知。

举个例子,一个相信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没有安全感的人,总是爱上那些疏离的人。这是因为,一面这种疏离强化了他们“我果然不值得被爱”的信念,一面在与这样的人的关系中又能够最大化地使用自己的防御机制——痴缠对方,不断确认对方的爱。

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之处也就在于此,一个经历过的痛苦的人因此往往反复经历痛苦,直到 ta 愿意付出新的痛苦去打破自己、发生改变。

如果吸引你的是无法给你健康亲密关系的人,该怎么办?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反复被同一种人吸引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在关系中常常是不快乐的,并且感到虚弱,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探究,这些人真正吸引你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那些吸引你的人的共同点或许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可以是看似很不同的人,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他们相似的可能只是某种不易察觉的行为模式,或是在特定情况下某种微妙的反应。

第二,在你眼里,一个人吸引你的地方可能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下的本质才是你真正需要警惕的。比如,你可能觉得自己会被那些看起来漫不经心又有些神秘感的人吸引,因为使他们显得有深度又有趣。

但事实上,你可能是迷恋对方情绪匮乏这个特点,以及被 Ta无法理解你这一点吸引。这种吸引的背后就与你的防御机制有关。

又或者,你发现自己无法抗拒那种时时刻刻都要求你给予关注的人,你觉得自己可能喜欢自信的人,但实际上吸引你的是他们强烈的控制欲

因此,如果你发觉自己总是喜欢上对自己不好的人,总是进入让自己不快乐的关系之中,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参考上面的例子,认真觉察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吸引你的实质又是什么。这种实质很有可能就是在不断地给你那些负面的防御机制注入养分的东西。

弄清了这种“错误吸引”的本质,你就可以开始思考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除了自省以外,你还需要总结、归纳过去的恋爱中自己痛苦的时刻,以及两人最后分开的理由——那时的你是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是你的伴侣的。

同时,你也需要考虑周围亲友的意见。人们在处于一段关系中,或是回想过去的关系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滤镜。我们不仅会美化过去,还可能会美化自己现下的处境。旁人固然无法读取你的感受,但他们能比你更清晰、直观地看到你在一段关系中整体的状态。

总是爱上无法好好爱自己的人,也意味着你可能缺乏自我关怀能力。因此,身边那些了解、关爱你的亲友就可能会比你自己更知道,怎样才是对你好的方式,什么样的人才更有可能给你带来幸福。

最后,当你自己真正的需求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可以付诸行动了。你需要有意地试着去与那些一开始可能并不会吸引你,但具备你所需要的好的品质的人约会。至少在那些人靠近你时,给彼此一个机会,而不是早早地自我设限——“Ta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种舒适区以外的尝试一开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这样的人会挑战你固有的防御机制。比如,要一个迷恋那种对自己若即若离的人去试着和一个主动接近自己、关怀自己的人相处,他们会不习惯,甚至会觉得反常和不适——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好?我又不值得。Ta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但实际上,是我们旧时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将我们带向了错误的方向,它让我们不明白健康的依赖关系是什么样的。试着接触那些挑战自己防御机制的人,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改变自己对亲密关系和自我的错误认知,更加靠近真实的、安全的爱。有时候,你只是不习惯,并不是不喜欢。

最后,如果你还在反复爱上无法与你建立健康关系的人,陷入令自己的痛苦的恋爱中的话,不妨在必要的时候告诉自己:有的时候最吸引你的,也是你最需要远离的。斩断联系虽然令人痛苦,却是你找回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而随着你越来越健康,你也会越来越少地感到这些关系的吸引力。

以上。愿我们都能爱值得的人。

KY 作者 / 咯咯 编辑 / KY 主创们

“假如能看到别人的死亡时间,该不该告诉他们?”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5 次浏览 • 2018-12-08 16:23 • 来自相关话题

如何评价《奇葩说 第五季》第二十三期「假如能看到别人的生命长度该不该告诉他们」(半决赛)?

 
不得不说,黄执中本场的表现十分亮眼。这种带有话剧感且富有感染力的沉浸式辩论,是决定短时间选票摇摆方向最有力的呈现方式。

但刨除掉所有感情色彩的部分,第一个假设的论点有逻辑漏洞,其实更适合正方来当矛用。相比之下,第二个论点反方用起来更有说服力,但论据铺得不够开。

分别说一下。

第一个假设:假如「生命长度」是跳动的数字,这个数值是由一切随机、混沌、细小的决策,以及漫长的因果链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全世界人类行为的随机交叉所产生的无数种可能性,将会导致这个数值时刻在变动。

打个比方,你看到朋友的生命长度只剩三年,你转头再回头,发现数字变为了两年,原来是朋友打算不去明天公司组织的每年体检了。

于是,你出于不忍心和关心,把事实告诉了他:「好兄弟,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告诉你,可我想了想觉得说出来是对你好……你的生命只剩三年了,该享受的福利都享受吧,也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别留下什么遗憾。」

在你脱口而出的瞬间,朋友头顶的数字瞬间跳成了三天,他先是十分震惊,然后草草应下,回到家里精神逐渐崩溃,茶饭不思,滴水不进,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三天后在家中跳楼身亡。

朋友原本的三年大限,可能是因为两年后得了绝症,可能是因为三年后某一天的意外,但他最后只活了三天,却是因为你告诉了他「你的生命只剩三年」,他选择了消极应对,于是数字瞬间发生改变。

既然「生命长度」是可以被蝴蝶效应所影响的,数字变少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将数字变多:在告知朋友之后,开导他、陪伴他、帮助他树立积极的心态,最后陪伴他走完三年余生。

甚至有可能,如黄执中所举例的,一款新药在两年后研发成功。朋友每天坚持服药,随着治疗的进行,头顶的生命数字不断 +1、+10……这,难道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吗?

所以,如果「生命长度」是跳动的,告诉他们并不是做不到。你看得到,也可以说出来。

至于该不该对所有人说,如晶之前提到了「我不该说,因为不想背上所有人的生命责任」,这部分其实论证比较充分,是个难得的亮点。

现在来到第二种假设:「生命长度」是固定的,无论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如何改变与交错,这世界每个人的「血量」就那么多,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这个假设完全进入了《三体》里「毁灭你,与你何干」的宿命论场域。黄执中的论点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想法,对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

其实「宿命论」细思极恐。

打个比方,在你出现之前,有人能活到 80 岁,有人几个月后因为意外而死,有人刚出生就夭折了。

你出现之后,如果选择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每个人头顶的数字,世界将一切安好。

但如果你告诉了一个人,只需一个人,这个生命值查阅系统将会直接宕机。

为什么?

首先记住,现在是「宿命论」在时间意义上的前提假设,即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不会因任何变量而改变。

假如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 80 岁,在你没告诉他之前,他的一生是走过了风风雨雨、好不容易躲避了无数意外,才安稳地活到了 80 岁无疾而终。

但在你告诉他之后,他这 80 年的生命意义瞬间发生了变化:无论他是跳楼、爆头、被捅几百刀,他都不会死亡。因为任何外界因素的改变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长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80 岁之前的他就是永生的。

你可能会说,就算跳楼不死也会瘫痪,成植物人,这种所谓的「永生」有什么意义呢?

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三天,我告诉你你只有三天可活了,你会首先挑战「花式作死老子就是作不死」这种玩法吗?

如果你是个性本善之人,知道了自己弥留之日不久,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多做些有意义的事,不枉来过这一生。

但如果你性本恶,甚至只是对社会有那么点小偏见,对权力有那么点小渴求,既然只有三天时间,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欲望,显然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

简单点的,全力透支所有信用卡、花呗、P2P,反正也不用还了。

一般点的,去偷个路人,劫个美色,抢个银行,反正能躲就躲,收网还达不到这么快。

复杂点的,我杀几个人,要毙了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死不了……

进一步,我们试着把这个命题推导到极致:你同时告诉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长度。

有权有势的人,得知自己不幸命短活不长,选择挥霍一切,绝不给其他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无权无势的人,得知自己有幸命硬活好久,选择挑战一切,绝对要让世界留下我的恐怖行迹。

你希望看到的是,人们在得知自己的生命长度后,会把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事实上你看到了,人们心中欲望的「核按钮」,在这一刻毫不犹豫地被按下。

宗教、哲学,这些人类引以为豪的「人与神的联结」将在瞬间分崩离析,「巴别塔」在天性的驱使下被齐力推倒。

既然「毁灭我,与我何干」,我们彼此毁灭,也与你何干。

宿命论,它的底色就是悲凉的。

今天这场,正反方都可以从负向角度,来聊一些生命长度告知与不告知的假设后果,但双方都没有这样选择。也许他们都设想过这些最坏的可能,或许正如蔡康永最后的总结,「没有来自悲观的乐观,永远不是真正的乐观。」

最后,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我的生命长度,请告诉我,我想做个好人。 查看全部


如何评价《奇葩说 第五季》第二十三期「假如能看到别人的生命长度该不该告诉他们」(半决赛)?


 
不得不说,黄执中本场的表现十分亮眼。这种带有话剧感且富有感染力的沉浸式辩论,是决定短时间选票摇摆方向最有力的呈现方式。

但刨除掉所有感情色彩的部分,第一个假设的论点有逻辑漏洞,其实更适合正方来当矛用。相比之下,第二个论点反方用起来更有说服力,但论据铺得不够开。

分别说一下。

第一个假设:假如「生命长度」是跳动的数字,这个数值是由一切随机、混沌、细小的决策,以及漫长的因果链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全世界人类行为的随机交叉所产生的无数种可能性,将会导致这个数值时刻在变动。

打个比方,你看到朋友的生命长度只剩三年,你转头再回头,发现数字变为了两年,原来是朋友打算不去明天公司组织的每年体检了。

于是,你出于不忍心和关心,把事实告诉了他:「好兄弟,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告诉你,可我想了想觉得说出来是对你好……你的生命只剩三年了,该享受的福利都享受吧,也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别留下什么遗憾。」

在你脱口而出的瞬间,朋友头顶的数字瞬间跳成了三天,他先是十分震惊,然后草草应下,回到家里精神逐渐崩溃,茶饭不思,滴水不进,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三天后在家中跳楼身亡。

朋友原本的三年大限,可能是因为两年后得了绝症,可能是因为三年后某一天的意外,但他最后只活了三天,却是因为你告诉了他「你的生命只剩三年」,他选择了消极应对,于是数字瞬间发生改变。

既然「生命长度」是可以被蝴蝶效应所影响的,数字变少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将数字变多:在告知朋友之后,开导他、陪伴他、帮助他树立积极的心态,最后陪伴他走完三年余生。

甚至有可能,如黄执中所举例的,一款新药在两年后研发成功。朋友每天坚持服药,随着治疗的进行,头顶的生命数字不断 +1、+10……这,难道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吗?

所以,如果「生命长度」是跳动的,告诉他们并不是做不到。你看得到,也可以说出来。

至于该不该对所有人说,如晶之前提到了「我不该说,因为不想背上所有人的生命责任」,这部分其实论证比较充分,是个难得的亮点。

现在来到第二种假设:「生命长度」是固定的,无论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如何改变与交错,这世界每个人的「血量」就那么多,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这个假设完全进入了《三体》里「毁灭你,与你何干」的宿命论场域。黄执中的论点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想法,对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

其实「宿命论」细思极恐。

打个比方,在你出现之前,有人能活到 80 岁,有人几个月后因为意外而死,有人刚出生就夭折了。

你出现之后,如果选择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每个人头顶的数字,世界将一切安好。

但如果你告诉了一个人,只需一个人,这个生命值查阅系统将会直接宕机。

为什么?

首先记住,现在是「宿命论」在时间意义上的前提假设,即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不会因任何变量而改变。

假如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 80 岁,在你没告诉他之前,他的一生是走过了风风雨雨、好不容易躲避了无数意外,才安稳地活到了 80 岁无疾而终。

但在你告诉他之后,他这 80 年的生命意义瞬间发生了变化:无论他是跳楼、爆头、被捅几百刀,他都不会死亡。因为任何外界因素的改变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长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80 岁之前的他就是永生的。

你可能会说,就算跳楼不死也会瘫痪,成植物人,这种所谓的「永生」有什么意义呢?

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三天,我告诉你你只有三天可活了,你会首先挑战「花式作死老子就是作不死」这种玩法吗?

如果你是个性本善之人,知道了自己弥留之日不久,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多做些有意义的事,不枉来过这一生。

但如果你性本恶,甚至只是对社会有那么点小偏见,对权力有那么点小渴求,既然只有三天时间,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欲望,显然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

简单点的,全力透支所有信用卡、花呗、P2P,反正也不用还了。

一般点的,去偷个路人,劫个美色,抢个银行,反正能躲就躲,收网还达不到这么快。

复杂点的,我杀几个人,要毙了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死不了……

进一步,我们试着把这个命题推导到极致:你同时告诉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长度。

有权有势的人,得知自己不幸命短活不长,选择挥霍一切,绝不给其他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无权无势的人,得知自己有幸命硬活好久,选择挑战一切,绝对要让世界留下我的恐怖行迹。

你希望看到的是,人们在得知自己的生命长度后,会把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事实上你看到了,人们心中欲望的「核按钮」,在这一刻毫不犹豫地被按下。

宗教、哲学,这些人类引以为豪的「人与神的联结」将在瞬间分崩离析,「巴别塔」在天性的驱使下被齐力推倒。

既然「毁灭我,与我何干」,我们彼此毁灭,也与你何干。

宿命论,它的底色就是悲凉的。

今天这场,正反方都可以从负向角度,来聊一些生命长度告知与不告知的假设后果,但双方都没有这样选择。也许他们都设想过这些最坏的可能,或许正如蔡康永最后的总结,「没有来自悲观的乐观,永远不是真正的乐观。」

最后,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我的生命长度,请告诉我,我想做个好人。

重新想一想,父母生你是为了什么

家庭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9 次浏览 • 2018-11-16 10:41 • 来自相关话题

以前我也觉得自己的父母有很多我接受不了的神逻辑。现在我是奔四的人了,对社会和人都有了更多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本来觉得荒诞的事情,其实都有其潜在的逻辑。只不过这些逻辑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罢了。

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仅仅就在 20 年前,小农经济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式的家庭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父母,即使已经脱离农村和农业生产多年,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思想上依然是小农。

小农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在古代农业社会,你和你老婆两个人从你爹那里继承了瓦房一间几亩薄田,收成仅能糊口。你要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读书走科举路线? 别逗了,即使是在科举发展顶峰的清朝,秀才占人口的比例也不超过万分之二,举人进士就更不用说了。你爹要是没点家底的话,你连字都不会认识,更别说走科举独木桥了。练武走军功路线? 更别逗了,所谓“穷学文,富学武”,你家要不是当地豪强的话,治世你就是大头兵,乱世就是炮灰。

在小农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唯一能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就是,哐哐哐哐连生五个儿子五个女儿。

那年头孩子又不用考大学上补习班学钢琴,五六岁就能帮家里干活了,饲养成本不过就桌上多加一双筷子,粥里多加一碗水罢了。等孩子们大了你就牛逼了啊。家里妥妥的五个壮劳力,要干活能开荒,要打架谁也不怕,五个女儿嫁出去又多了五个亲家,你说还要给五个儿子娶媳妇? 你有五个儿子,彩礼嫁妆帐上还能吃了亏了?

最重要的是,这五个儿子都是给你干活的,只用管饭,工钱都不用给,用儿子干活比雇工人干活划算多了。到了儿子再生儿子,你孙子也成了壮劳力了,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唯你独尊,谁能不羡慕你?在古代农业社会,孩子就相当于一个大牲口,制造成本几乎为零,出把子力气就可以了,抚养成本也很低,回报可要高的多,生个孩子比买头牛可划算多了。

理想的中国家庭的发展方式是,你从你爹那里继承到了五亩地,你和你老婆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长大成了壮劳力了有了剩余价值,你再拿剩余价值去换更多的地,若干年后你就有了三十亩地,有五个壮劳力给你干活。儿子还会生儿子,你活的时间越长,你掌握的财富就越多,你的日子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都认为子孙满堂的长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等你挂了,你的儿子们分家,一人分六亩地,整体社会财富得到了增加,再来下一个轮回。在小农经济中,你能见到的农村富户,绝大多数都是这么来的。

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多生孩子,通过剥削孩子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财富积累,是唯一可行的上升通道。你和你的儿子们实际上存在一个契约,就是你把他们生下来,把他们抚养成人,他们给你免费打工直到你死。然后分掉你的遗产作为回报。然后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转过头去再去剥削他们的孩子。但这个契约是不能明说的,因为这个契约存在一个明显的 BUG,那就是你活的时间越长,你的儿子们就越吃亏啊。

你的孩子们是你最重要的财产,但人毕竟是人,不是土地也不是牛马,人是会有自己的念头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你最担心的是你的孩子们不听你的话啊。你会担心你还没死呢,他们就开始挑战你的领导权了。你会担心你还没死呢,他们就要离开家过自己的生活,那相当于你损失了一头大牲口啊。然而你越来越老,你的儿子们越来越强壮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用揍他们来控制他们了,那怎么办? 只能通过洗脑呗。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古代社会选择“孝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原因是,古代中国政府需要维护这一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为什么要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因为要维护父母不容置疑的权力啊,不然你娃质疑你挑战你的权威怎么办啊。为什么要说“父母养育之恩大过天”啊?因为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认为他们欠了你的啊,这样你才好管理啊。为什么要说“父母在,不远游”啊? 因为你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了,结果他 TMD 远游去了,家里活谁干啊?我还剥削谁去啊?为什么要推崇“埋儿奉母,卧冰求鲤”这种明显的神经病行为啊,因为剩余价值要给父母啊。为什么要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啊,因为要明确父母惩罚子女的合理性啊,不然怎么高效管理啊。

你要懂得一点,小农经济的核心秘密是,财富积累是父母通过剥削子女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这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两个阶级的关系,可以类比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不能说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就是完全没有爱的,生育之爱毕竟是动物的本能,但在“孝文化”中,这种本能的爱往往被利用来强化小农经济的稳定性。

小农经济是整个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稳定是小农经济稳定的基础。“孝文化”是为了维护家庭稳定的工具。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作用,都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管住你儿子,为了让你儿子更听你的话。因为只有你儿子听话,你才能剥削他,这个经济体系才能运转下去。为什么孔融就是大嘴巴的说了一个“父母无恩论”,曹操就非要杀他不可? 因为他这是在挑战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说起来这比谋反罪还要大。父母剥削子女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秘密,谁都不能说出来。这个秘密被包装在”孝文化“之中。

除了写在书上的“孝文化”以外,中国父母还有很多共同的“习俗”。这些“习俗”就是这个问题下很多答案中的“难以理解的神逻辑”。这些“习俗”能够影响如此深远,原因在于这些“习俗”都是有助于父母更加有效的控制子女的。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要贬低你? 因为需要降低你对自己的心理评价,人对自己的心理评价越高,就越不好管理。必须要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们生存,这样你才能更听话。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是忽视和否定你的感受和想法?因为不能让你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啊,你要是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肯定就不好管了啊。所以要告诉你你的感受和想法都是错的,都是假的。你不要有感受,也不要有想法,只要听话就好。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是在外人面前揭你的短?因为必须要降低你的自尊啊,人的自尊心越强越不好管啊,自尊心越低的人就越好管啊。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要逼你干你不愿意干的事情?这是在明确自己对你的统治地位啊。你越不愿意干的事情越要逼你干,这样才能让你明白到底谁说了算啊,次数多了你就会习惯性无助啊,他们让你干什么你都会服从啊,因为你知道反抗是徒劳的啊。

很多父母不一定懂得这些“习俗”的心理学原理,但他们发现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所以他们也这么做,做着做着就发现甜头了。这么做了之后,管起孩子来轻松多了。

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孩子听话。一切你看起来难以理解却又广泛存在的神逻辑,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在农业社会,一个合格劳动力的第一要求是要听话,其次是身体健康。有没有知识,聪明不聪明那是不重要的。有自我意识,有思考能力,有感情,有个人追求,这些都是负面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开始瓦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有两个变化对小农经济式的家庭冲击最大,首先,在小农经济中,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掌握在父母手里的,孩子必须耕种父母的土地,被父母剥削。现在,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父母无法通过控制生产资料的方式来控制孩子了,你剥削不到你孩子了。其次,在农业社会,制造一个合格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小孩子五六岁就能帮家里干活回馈家庭了。而现在,你要想制造一个合格劳动力,成本是非常高的,二十几年后他能考自己在社会上自立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剥削自己的孩子来累积财富就不再是一个经济的方案了,所以生育率持续下降。

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快了。大多数人,尤其是父母那一代在改革开放前已成年的人,都是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的”孝文化“太强大了,而人要想挣脱环境是很难的。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是小农经济家庭的行为方式,所以会和他们的子女产生冲突。当代年轻人遇到的绝大多数家庭问题都是因为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小农经济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退回二百年前,作为子女的你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除了在家种地以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的谋生方式,你是不会觉得你的父母难以理解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家庭关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小农经济中,子女是一定要给父母带来经济回报的。而在当代,很多父母已经能够意识到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期待子女带来经济回报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依然期待子女给他们带来精神回报,比方说学习成绩好,工作成功,早点结婚,完成自己想完成却没完成的心愿等等,好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有面子。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也会试图控制子女,让子女听话。以前做父母养孩子都是养牛,期待经济回报。现在养牛的少了,养宠物狗的多了。但宠物狗也得听话啊。所以神逻辑依然广泛存在。

在我人生的前三十年,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给我造成了很多痛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最近几年我才慢慢明白过来,真正的矛盾在于,我想当人,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而他们认为我应该当牛或者当宠物狗。在这段关系中我曾经非常痛苦,他们也很痛苦,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随着我人生经验的不断积累,我逐渐理解了我父母的想法,我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神逻辑“。我并不认同他们,但这些理解帮助我更加清晰的审视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帮助我更加理性的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想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有点晚。

所以我写下这篇回答,将我的想法分享给与父母相处同样有困惑的朋友。很多中国人都想做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拥有独立意志,为自己生活。而你与你父母之间的问题,很可能在于,你父母并不这么想。其实你可以尝试问问你的父母,”你们生我是为了什么?“,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直面这个问题。通过他们的回答,你也许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你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合理的处理家庭问题。

 

有很多评论说我的回答思路清奇角度刁钻的。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养孩子是一场交易”在小农经济社会里应该是常识,"养儿防老"这句话人人都知道,你自己养儿是为了防老,你爹养你是为了什么难道你真的心里没点 B 数?各位觉得“父亲生儿子是为了剥削儿子”这样的观点很新奇,是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在真正的小农经济社会里长期生活过,并没有真正参与过小农经济社会的核心经济活动。如果你真的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里,年纪稍长,你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所谓“父母的苦心,等你长大了就懂了”,的意思并不是“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父母养你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为你好了”,而是“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控制你,而你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去控制你的孩子才行”。

“孝文化”的影响之所以源远流长,一方面是利用了未成年子女对父母天生的依赖和信任,必然有效。另一方面是保护了所有人的期望利益。你小时候傻,觉得“孝”是天经地义的,心甘情愿的被你的父母控制和剥削,等你长大了,明白过劲了,你是不会戳穿这个谎言的,因为你也有自己的孩子,你知道自己也有老的那一天,对你来说最有利的选择是维护这个谎言,反过头来剥削自己的孩子。在小农经济社会中,质疑“孝文化”会侵犯所有人的利益,会人人喊打。

我之所以反对“孝文化”,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坏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越是相信和践行“孝文化”的人越吃亏,而越是不相信这个规则,但是却要求别人"孝顺"的人越得益。这个规则逼的人不得不虚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家庭往往有那么多“神逻辑”。然后我在前边也提到过,“孝文化”的基础,小农经济体系在中国已经基本瓦解了。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你维护“孝文化”的原因是,虽然你知道“孝文化”是假的,但你依然会选择至少在形式上孝顺你的父母,通过维护“孝文化”的合理性,你可以剥削你自己的子女找补回来。你对“孝文化”维护的越好,你的子女明白这件事明白的越晚,你的收益越大。但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会再维护“孝文化”,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现代和以后,要想剥削自己的子女是越来越难了,你又不掌握生产资料,你自己的子女是要被资本家剥削的。

在当代社会还在弘扬“孝文化”的父母,是在尽最后的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他们自己的父母尽了孝,终于他们的子女成年了,想要享受自己的收益了,突然发现社会变了,自己种了好多年的桃子被别人摘走了。这肯定不甘心啊,但也只能多忽悠子女一天算一天。所以现在的老人内心焦虑的非常多,一辈子的希望就是老了享儿孙福,熬了这么多年,最后泡汤了啊。

有很多评论批评我考虑问题的时候只谈利益不谈家庭感情。然而正相反,正是因为我重视家庭感情才写这么多字抨击“孝文化”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爱与信任本来是天然的,我想没有子女天生不爱父母,天生不爱子女的父母也不多,这本来是人与人之间最基础最真实的感情,但在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中,父母和子女在经济利益上成为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成为了对立的阶级。为了保障剥削阶级的利益,“孝文化”利用了子女对父母天然的爱与信任,鼓励父母控制和剥削子女,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变成了维护剥削关系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没有了,只剩下了枷锁,这不是真正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 查看全部
以前我也觉得自己的父母有很多我接受不了的神逻辑。现在我是奔四的人了,对社会和人都有了更多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本来觉得荒诞的事情,其实都有其潜在的逻辑。只不过这些逻辑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罢了。

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仅仅就在 20 年前,小农经济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式的家庭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父母,即使已经脱离农村和农业生产多年,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思想上依然是小农。

小农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在古代农业社会,你和你老婆两个人从你爹那里继承了瓦房一间几亩薄田,收成仅能糊口。你要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读书走科举路线? 别逗了,即使是在科举发展顶峰的清朝,秀才占人口的比例也不超过万分之二,举人进士就更不用说了。你爹要是没点家底的话,你连字都不会认识,更别说走科举独木桥了。练武走军功路线? 更别逗了,所谓“穷学文,富学武”,你家要不是当地豪强的话,治世你就是大头兵,乱世就是炮灰。

在小农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唯一能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就是,哐哐哐哐连生五个儿子五个女儿。

那年头孩子又不用考大学上补习班学钢琴,五六岁就能帮家里干活了,饲养成本不过就桌上多加一双筷子,粥里多加一碗水罢了。等孩子们大了你就牛逼了啊。家里妥妥的五个壮劳力,要干活能开荒,要打架谁也不怕,五个女儿嫁出去又多了五个亲家,你说还要给五个儿子娶媳妇? 你有五个儿子,彩礼嫁妆帐上还能吃了亏了?

最重要的是,这五个儿子都是给你干活的,只用管饭,工钱都不用给,用儿子干活比雇工人干活划算多了。到了儿子再生儿子,你孙子也成了壮劳力了,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唯你独尊,谁能不羡慕你?在古代农业社会,孩子就相当于一个大牲口,制造成本几乎为零,出把子力气就可以了,抚养成本也很低,回报可要高的多,生个孩子比买头牛可划算多了。

理想的中国家庭的发展方式是,你从你爹那里继承到了五亩地,你和你老婆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长大成了壮劳力了有了剩余价值,你再拿剩余价值去换更多的地,若干年后你就有了三十亩地,有五个壮劳力给你干活。儿子还会生儿子,你活的时间越长,你掌握的财富就越多,你的日子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都认为子孙满堂的长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等你挂了,你的儿子们分家,一人分六亩地,整体社会财富得到了增加,再来下一个轮回。在小农经济中,你能见到的农村富户,绝大多数都是这么来的。

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多生孩子,通过剥削孩子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财富积累,是唯一可行的上升通道。你和你的儿子们实际上存在一个契约,就是你把他们生下来,把他们抚养成人,他们给你免费打工直到你死。然后分掉你的遗产作为回报。然后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转过头去再去剥削他们的孩子。但这个契约是不能明说的,因为这个契约存在一个明显的 BUG,那就是你活的时间越长,你的儿子们就越吃亏啊。

你的孩子们是你最重要的财产,但人毕竟是人,不是土地也不是牛马,人是会有自己的念头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你最担心的是你的孩子们不听你的话啊。你会担心你还没死呢,他们就开始挑战你的领导权了。你会担心你还没死呢,他们就要离开家过自己的生活,那相当于你损失了一头大牲口啊。然而你越来越老,你的儿子们越来越强壮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用揍他们来控制他们了,那怎么办? 只能通过洗脑呗。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古代社会选择“孝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原因是,古代中国政府需要维护这一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为什么要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因为要维护父母不容置疑的权力啊,不然你娃质疑你挑战你的权威怎么办啊。为什么要说“父母养育之恩大过天”啊?因为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认为他们欠了你的啊,这样你才好管理啊。为什么要说“父母在,不远游”啊? 因为你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了,结果他 TMD 远游去了,家里活谁干啊?我还剥削谁去啊?为什么要推崇“埋儿奉母,卧冰求鲤”这种明显的神经病行为啊,因为剩余价值要给父母啊。为什么要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啊,因为要明确父母惩罚子女的合理性啊,不然怎么高效管理啊。

你要懂得一点,小农经济的核心秘密是,财富积累是父母通过剥削子女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这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两个阶级的关系,可以类比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不能说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就是完全没有爱的,生育之爱毕竟是动物的本能,但在“孝文化”中,这种本能的爱往往被利用来强化小农经济的稳定性。

小农经济是整个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稳定是小农经济稳定的基础。“孝文化”是为了维护家庭稳定的工具。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作用,都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管住你儿子,为了让你儿子更听你的话。因为只有你儿子听话,你才能剥削他,这个经济体系才能运转下去。为什么孔融就是大嘴巴的说了一个“父母无恩论”,曹操就非要杀他不可? 因为他这是在挑战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说起来这比谋反罪还要大。父母剥削子女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秘密,谁都不能说出来。这个秘密被包装在”孝文化“之中。

除了写在书上的“孝文化”以外,中国父母还有很多共同的“习俗”。这些“习俗”就是这个问题下很多答案中的“难以理解的神逻辑”。这些“习俗”能够影响如此深远,原因在于这些“习俗”都是有助于父母更加有效的控制子女的。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要贬低你? 因为需要降低你对自己的心理评价,人对自己的心理评价越高,就越不好管理。必须要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们生存,这样你才能更听话。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是忽视和否定你的感受和想法?因为不能让你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啊,你要是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肯定就不好管了啊。所以要告诉你你的感受和想法都是错的,都是假的。你不要有感受,也不要有想法,只要听话就好。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是在外人面前揭你的短?因为必须要降低你的自尊啊,人的自尊心越强越不好管啊,自尊心越低的人就越好管啊。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要逼你干你不愿意干的事情?这是在明确自己对你的统治地位啊。你越不愿意干的事情越要逼你干,这样才能让你明白到底谁说了算啊,次数多了你就会习惯性无助啊,他们让你干什么你都会服从啊,因为你知道反抗是徒劳的啊。

很多父母不一定懂得这些“习俗”的心理学原理,但他们发现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所以他们也这么做,做着做着就发现甜头了。这么做了之后,管起孩子来轻松多了。

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孩子听话。一切你看起来难以理解却又广泛存在的神逻辑,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在农业社会,一个合格劳动力的第一要求是要听话,其次是身体健康。有没有知识,聪明不聪明那是不重要的。有自我意识,有思考能力,有感情,有个人追求,这些都是负面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开始瓦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有两个变化对小农经济式的家庭冲击最大,首先,在小农经济中,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掌握在父母手里的,孩子必须耕种父母的土地,被父母剥削。现在,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父母无法通过控制生产资料的方式来控制孩子了,你剥削不到你孩子了。其次,在农业社会,制造一个合格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小孩子五六岁就能帮家里干活回馈家庭了。而现在,你要想制造一个合格劳动力,成本是非常高的,二十几年后他能考自己在社会上自立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剥削自己的孩子来累积财富就不再是一个经济的方案了,所以生育率持续下降。

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快了。大多数人,尤其是父母那一代在改革开放前已成年的人,都是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的”孝文化“太强大了,而人要想挣脱环境是很难的。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是小农经济家庭的行为方式,所以会和他们的子女产生冲突。当代年轻人遇到的绝大多数家庭问题都是因为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小农经济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退回二百年前,作为子女的你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除了在家种地以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的谋生方式,你是不会觉得你的父母难以理解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家庭关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小农经济中,子女是一定要给父母带来经济回报的。而在当代,很多父母已经能够意识到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期待子女带来经济回报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依然期待子女给他们带来精神回报,比方说学习成绩好,工作成功,早点结婚,完成自己想完成却没完成的心愿等等,好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有面子。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也会试图控制子女,让子女听话。以前做父母养孩子都是养牛,期待经济回报。现在养牛的少了,养宠物狗的多了。但宠物狗也得听话啊。所以神逻辑依然广泛存在。

在我人生的前三十年,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给我造成了很多痛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最近几年我才慢慢明白过来,真正的矛盾在于,我想当人,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而他们认为我应该当牛或者当宠物狗。在这段关系中我曾经非常痛苦,他们也很痛苦,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随着我人生经验的不断积累,我逐渐理解了我父母的想法,我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神逻辑“。我并不认同他们,但这些理解帮助我更加清晰的审视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帮助我更加理性的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想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有点晚。

所以我写下这篇回答,将我的想法分享给与父母相处同样有困惑的朋友。很多中国人都想做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拥有独立意志,为自己生活。而你与你父母之间的问题,很可能在于,你父母并不这么想。其实你可以尝试问问你的父母,”你们生我是为了什么?“,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直面这个问题。通过他们的回答,你也许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你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合理的处理家庭问题。

 

有很多评论说我的回答思路清奇角度刁钻的。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养孩子是一场交易”在小农经济社会里应该是常识,"养儿防老"这句话人人都知道,你自己养儿是为了防老,你爹养你是为了什么难道你真的心里没点 B 数?各位觉得“父亲生儿子是为了剥削儿子”这样的观点很新奇,是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在真正的小农经济社会里长期生活过,并没有真正参与过小农经济社会的核心经济活动。如果你真的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里,年纪稍长,你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所谓“父母的苦心,等你长大了就懂了”,的意思并不是“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父母养你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为你好了”,而是“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控制你,而你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去控制你的孩子才行”。

“孝文化”的影响之所以源远流长,一方面是利用了未成年子女对父母天生的依赖和信任,必然有效。另一方面是保护了所有人的期望利益。你小时候傻,觉得“孝”是天经地义的,心甘情愿的被你的父母控制和剥削,等你长大了,明白过劲了,你是不会戳穿这个谎言的,因为你也有自己的孩子,你知道自己也有老的那一天,对你来说最有利的选择是维护这个谎言,反过头来剥削自己的孩子。在小农经济社会中,质疑“孝文化”会侵犯所有人的利益,会人人喊打。

我之所以反对“孝文化”,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坏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越是相信和践行“孝文化”的人越吃亏,而越是不相信这个规则,但是却要求别人"孝顺"的人越得益。这个规则逼的人不得不虚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家庭往往有那么多“神逻辑”。然后我在前边也提到过,“孝文化”的基础,小农经济体系在中国已经基本瓦解了。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你维护“孝文化”的原因是,虽然你知道“孝文化”是假的,但你依然会选择至少在形式上孝顺你的父母,通过维护“孝文化”的合理性,你可以剥削你自己的子女找补回来。你对“孝文化”维护的越好,你的子女明白这件事明白的越晚,你的收益越大。但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会再维护“孝文化”,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现代和以后,要想剥削自己的子女是越来越难了,你又不掌握生产资料,你自己的子女是要被资本家剥削的。

在当代社会还在弘扬“孝文化”的父母,是在尽最后的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他们自己的父母尽了孝,终于他们的子女成年了,想要享受自己的收益了,突然发现社会变了,自己种了好多年的桃子被别人摘走了。这肯定不甘心啊,但也只能多忽悠子女一天算一天。所以现在的老人内心焦虑的非常多,一辈子的希望就是老了享儿孙福,熬了这么多年,最后泡汤了啊。

有很多评论批评我考虑问题的时候只谈利益不谈家庭感情。然而正相反,正是因为我重视家庭感情才写这么多字抨击“孝文化”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爱与信任本来是天然的,我想没有子女天生不爱父母,天生不爱子女的父母也不多,这本来是人与人之间最基础最真实的感情,但在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中,父母和子女在经济利益上成为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成为了对立的阶级。为了保障剥削阶级的利益,“孝文化”利用了子女对父母天然的爱与信任,鼓励父母控制和剥削子女,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变成了维护剥削关系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没有了,只剩下了枷锁,这不是真正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

在临终关怀方面,我们能做什么?

健康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8 次浏览 • 2018-10-26 09:38 • 来自相关话题

我想临终关怀已经不再是一个冷门话题了,它甚至成了热门节目《奇葩说》的辩题,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参与到这件事情里来。对个人而言,死亡一直是个难以处理的议题。我一直无法习惯于某个至亲至爱之人将会离我而去的念头,无论处理过多少遍,认为自己可以平和接受,但当这个念头再次出其不意袭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手足无措。

但至少,在这里我学到了一些知识,它帮助我理解了那个离开的过程,也让我知道,在那最后的时刻,我们可以为心爱的人做些什么,这很值得。


文|唐苏勤 简单心理认证咨询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这个话题,“临终关怀”也翻译成“姑息治疗”或“安宁照顾”,它主要是为末期病患者,以及家人预防和减轻痛苦,提高他们在临终前的生活质量的一种服务,包括了对病痛、心理、社会和精神追求方面的评估和干预。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临终关怀与其说是一种服务,不如说是一种理念的革新。以前,我们可能认为死亡就是“我患上了绝症,要等死了”,是一种被动、孤独、苦闷的等待。但临终关怀倡导的是这样的一个临终过程——当事人主动的去决策,主动的跟家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在安乐活的过程中,为生命赋予意义。

所以,在真正的临终关怀中,它并不勉强抢救病人的生命,而是会将死亡看做一个自然的过程,只在照顾的过程中关注心理和精神方面,帮助病人尽量安乐的活着,尊重病人的价值观和需要,让他们在余下的日子里面活的舒适有尊严。

只是,我们要如何接受临终的事实?如何恰当地向病患传递那些信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又该如何去爱那些即将离开的人?这是今天我准备分享的内容。

否认还是接受?|面对死亡的情绪阶段

临终关怀强调的核心是让当事人有尊严的活着。所以我们大概得先了解,在得知患病之后,当事人本身和家庭的亲人们会出现哪些常见的情绪?

1968 年,有两位学者研究了当一个家庭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整个家庭的情绪和动力会经历的 5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毫无意识。即所有家庭成员对病患的疾病都没有沟通;第二个阶段:怀疑。患者怀疑自己会不久于世,但是却没有办法从知道真相的家庭成员口中得到验证;第三个阶段:相互假装。家庭成员们都知道患者死期将近,但双方都竭尽全力的避免在家庭中谈论这个不安的话题;第四个阶段就是开放阶段,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了解死亡的存在,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谈论死亡。

落脚到个体身上,精神病学家伊莉莎白·库伯勒·罗斯也曾在 1993 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情绪变化。当病人得知生病之后,先是镇静、否认、难以相信,接下来就会很愤怒,抱怨上天的不公。接着就会开始跟上天讨价还价,家人觉得:“如果让我用自己的命换他的该多好!”

讨价还价之后,病人和家人都有可能陷入一种抑郁的状态,因为有一些末期疾病是非常难治愈的。而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慢慢的接受这个过程。

除这 5 个阶段之外,人们还会有别的情绪,比如担心、惶恐。病人担心自己的身体会不会越来越痛;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担心死后会不会有审判?一些关心家人的人,会担心自己离开之后家人要怎么办。此外,人们也可能会出现内疚、自责的情绪。比如肺癌病人可能会想,要是我早戒烟多运动就好了。家人也会想,如果我怎样怎样,或许就可以阻止癌症的发生了……

如何告知临终的坏消息?

然而,面对死亡总归是艰难的。最开始,最艰难的一个门槛便是:告诉当事人坏消息。

其实此时,无论你感觉到了什么样的难过、无助、愤怒,都是人之常情,你需要接受自己的这些情绪反应。等到情绪稍微平复以后,再找一位值得信任的家人或者朋友告诉他你遇到的情况,让他分担你的忧愁,并给予你支持。

当我们决定要不要把病情告诉病人的时候,不要擅自做决定。尽可能跟病人有直接关系的家人,比如说兄弟姐妹、子女、父母商量,让所有的比较亲近的家庭成员知道实情,共同分担这个责任。

当心情准备好之后,真的要去告诉病人了。这个时候尽量让自己保持放松和不慌不忙的态度。然后,找到一个让病人感到熟悉和安静的地方,保障有足够的时间跟病人仔细的谈,有时候可能还需要找多一位跟病患平日比较亲近的家人一起陪伴。

谈话的过程也是有技巧的。

首先,你需要询问病人对他自身病情的了解程度。其实大部分病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所怀疑或了解的。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不问,可能是不想去面对,或害怕家人难过而装作不知道。所以,先询问他们对自己病情的了解程度。

当了解病人掌握的信息之后,我们可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把实情告诉病人。比如“昨天复诊的时候,你的医生要求跟我单独谈一下,他告诉我根据检查的结果,你可能现在是处于末期的阶段”。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直接的字眼,然后在过程中询问病人,是否明白。

在谈及这些的时候,病人和家人都会感到伤心和难过,双方哭泣了、流泪了。如果我们可以坦然的表露,接受的话,对整个家庭的关系,以及病人接受事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理解病人临终前的 3 重角色

一个临终的病人,他除了本身是病人之外,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人,身上有着母亲、父亲、孩子等很多的角色。所以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把他当做病人来看待,更要把他当做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研究者认为,临终前的病人角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理解病人临终前的角色,能给我们在实际与家人的相处中提供一些指导方针,知道自己需要处理哪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角色是处理实际事物的自我。他需要去处理类似于遗产,临终计划,希望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等一些事务性的事情。

第二个角色是处理人际关系。当事人需要处理他自己的社会角色,比如以自己的死亡来对家庭成员进行死亡教育,还可能会继承衣钵——比如将一些精神方面的成果传递给下一代。再比如,一个即将去世的丈夫最后叮嘱自己的妻子再婚,这也是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系列事情。

最后一方面,我们称之为处理个人问题的决策。即处理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比如说从生病到现在,是当事人的健康状况慢慢丧失的一个过程。这种适应丧失的过程,也可是让当事人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有一些当事人还会去探讨一些存在的议题,比如死亡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等等。

接下来就是最终成长的阶段,从过去的自我走到未来的自我。

我不只是病人,更是一个人临终者的 8 种需要

除了理解临终者的角色,和他要处理的一系列的事务外。在临终关怀中,最重要的是,满足他的需要。

2014 年,一位叫做丁肯的研究者访谈了很多处于末期的病患,总结出了临终者的8 种需要。

第一个,我们很容易想到:即病人需要陪伴。第二个,就是自我决定,病人希望别人可以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决策的权利。第三个,病人也有个人成长的需要,虽然好像他的生命是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们也需要鼓励他积极生活、积极成长。

接下来,丁肯还提到,末期的病患有希望自己在死亡这部戏剧里,成为主动的主角这样一个需要,也就是跟刚才的自我决定有一定的联系。第五个是当事人需要知道真相。并且他们需要在活着的时候时刻保持尊严,没有必要去延长他们没有质量的生命,也没有必要拖延整个死亡的过程。

接下来还有生命回顾的需要。在回顾自己生命的过程中,病人可以解决以往的冲突,然后跟过往,跟自己进行和解,并且达到个人整合的目的。最后一个访谈中提到的需要是控制疼痛的需要。所以大家在无论是照顾亲人还是在评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从这 8 种需要中,各个纬度进行评估,看一下是不是每一个需要都得到了满足。

在死亡前再好好活一次,这可能吗?

临终关怀的原则是让病人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要在这段时间里,让生活更加有质量。根据大量的临床观察来看,只要不放弃,病人和家人仍然可以在剩下的日子里维持高质量的生活,并且完满妥善的走完人生的旅程。

当我们提到生活有质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身体会减少一些痛楚,其次是保持舒适、清洁、整齐,还要保持非常体面的状态。

第一步,处理身体疼痛。我们要真真正正的了解病人的病症——向医生和护士咨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需要让病人来参与决策,来决定自己是否需要在某个时刻打止痛针,或者决定是否在这个阶段就停止治疗,只采用缓解疼痛的方法来减轻痛楚。照顾者还可以学习一些按摩技巧,然后一边帮病人按摩他疼痛的部位,又在这个互动中跟病人聊聊天,尽量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第二,处理身体疼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处理情绪。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应该要去面对和接纳。但是如果真的感受到自己无力应对的时候,最后还是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就算是跟护士、医生简单聊聊天也好。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非常多的生离死别的,所以他们会了解你的情绪,并且倾听你,帮助你舒缓情绪。

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情绪,更要关注病人的情绪。有些病人会出现寻死的念头,向我们透露“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想法。如果我们只是用“看开一些,你千万不要做傻事”这些话来冲淡他的念头的话,其实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增加他不被别人理解和接纳的感觉。

相反,家人可以用更开放的态度,鼓励病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困难。我们可以保持倾听,理解病人的感受,给予他们无限的支持,减轻他们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从而也能降低他们寻死的意愿。只是,当我们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切记应及时向医护人员求助。

另一些有效的方法是,鼓励病人向家人或病友倾诉。因为,不停的重复和叙述整个从得知诊断到现在整个患病的过程,其实是有助于自己逐渐的掌握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有的病人会向家人表达愤怒,我们需要鼓励病人表达他们愤怒的原因,还可以鼓励他用自己的方式和创意去表达愤怒,比如在纸上写写画画等。

有的时候,病人的情绪会非常激动,还会发泄在家人的身上。这时我们可以选择暂时离开现场,离开前告诉他:“其实我很想照顾你,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会离开一会儿。”这样既尊重了病人,也没有激化病人跟家人之间的矛盾。

另外,我们要鼓励病人尝试去寻找生活中让自己舒服的经验和美好的感觉。比如说家人的关爱,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或者是大自然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利用感官,主要就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等。

举一些简单可操作的例子。比如视觉,你在家里可以把环境,如灯光、颜色、布置等调到令患者比较舒服的状况。在医院,也可以尽量把病房布置成他熟悉、舒服的环境,比如在桌上摆放一些重要的小物件。我们也还可以用相机拍下他没有机会参加的活动,或者鼓励他把情绪通过文字、艺术、音乐的形式表态出来。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嗅觉和味觉,让病人可以闻到他喜欢或感觉舒服的气味。比如花香,茶香等。

我们的文化一直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和仪式去否认和粉饰死亡,可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都无比清楚,终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患病的人会比我们更加清楚这一点。既然期限已定的话,帮助他们在大限来临之前好好的准备,为他们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作出尽善尽美的安排。我想,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送别。 查看全部


我想临终关怀已经不再是一个冷门话题了,它甚至成了热门节目《奇葩说》的辩题,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参与到这件事情里来。对个人而言,死亡一直是个难以处理的议题。我一直无法习惯于某个至亲至爱之人将会离我而去的念头,无论处理过多少遍,认为自己可以平和接受,但当这个念头再次出其不意袭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手足无措。

但至少,在这里我学到了一些知识,它帮助我理解了那个离开的过程,也让我知道,在那最后的时刻,我们可以为心爱的人做些什么,这很值得。



文|唐苏勤 简单心理认证咨询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这个话题,“临终关怀”也翻译成“姑息治疗”或“安宁照顾”,它主要是为末期病患者,以及家人预防和减轻痛苦,提高他们在临终前的生活质量的一种服务,包括了对病痛、心理、社会和精神追求方面的评估和干预。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临终关怀与其说是一种服务,不如说是一种理念的革新。以前,我们可能认为死亡就是“我患上了绝症,要等死了”,是一种被动、孤独、苦闷的等待。但临终关怀倡导的是这样的一个临终过程——当事人主动的去决策,主动的跟家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在安乐活的过程中,为生命赋予意义。

所以,在真正的临终关怀中,它并不勉强抢救病人的生命,而是会将死亡看做一个自然的过程,只在照顾的过程中关注心理和精神方面,帮助病人尽量安乐的活着,尊重病人的价值观和需要,让他们在余下的日子里面活的舒适有尊严。

只是,我们要如何接受临终的事实?如何恰当地向病患传递那些信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又该如何去爱那些即将离开的人?这是今天我准备分享的内容。

否认还是接受?|面对死亡的情绪阶段

临终关怀强调的核心是让当事人有尊严的活着。所以我们大概得先了解,在得知患病之后,当事人本身和家庭的亲人们会出现哪些常见的情绪?

1968 年,有两位学者研究了当一个家庭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整个家庭的情绪和动力会经历的 5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毫无意识。即所有家庭成员对病患的疾病都没有沟通;第二个阶段:怀疑。患者怀疑自己会不久于世,但是却没有办法从知道真相的家庭成员口中得到验证;第三个阶段:相互假装。家庭成员们都知道患者死期将近,但双方都竭尽全力的避免在家庭中谈论这个不安的话题;第四个阶段就是开放阶段,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了解死亡的存在,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谈论死亡。

落脚到个体身上,精神病学家伊莉莎白·库伯勒·罗斯也曾在 1993 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情绪变化。当病人得知生病之后,先是镇静、否认、难以相信,接下来就会很愤怒,抱怨上天的不公。接着就会开始跟上天讨价还价,家人觉得:“如果让我用自己的命换他的该多好!”

讨价还价之后,病人和家人都有可能陷入一种抑郁的状态,因为有一些末期疾病是非常难治愈的。而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慢慢的接受这个过程。

除这 5 个阶段之外,人们还会有别的情绪,比如担心、惶恐。病人担心自己的身体会不会越来越痛;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担心死后会不会有审判?一些关心家人的人,会担心自己离开之后家人要怎么办。此外,人们也可能会出现内疚、自责的情绪。比如肺癌病人可能会想,要是我早戒烟多运动就好了。家人也会想,如果我怎样怎样,或许就可以阻止癌症的发生了……

如何告知临终的坏消息?

然而,面对死亡总归是艰难的。最开始,最艰难的一个门槛便是:告诉当事人坏消息。

其实此时,无论你感觉到了什么样的难过、无助、愤怒,都是人之常情,你需要接受自己的这些情绪反应。等到情绪稍微平复以后,再找一位值得信任的家人或者朋友告诉他你遇到的情况,让他分担你的忧愁,并给予你支持。

当我们决定要不要把病情告诉病人的时候,不要擅自做决定。尽可能跟病人有直接关系的家人,比如说兄弟姐妹、子女、父母商量,让所有的比较亲近的家庭成员知道实情,共同分担这个责任。

当心情准备好之后,真的要去告诉病人了。这个时候尽量让自己保持放松和不慌不忙的态度。然后,找到一个让病人感到熟悉和安静的地方,保障有足够的时间跟病人仔细的谈,有时候可能还需要找多一位跟病患平日比较亲近的家人一起陪伴。

谈话的过程也是有技巧的。

首先,你需要询问病人对他自身病情的了解程度。其实大部分病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所怀疑或了解的。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不问,可能是不想去面对,或害怕家人难过而装作不知道。所以,先询问他们对自己病情的了解程度。

当了解病人掌握的信息之后,我们可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把实情告诉病人。比如“昨天复诊的时候,你的医生要求跟我单独谈一下,他告诉我根据检查的结果,你可能现在是处于末期的阶段”。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直接的字眼,然后在过程中询问病人,是否明白。

在谈及这些的时候,病人和家人都会感到伤心和难过,双方哭泣了、流泪了。如果我们可以坦然的表露,接受的话,对整个家庭的关系,以及病人接受事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理解病人临终前的 3 重角色

一个临终的病人,他除了本身是病人之外,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人,身上有着母亲、父亲、孩子等很多的角色。所以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把他当做病人来看待,更要把他当做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研究者认为,临终前的病人角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理解病人临终前的角色,能给我们在实际与家人的相处中提供一些指导方针,知道自己需要处理哪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角色是处理实际事物的自我。他需要去处理类似于遗产,临终计划,希望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等一些事务性的事情。

第二个角色是处理人际关系。当事人需要处理他自己的社会角色,比如以自己的死亡来对家庭成员进行死亡教育,还可能会继承衣钵——比如将一些精神方面的成果传递给下一代。再比如,一个即将去世的丈夫最后叮嘱自己的妻子再婚,这也是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系列事情。

最后一方面,我们称之为处理个人问题的决策。即处理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比如说从生病到现在,是当事人的健康状况慢慢丧失的一个过程。这种适应丧失的过程,也可是让当事人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有一些当事人还会去探讨一些存在的议题,比如死亡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等等。

接下来就是最终成长的阶段,从过去的自我走到未来的自我。

我不只是病人,更是一个人临终者的 8 种需要

除了理解临终者的角色,和他要处理的一系列的事务外。在临终关怀中,最重要的是,满足他的需要。

2014 年,一位叫做丁肯的研究者访谈了很多处于末期的病患,总结出了临终者的8 种需要。

第一个,我们很容易想到:即病人需要陪伴。第二个,就是自我决定,病人希望别人可以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决策的权利。第三个,病人也有个人成长的需要,虽然好像他的生命是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们也需要鼓励他积极生活、积极成长。

接下来,丁肯还提到,末期的病患有希望自己在死亡这部戏剧里,成为主动的主角这样一个需要,也就是跟刚才的自我决定有一定的联系。第五个是当事人需要知道真相。并且他们需要在活着的时候时刻保持尊严,没有必要去延长他们没有质量的生命,也没有必要拖延整个死亡的过程。

接下来还有生命回顾的需要。在回顾自己生命的过程中,病人可以解决以往的冲突,然后跟过往,跟自己进行和解,并且达到个人整合的目的。最后一个访谈中提到的需要是控制疼痛的需要。所以大家在无论是照顾亲人还是在评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从这 8 种需要中,各个纬度进行评估,看一下是不是每一个需要都得到了满足。

在死亡前再好好活一次,这可能吗?

临终关怀的原则是让病人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要在这段时间里,让生活更加有质量。根据大量的临床观察来看,只要不放弃,病人和家人仍然可以在剩下的日子里维持高质量的生活,并且完满妥善的走完人生的旅程。

当我们提到生活有质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身体会减少一些痛楚,其次是保持舒适、清洁、整齐,还要保持非常体面的状态。

第一步,处理身体疼痛。我们要真真正正的了解病人的病症——向医生和护士咨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需要让病人来参与决策,来决定自己是否需要在某个时刻打止痛针,或者决定是否在这个阶段就停止治疗,只采用缓解疼痛的方法来减轻痛楚。照顾者还可以学习一些按摩技巧,然后一边帮病人按摩他疼痛的部位,又在这个互动中跟病人聊聊天,尽量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第二,处理身体疼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处理情绪。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应该要去面对和接纳。但是如果真的感受到自己无力应对的时候,最后还是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就算是跟护士、医生简单聊聊天也好。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非常多的生离死别的,所以他们会了解你的情绪,并且倾听你,帮助你舒缓情绪。

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情绪,更要关注病人的情绪。有些病人会出现寻死的念头,向我们透露“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想法。如果我们只是用“看开一些,你千万不要做傻事”这些话来冲淡他的念头的话,其实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增加他不被别人理解和接纳的感觉。

相反,家人可以用更开放的态度,鼓励病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困难。我们可以保持倾听,理解病人的感受,给予他们无限的支持,减轻他们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从而也能降低他们寻死的意愿。只是,当我们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切记应及时向医护人员求助。

另一些有效的方法是,鼓励病人向家人或病友倾诉。因为,不停的重复和叙述整个从得知诊断到现在整个患病的过程,其实是有助于自己逐渐的掌握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有的病人会向家人表达愤怒,我们需要鼓励病人表达他们愤怒的原因,还可以鼓励他用自己的方式和创意去表达愤怒,比如在纸上写写画画等。

有的时候,病人的情绪会非常激动,还会发泄在家人的身上。这时我们可以选择暂时离开现场,离开前告诉他:“其实我很想照顾你,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会离开一会儿。”这样既尊重了病人,也没有激化病人跟家人之间的矛盾。

另外,我们要鼓励病人尝试去寻找生活中让自己舒服的经验和美好的感觉。比如说家人的关爱,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或者是大自然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利用感官,主要就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等。

举一些简单可操作的例子。比如视觉,你在家里可以把环境,如灯光、颜色、布置等调到令患者比较舒服的状况。在医院,也可以尽量把病房布置成他熟悉、舒服的环境,比如在桌上摆放一些重要的小物件。我们也还可以用相机拍下他没有机会参加的活动,或者鼓励他把情绪通过文字、艺术、音乐的形式表态出来。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嗅觉和味觉,让病人可以闻到他喜欢或感觉舒服的气味。比如花香,茶香等。

我们的文化一直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和仪式去否认和粉饰死亡,可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都无比清楚,终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患病的人会比我们更加清楚这一点。既然期限已定的话,帮助他们在大限来临之前好好的准备,为他们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作出尽善尽美的安排。我想,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送别。

心理咨询师是如何看待分手、亲人逝去、友尽的关系终结?

情感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3 次浏览 • 2018-04-03 15:20 • 来自相关话题

真正的死亡

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两个人散了

是因为一个以为不会走

一个以为会挽留

前者是死亡

后者是分手

但说到底

都是关系的终结

当面临友情、亲情、爱情

等各种关系的终结

甚至面对自身的生死存亡时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自身的情感

对于关系的终结

咨询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独特的视角

本期「心理师の日常」

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01

不要以现在的不爱,否定过去的相爱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余春

在工作中,我经常会遇到失恋和离婚的人。他们难以承受关系的破裂带来的痛苦,被严重的失眠和负面情绪困扰,甚至自伤、自杀。

他们会认为,当初说得再好听的承诺,如今都成了赤裸裸的谎言。连爱情都不可信,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受伤的人有这些想法是很正常的。而他们需要转变的,只是用一种更为动态的视角,去回顾那一段关系。


时间在流逝,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只是关系中的双方变得太多,彼此陌生了。

过去我们因为爱在一起,现在我们因为彼此改变而分开,但重要的是,未来我们都会有新的生活。

有一段话我自己非常认同,也会在婚恋咨询中反复提起:

我始终坚信,你们的相爱是真实的,你们在热恋中的表达是真实的。我也相信,你们此刻的不爱和分离也是真实的。

但这一刻的“不爱”,并不代表过去的“爱”是假的。

爱和不爱,都是当下情景,你们内心的真实呈现。

如果我们能做到,不以现在的真实,否定过去的真实,那么在处理感情结束、关系终结时,或许我们就不会那么痛苦。

02

关系没有终结,只是换了存在方式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曹琼

但就算过去是真实的,深爱过的恋人的离去,甚至是永不联系,总是让人心灰意冷,甚至困惑满满:

要爱做什么呢,爱了这么久,付出了这么多,最后什么都不是,连朋友都不如?那个曾经重要的人,变得杳无音讯,就像死了一样。

这是恋爱关系结束后,让人们痛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真切意识到,一段恋情的死亡,是深刻的丧失,也是我们难以安放的情怀。

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从认识到相恋,相依相伴,对彼此的影响早已刻画在对方身上。

我们曾经的恋人,会帮我们认真地梳头,会帮我们仔细修剪指甲,会在冬天穿好羽绒衣后帮我们把袖子里的毛衣拉出来。

现在即使分手了,我们仍然保留下了这些习惯,会对着镜子好好梳头,会耐心整理衣物。即使 ta 已不在身边,我们的耳边,依然不时响起叮嘱:你是最棒的!没关系,去做吧。

即使分手,这些对方的印迹也一直存在。即使不再联系,关系还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存在于小习惯中,存在于内化的语言中。

我们身上总有那么一点,曾经的爱人留给我们的痕迹。

也许我们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的终结。发生改变的,只是关系的存在方式。而这正是一切关系的意义所在。

03

对关系消亡的恐惧,更甚于对肉体死亡的恐惧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廖艾平

从受到恐怖分子威胁,到卷入三米巨浪命悬一线,再到最近突然急性腹膜炎痛到几近休克,我似乎不止一次体验到了死亡逼近的恐惧,但每一次,心底都会有强烈的生存力量涌现。

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救了我,是关系链条织成的救生绳索,化作我渴望活着的强大内驱力。

难怪,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然后建立尽量多而稳固的关系。

就如《寻梦环游记》里说 “只要世上还有一个人记得我,我就不会真正的死去”,以及《北京遇上西雅图》里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死亡就不是距离”。


我曾经体验到这样一种感觉:

当死亡逼近,我所有的关系面临终结,爱恨即将消失,我感受到被抛弃的恐惧,就如同出生伊始,我们从妈妈子宫产出时,曾经体验到的被抛弃般分离的恐惧。

这份恐惧会在所有关系消亡时被再次激活,它有别于生理意义上的死亡,是一种真正的意志消亡。
正因如此,战场上的士兵大多宁愿战死也不愿做逃兵,因为逃跑后被所有人唾弃会切断他拥有的一切关系链接,让他体验到比死亡还要糟糕的感觉。


也就是为何很多孩子在受虐的家庭长大,仍然不愿意离开父母,因为哪怕是一段糟糕的关系,也比没有关系的好。

04

糟糕的关系,也比没有关系要好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贺喜云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真的亲手切断一段“糟糕”的关系,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开心还是痛苦?

艾女士觉得生活很压抑,总感觉胸口堵着什么,担心自己得了大病而焦虑不安。在做完各种身体检查找不到原因后,她找到了我。

她说,妈妈有抑郁症,一旦发病,家里就充满了阴郁的气氛。她现在还能清楚记得,妈妈痛苦得一直撞墙的声音。

在她几岁的时候,妈妈带着她一起卧轨自杀,是她的哭声最终让妈妈改变了主意。让她更痛苦的是,在她 30 岁那年,妈妈确保她未来无忧后,还是选择了跳楼。

由始至终,痛苦就是妈妈在她心中的代名词。所以她长大后,主动与妈妈保持距离,从心理上与妈妈疏离。

她从未与妈妈好好说过话、亲密地谈心,直到妈妈离开,也从未感受到妈妈对她的爱。


她内心主动阻断了与妈妈的连接,是为了防御妈妈的负性情绪,却同时阻断了感受妈妈正向情感的途径。

无法感受到母爱,自己的情感也无处表达,自然难以建立起安全感。

我觉得,不只所有关系的消亡,而仅仅是生命中重要关系的断裂和阻隔,都会让我们体验到类似死亡的恐惧,身体上会自然出现符合恐惧情绪的生理反应,胸口闷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

艾女士逐渐回忆起妈妈为了保护她所做的点点滴滴,明白妈妈默默承受抑郁症的折磨,苦撑 30 年是因为放不下她,她终于体会到妈妈的良苦用心,当场嚎啕大哭。

当她说出对妈妈的内疚,说出对妈妈感激后,她重新获得了与妈妈的情感连接,疏通了与妈妈的重要关系,胸口堵的症状自然而然消失了。

哪怕是一段“糟糕”的关系,也比没有关系要好,更何况这段关系也并没有那么糟糕。

05

关系中的退行,其实是对改变的再次确认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赵久平

人们对自己经历的每个第一次都印象深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吴女士,我的第一个来访者。

吴女士与母亲互动的模式是相爱相杀的“矛盾依恋”模式,这让她难以在交往中发展出持久的良性关系。

但在与我的互动中,她体验到稳定、持久、包容的“安全依恋”,这种关系慢慢在她的精神世界浸润内化,她逐步可以这样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从而与他人发展出更健康的关系。

第一次的成功咨询,是我的宝贵经验,但更宝贵的是,第一次和来访者说再见。

在关于咨询终结的讨论中,吴女士心中弥漫着“分离焦虑”,她内心的“矛盾依恋”再次被激活:她想要分离、渴望独立,又害怕自己再次被抛弃于孤独无助的世界。

她问我:“我们以后能不能像闺蜜一样相处呢,比如可以偶尔发个信息,打个电话?”

我说:“此时此刻,也许你担忧的是,如何在外面找到一个像我一样,可以倾听和支持你的闺蜜;然而你要看到的是,自己已经有能力经营一段稳定长久的关系,这正是我们这段咨访关系的目标和意义。”

有时候,来访者明明有了很大的进步,却在某一个时候忽然“退行”到原来的模式当中。

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退步,正如一个孩子在学走路时,他可以走一段路了,但有时候还是会摔倒。

这种成长到某个阶段发生的“退行”现象,其实是对自己身上改变的再次确认,正在积累力量以产生决定性的变化。

在咨询空间里,来访者是中心。这个空间像一个舞台,她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会在这舞台上投影、渐隐渐现。

当聚光灯慢慢淡去,他们终将远离,以在咨询空间获得的勇气和智慧,以全新的面目去面对真实世界。

06

没有一个你爱过的人会真正消失不见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孙建齐

给我们留下烙印的关系,不局限在爱情与亲情。

我想起了儿时的发小,她是我最早最贴心的闺蜜,也是我最爱的人之一。如果说后来遇见心理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无条件接纳,那发小就一直在无条件接纳着我。

中学学习任务很重,但我们却快乐无比,彼此间看到的对方都那么美好,可以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又可以彼此开涮,嘻嘻哈哈。直到她因为家庭原因,不能继续上学。

在那个电话极少的年代,我们用书信保持联系。偶尔,她会在农忙中挤出时间去学校看我,每次的匆匆见面,我们都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中学毕业后,我去外地求学,她也外出打工,聊电话就成了我们关系延续的方式。

每逢放假,无论相距多远,我们都会坚持见面。我会帮她梳理工作生活的烦恼,倾听她的疲累和远大志向。她也会鼓励我,还会悄悄地在书页里留下一些钱,不让我在学校太过拮据。
再后来,因为工作转换、家庭搬迁,电话信息来不及更新,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上对方。直到多年前,我回了一次老家,邻居说曾有个女孩来过。


我知道那是她,但却无法联系上她。我们的关系似乎在世事变迁中终结了。

但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想念她。她肯定也是如我一般,记挂着彼此。

我认为,只要彼此的心在连接,那么关系就不曾消亡。
也许一份关系面临仪式上的结束,但在情感上,它依然存在。也许一份关系面临分离上的结束,但在情感上,它也依然存在。也许一份关系面临爱恨的分裂,但它仅是从爱到恨,变换着的样子存在。
正如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一个你爱过的人会真正消失不见(No one you love is ever truly lost)。

关系的消亡,可以看作是一段关系的结束,也可以看成是另一段关系的新生。

而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在面对关系结束与新生之间迸发的情感波动时,保持勇敢、真诚和一点点的智慧。

世界和我爱着你❤

本文作者:壹心理咨询师 查看全部
真正的死亡

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两个人散了

是因为一个以为不会走

一个以为会挽留


前者是死亡

后者是分手

但说到底

都是关系的终结

当面临友情、亲情、爱情

等各种关系的终结

甚至面对自身的生死存亡时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自身的情感

对于关系的终结

咨询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独特的视角

本期「心理师の日常」

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01

不要以现在的不爱,否定过去的相爱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余春

在工作中,我经常会遇到失恋和离婚的人。他们难以承受关系的破裂带来的痛苦,被严重的失眠和负面情绪困扰,甚至自伤、自杀。

他们会认为,当初说得再好听的承诺,如今都成了赤裸裸的谎言。连爱情都不可信,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受伤的人有这些想法是很正常的。而他们需要转变的,只是用一种更为动态的视角,去回顾那一段关系。


时间在流逝,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只是关系中的双方变得太多,彼此陌生了。

过去我们因为爱在一起,现在我们因为彼此改变而分开,但重要的是,未来我们都会有新的生活。

有一段话我自己非常认同,也会在婚恋咨询中反复提起:


我始终坚信,你们的相爱是真实的,你们在热恋中的表达是真实的。我也相信,你们此刻的不爱和分离也是真实的。

但这一刻的“不爱”,并不代表过去的“爱”是假的。


爱和不爱,都是当下情景,你们内心的真实呈现。

如果我们能做到,不以现在的真实,否定过去的真实,那么在处理感情结束、关系终结时,或许我们就不会那么痛苦。

02

关系没有终结,只是换了存在方式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曹琼

但就算过去是真实的,深爱过的恋人的离去,甚至是永不联系,总是让人心灰意冷,甚至困惑满满:


要爱做什么呢,爱了这么久,付出了这么多,最后什么都不是,连朋友都不如?那个曾经重要的人,变得杳无音讯,就像死了一样。


这是恋爱关系结束后,让人们痛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真切意识到,一段恋情的死亡,是深刻的丧失,也是我们难以安放的情怀。

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从认识到相恋,相依相伴,对彼此的影响早已刻画在对方身上。


我们曾经的恋人,会帮我们认真地梳头,会帮我们仔细修剪指甲,会在冬天穿好羽绒衣后帮我们把袖子里的毛衣拉出来。

现在即使分手了,我们仍然保留下了这些习惯,会对着镜子好好梳头,会耐心整理衣物。即使 ta 已不在身边,我们的耳边,依然不时响起叮嘱:你是最棒的!没关系,去做吧。


即使分手,这些对方的印迹也一直存在。即使不再联系,关系还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存在于小习惯中,存在于内化的语言中。

我们身上总有那么一点,曾经的爱人留给我们的痕迹。

也许我们的关系,并没有真正的终结。发生改变的,只是关系的存在方式。而这正是一切关系的意义所在。

03

对关系消亡的恐惧,更甚于对肉体死亡的恐惧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廖艾平

从受到恐怖分子威胁,到卷入三米巨浪命悬一线,再到最近突然急性腹膜炎痛到几近休克,我似乎不止一次体验到了死亡逼近的恐惧,但每一次,心底都会有强烈的生存力量涌现。

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救了我,是关系链条织成的救生绳索,化作我渴望活着的强大内驱力。

难怪,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然后建立尽量多而稳固的关系。

就如《寻梦环游记》里说 “只要世上还有一个人记得我,我就不会真正的死去”,以及《北京遇上西雅图》里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死亡就不是距离”。


我曾经体验到这样一种感觉:


当死亡逼近,我所有的关系面临终结,爱恨即将消失,我感受到被抛弃的恐惧,就如同出生伊始,我们从妈妈子宫产出时,曾经体验到的被抛弃般分离的恐惧。

这份恐惧会在所有关系消亡时被再次激活,它有别于生理意义上的死亡,是一种真正的意志消亡。
正因如此,战场上的士兵大多宁愿战死也不愿做逃兵,因为逃跑后被所有人唾弃会切断他拥有的一切关系链接,让他体验到比死亡还要糟糕的感觉。



也就是为何很多孩子在受虐的家庭长大,仍然不愿意离开父母,因为哪怕是一段糟糕的关系,也比没有关系的好。

04

糟糕的关系,也比没有关系要好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贺喜云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真的亲手切断一段“糟糕”的关系,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开心还是痛苦?

艾女士觉得生活很压抑,总感觉胸口堵着什么,担心自己得了大病而焦虑不安。在做完各种身体检查找不到原因后,她找到了我。


她说,妈妈有抑郁症,一旦发病,家里就充满了阴郁的气氛。她现在还能清楚记得,妈妈痛苦得一直撞墙的声音。


在她几岁的时候,妈妈带着她一起卧轨自杀,是她的哭声最终让妈妈改变了主意。让她更痛苦的是,在她 30 岁那年,妈妈确保她未来无忧后,还是选择了跳楼。

由始至终,痛苦就是妈妈在她心中的代名词。所以她长大后,主动与妈妈保持距离,从心理上与妈妈疏离。

她从未与妈妈好好说过话、亲密地谈心,直到妈妈离开,也从未感受到妈妈对她的爱。


她内心主动阻断了与妈妈的连接,是为了防御妈妈的负性情绪,却同时阻断了感受妈妈正向情感的途径。

无法感受到母爱,自己的情感也无处表达,自然难以建立起安全感。

我觉得,不只所有关系的消亡,而仅仅是生命中重要关系的断裂和阻隔,都会让我们体验到类似死亡的恐惧,
身体上会自然出现符合恐惧情绪的生理反应,胸口闷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

艾女士逐渐回忆起妈妈为了保护她所做的点点滴滴,明白妈妈默默承受抑郁症的折磨,苦撑 30 年是因为放不下她,她终于体会到妈妈的良苦用心,当场嚎啕大哭。

当她说出对妈妈的内疚,说出对妈妈感激后,她重新获得了与妈妈的情感连接,疏通了与妈妈的重要关系,胸口堵的症状自然而然消失了。

哪怕是一段“糟糕”的关系,也比没有关系要好,更何况这段关系也并没有那么糟糕。

05

关系中的退行,其实是对改变的再次确认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赵久平

人们对自己经历的每个第一次都印象深刻。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吴女士,我的第一个来访者。

吴女士与母亲互动的模式是相爱相杀的“矛盾依恋”模式,这让她难以在交往中发展出持久的良性关系。

但在与我的互动中,她体验到稳定、持久、包容的“安全依恋”,这种关系慢慢在她的精神世界浸润内化,她逐步可以这样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从而与他人发展出更健康的关系。

第一次的成功咨询,是我的宝贵经验,但更宝贵的是,第一次和来访者说再见。

在关于咨询终结的讨论中,吴女士心中弥漫着“分离焦虑”,她内心的“矛盾依恋”再次被激活:她想要分离、渴望独立,又害怕自己再次被抛弃于孤独无助的世界。


她问我:“我们以后能不能像闺蜜一样相处呢,比如可以偶尔发个信息,打个电话?”

我说:“此时此刻,也许你担忧的是,如何在外面找到一个像我一样,可以倾听和支持你的闺蜜;然而你要看到的是,自己已经有能力经营一段稳定长久的关系,这正是我们这段咨访关系的目标和意义。”


有时候,来访者明明有了很大的进步,却在某一个时候忽然“退行”到原来的模式当中。

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退步,正如一个孩子在学走路时,他可以走一段路了,但有时候还是会摔倒。

这种成长到某个阶段发生的“退行”现象,其实是对自己身上改变的再次确认,正在积累力量以产生决定性的变化。

在咨询空间里,来访者是中心。这个空间像一个舞台,她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会在这舞台上投影、渐隐渐现。

当聚光灯慢慢淡去,他们终将远离,以在咨询空间获得的勇气和智慧,以全新的面目去面对真实世界。

06

没有一个你爱过的人会真正消失不见

壹心理认证咨询师 孙建齐

给我们留下烙印的关系,不局限在爱情与亲情。

我想起了儿时的发小,她是我最早最贴心的闺蜜,也是我最爱的人之一。如果说后来遇见心理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无条件接纳,那发小就一直在无条件接纳着我。


中学学习任务很重,但我们却快乐无比,彼此间看到的对方都那么美好,可以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又可以彼此开涮,嘻嘻哈哈。直到她因为家庭原因,不能继续上学。

在那个电话极少的年代,我们用书信保持联系。偶尔,她会在农忙中挤出时间去学校看我,每次的匆匆见面,我们都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中学毕业后,我去外地求学,她也外出打工,聊电话就成了我们关系延续的方式。

每逢放假,无论相距多远,我们都会坚持见面。我会帮她梳理工作生活的烦恼,倾听她的疲累和远大志向。她也会鼓励我,还会悄悄地在书页里留下一些钱,不让我在学校太过拮据。
再后来,因为工作转换、家庭搬迁,电话信息来不及更新,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上对方。直到多年前,我回了一次老家,邻居说曾有个女孩来过。



我知道那是她,但却无法联系上她。我们的关系似乎在世事变迁中终结了。

但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想念她。她肯定也是如我一般,记挂着彼此。

我认为,只要彼此的心在连接,那么关系就不曾消亡。
  • 也许一份关系面临仪式上的结束,但在情感上,它依然存在。
  • 也许一份关系面临分离上的结束,但在情感上,它也依然存在。
  • 也许一份关系面临爱恨的分裂,但它仅是从爱到恨,变换着的样子存在。

正如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一个你爱过的人会真正消失不见(No one you love is ever truly lost)。

关系的消亡,可以看作是一段关系的结束,也可以看成是另一段关系的新生。

而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在面对关系结束与新生之间迸发的情感波动时,保持勇敢、真诚和一点点的智慧。

世界和我爱着你❤

本文作者:壹心理咨询师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动不动就爱发脾气?

家庭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69 次浏览 • 2017-11-30 11:17 • 来自相关话题

心理学上如何解释人的争吵?​

争吵,就像是一场语言的战争,在彼此的争斗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从而保证自己拥有更多的主权,就像动物世界里的争夺地盘,这是在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某种程度上讲,可以争吵的人比隐忍不说的具有更好一些的功能,因为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可以将攻击性释放出来,而隐忍不说的人,心中并不是没有愤怒,而是将愤怒压抑了下去,或是将愤怒指向了自己,许多的身心疾病的发作是与愤怒无法表达相关的,比如癌症。

争吵往往来自一些挫败性体验,比如期待对方可以理解自己接受自己,但是当对方的想法与自己不一致时,当事人可能会感受到被拒绝被排斥,为了保护自己的感受,从而进入了争吵,而这样的争吵往往基于我们自己对对方话语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没有能力倾听对方话语里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时,争吵往往会升级:越想让对方理解自己,对方越感觉被拒绝,于是越拼命解释,对方越解释我们越觉得不被接受,于是就陷进了争战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争吵是试图与对方建立关系的一种期待和尝试,只是这不是很有效的方式。

如果换一种方式,在争执过程中,可以留下一些空间,试着去听一听对方语言中要表达的意思,就可以帮助双方更多的达成共识,所以,争吵有时也可以成为沟通的好途径,前提是彼此为对方提供了充分的表达空间,即有能力倾听对方话语中的真正含义。

贴一篇旧文在此,作为补充说明:

忍不住的发脾气

文:王雪岩

有朋友问我,我年纪轻轻的,又不是像老妈那样进入更年期,为啥我也像我老妈那样,脾气大得像火山啊?难道我出了什么问题?

朋友对自己管理不住自己脾气这件事,似乎已经有些抓狂了,毕竟正是奋斗人生的年纪,恐怕,他也在担心自己的脾气会影响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其实,每个管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坏脾气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发脾气的人,都不喜欢自己情绪失控的样子。可是,他们往往也不会因为不喜欢,就真的管得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每个发脾气的人总是有发脾气的原因的:

1、从原生家庭中学习到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成长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在我们与家庭成员共处的时候,我们在感受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观察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的,通常会是父母和兄弟姐妹。

当我们出生后,我们完全仰赖我们的抚养者生存,所以他们的言行对我们就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会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学习他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并将学习到的这些内容吸纳入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成为我们自己人格中的一部分,在今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就会采用相同的方式去处理类似的事情。

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所看到的,是每次父母之间出现问题时,父母的处理方式都是吵架、发脾气,在他的世界中,他就慢慢形成对处理矛盾的一个解读方式,就是用吵架和发脾气的方式解决。所以,当他成年后,他就会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与人相处,因为这种处理方式是他所熟悉的,而他的内心,也缺少其他处理方式的经验。

或者,在他与兄弟姐妹相处的过程中,当他与其他孩子发生矛盾时,偶然间他发现,当他发脾气时,其他孩子会在他面前变得安静下来,这会让他从中感觉到安全。从而他无意间发现的这个处理方式,因为可以让他从中收获他希望获得的结果,所以他也就会在生活中更多的去应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这种发脾气的方式就会成为他处理人际摩擦的一个主要方式。

2、因为害怕,所以激起了战斗的冲动,发脾气就象武功戏中的拉开架势,架势摆得越足,内在的功力可能越浅。有时候,当一个人开始发脾气时,不是因为他太强大,而是因为他太害怕。这是我们内心中非常原始和自然的一种处理危险的方式。

每当我们遇上危险的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开始快速评估:这个危险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我的内心中有处理这种危险的应对经验吗?如果评估的结果是,这根本不算什么危险,这事情对我不太可能产生什么影响,那样的话,我们的处理方式可能就是一笑置之,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如果我们评估的结果是,这件事情太危险了,根本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应付得了的,而且我的内心中也根本没有储存着相关的处理经验,于是,这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放弃与这个危险过招,选择躲避开这个危险的方式;而当我们内部的评估结果是,这件事情很危险,但我还不至于应付不了,不过应付它也真的很棘手,因为这件事的确是危险的。这时,我们就开始调动全身的能量,准备全力投入到对付这个危险的战斗中去,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战—逃”反应。

生活、工作中,我们常常会遇上一些爱发脾气的人,与他们共处的时候,明明是他们自己出了一些状况,比如因为工作失误而被批评,或是他们自己遇上了一些不好处理的事情,可他们处理的方式,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对着别人发脾气,有时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不可理喻,其实,他们的发脾气恰恰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虚弱,他们需要借助于发脾气来掩饰自己内心中对于自己做错事情或是缺少能力的恐惧。发脾气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让他自己穿上了防弹衣,他可以让自己躲在里面,不被外来的批评所伤害,而他之所以需要这样的防备,恰是因为在他自己的感受中,他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是需要借助外在的保护来躲避危险的。

比如一个有了外遇了丈夫,当他的事情被发现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冲着妻子发脾气:“你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他此时的发脾气,其实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而这件做错的事,是要被惩罚的,为了逃避惩罚,他于是选择了让自己进入战斗状态:冲妻子发脾气,从而缓解自己内心的害怕。

所以,有时候,生活中脾气越大的那个人,越是害怕的人。为了阻止那个害怕对他的袭扰,他便会采取发脾气这样一种看起来很有战斗力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有力量的,而一个人之所以要在他人面前证明自己有力量,也恰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感受不到自己是真正有力量的。

3、自已觉得有发脾气的权力,自恋的人尤其如此。有时候,发脾气也会被当做一种权力的象征。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坏情绪往往是从权力高的人流向权力低的人的。

比如一个在工作中被老板批评的男人,带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当他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孩子正在玩电脑而不是在写作业,于是他可能对着孩子大发雷霆。表面上看,他是在管理孩子的行为,实际上,他的发脾气背后,是在处理被老板批评所带来的耻辱感、无能感等挫败性的感受,以及对因感受自己能力不足所带来的对自己的失望或愤怒等等。所以,他对孩子所发的脾气,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指老板和自己的,但他自己又没有能力代谢掉这些情绪,所以他就把这些情绪扔给了在家庭中权力、位置都相对较低的孩子。因为对于他来说,把这些情绪转移到孩子那里是安全的,因为孩子的位置低于他,所以反攻他的力量也相对要弱一些,这对他来说,就不会给他带来新的威胁。同时,当他将情绪转移到一个比他更弱的人那里时,在这个弱的人面前,他会感受到能力和权力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手里,这就可以寻找回他自己的控制感,在一个更低权力的人面前,他自己的权力就可以再次得到确认。

将发脾气当成自己的一项特权,来满足自己被特殊对待的需要,在有自恋性特质的人身上,会尤其明显。具有自恋性特质的人,因为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没有建立起清晰的心理边界,所以,有时他们就无法确认情绪的归属者,也不能从心理上理清别人是独立于自己的个体。所以,他们常常会把自己与他人的情绪搅和在一起来处理。比如,一个有自恋特质的人,当他面对别人的成绩时,他感受到的并不是为那个人的成绩而高兴,反倒是可能感受到对方的成绩是对自己的贬低,当他有了这样的感觉后,他会因为自恋的受损而愤怒,所以就会对那个取得成绩的人发脾气,认为是那个人伤害了他。或者,因为自恋的人是无法意识到别人是独立于自己的,所以在他的感觉里,他常常会觉得别人应该与他有着相同的感受,如果他发现别人的感受没有与他同步时,他同样可能感觉被伤害,从而会发脾气。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是,一个有自恋性特质的母亲,当她觉得自己与丈夫的关系中,没有得到丈夫更多的关怀时,她会把这种抱怨转向女儿,一方面不断向女儿诉说丈夫的不好,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女儿替父亲的辩护而发脾气。

4、没有学习到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发脾气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语言化功能不足。用语言表述出内心的情绪情感,是一个心理的高功能。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不同,所发展出的心理功能也不同,从而语言化的能力也不同。对于一些心理化功能相对较低的人来讲,他们可能会采用一些相对不成熟的方式来处理愤怒情绪。比如用行为的方式,打架、摔东西等等;或是将一些无法表达的情绪压抑下来,最终用使自己身体某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方式得以表达。

他们之所以会采用这种相对原始的方式来表达愤怒的情绪,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未曾积累用语言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情绪的经验,在他们的想象中,直接表达有可能是充满危险的,所以,他们也就不敢直接表达出来。

还有一些人,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只学会了用发脾气的方式表达愤怒情绪,所以,在日积月累之后,用发脾气的方式处理情绪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每当他遇到让他不舒服的情境时,他也就只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处理。其实有时候,他的内心未必真的有很多的愤怒,只是基于以前的习惯,在此时就发了脾气。这时候,发脾气已不仅仅是一种处理情绪的方式,而成为一种社交手段或是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了。

5、内心缺少爱的确认。对于内心缺少被爱,被肯定的人来讲,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是模糊的,所以他们也不了解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形象,同时也不知道怎么样更好的与人相处。所以,当他们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情绪常常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容纳的,所以那些他无法代谢掉的情绪就会引导他一步步走向用破坏性的方式与人共处,比如发脾气。

我的一个在我这里工作了四年的来谈者,当我外出学习半个月的时候,他因为见不到我,内心中积累了大量的焦虑,这些焦虑是他无法面对的,于是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焦躁起来,最终他与他的上司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最后丢掉了工作。当他与我谈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的离开,被他体验为我对他的抛弃,被抛弃的感觉是他无力去承受的,所以当他无法见到我的时候,他的生活全部乱了套,最终他用暴发的方式释放了内心的焦虑,但这次暴发也给他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 查看全部


心理学上如何解释人的争吵?​


争吵,就像是一场语言的战争,在彼此的争斗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从而保证自己拥有更多的主权,就像动物世界里的争夺地盘,这是在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某种程度上讲,可以争吵的人比隐忍不说的具有更好一些的功能,因为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可以将攻击性释放出来,而隐忍不说的人,心中并不是没有愤怒,而是将愤怒压抑了下去,或是将愤怒指向了自己,许多的身心疾病的发作是与愤怒无法表达相关的,比如癌症。

争吵往往来自一些挫败性体验,比如期待对方可以理解自己接受自己,但是当对方的想法与自己不一致时,当事人可能会感受到被拒绝被排斥,为了保护自己的感受,从而进入了争吵,而这样的争吵往往基于我们自己对对方话语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没有能力倾听对方话语里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时,争吵往往会升级:越想让对方理解自己,对方越感觉被拒绝,于是越拼命解释,对方越解释我们越觉得不被接受,于是就陷进了争战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争吵是试图与对方建立关系的一种期待和尝试,只是这不是很有效的方式。

如果换一种方式,在争执过程中,可以留下一些空间,试着去听一听对方语言中要表达的意思,就可以帮助双方更多的达成共识,所以,争吵有时也可以成为沟通的好途径,前提是彼此为对方提供了充分的表达空间,即有能力倾听对方话语中的真正含义。

贴一篇旧文在此,作为补充说明:

忍不住的发脾气

文:王雪岩

有朋友问我,我年纪轻轻的,又不是像老妈那样进入更年期,为啥我也像我老妈那样,脾气大得像火山啊?难道我出了什么问题?

朋友对自己管理不住自己脾气这件事,似乎已经有些抓狂了,毕竟正是奋斗人生的年纪,恐怕,他也在担心自己的脾气会影响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其实,每个管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坏脾气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发脾气的人,都不喜欢自己情绪失控的样子。可是,他们往往也不会因为不喜欢,就真的管得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每个发脾气的人总是有发脾气的原因的:

1、从原生家庭中学习到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成长于自己的原生家庭,在我们与家庭成员共处的时候,我们在感受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观察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的,通常会是父母和兄弟姐妹。

当我们出生后,我们完全仰赖我们的抚养者生存,所以他们的言行对我们就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会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学习他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并将学习到的这些内容吸纳入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成为我们自己人格中的一部分,在今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就会采用相同的方式去处理类似的事情。

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所看到的,是每次父母之间出现问题时,父母的处理方式都是吵架、发脾气,在他的世界中,他就慢慢形成对处理矛盾的一个解读方式,就是用吵架和发脾气的方式解决。所以,当他成年后,他就会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与人相处,因为这种处理方式是他所熟悉的,而他的内心,也缺少其他处理方式的经验。

或者,在他与兄弟姐妹相处的过程中,当他与其他孩子发生矛盾时,偶然间他发现,当他发脾气时,其他孩子会在他面前变得安静下来,这会让他从中感觉到安全。从而他无意间发现的这个处理方式,因为可以让他从中收获他希望获得的结果,所以他也就会在生活中更多的去应用这样的方式,慢慢这种发脾气的方式就会成为他处理人际摩擦的一个主要方式。

2、因为害怕,所以激起了战斗的冲动,发脾气就象武功戏中的拉开架势,架势摆得越足,内在的功力可能越浅。有时候,当一个人开始发脾气时,不是因为他太强大,而是因为他太害怕。这是我们内心中非常原始和自然的一种处理危险的方式。

每当我们遇上危险的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开始快速评估:这个危险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我的内心中有处理这种危险的应对经验吗?如果评估的结果是,这根本不算什么危险,这事情对我不太可能产生什么影响,那样的话,我们的处理方式可能就是一笑置之,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如果我们评估的结果是,这件事情太危险了,根本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应付得了的,而且我的内心中也根本没有储存着相关的处理经验,于是,这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放弃与这个危险过招,选择躲避开这个危险的方式;而当我们内部的评估结果是,这件事情很危险,但我还不至于应付不了,不过应付它也真的很棘手,因为这件事的确是危险的。这时,我们就开始调动全身的能量,准备全力投入到对付这个危险的战斗中去,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战—逃”反应。

生活、工作中,我们常常会遇上一些爱发脾气的人,与他们共处的时候,明明是他们自己出了一些状况,比如因为工作失误而被批评,或是他们自己遇上了一些不好处理的事情,可他们处理的方式,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对着别人发脾气,有时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不可理喻,其实,他们的发脾气恰恰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虚弱,他们需要借助于发脾气来掩饰自己内心中对于自己做错事情或是缺少能力的恐惧。发脾气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让他自己穿上了防弹衣,他可以让自己躲在里面,不被外来的批评所伤害,而他之所以需要这样的防备,恰是因为在他自己的感受中,他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是需要借助外在的保护来躲避危险的。

比如一个有了外遇了丈夫,当他的事情被发现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冲着妻子发脾气:“你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他此时的发脾气,其实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而这件做错的事,是要被惩罚的,为了逃避惩罚,他于是选择了让自己进入战斗状态:冲妻子发脾气,从而缓解自己内心的害怕。

所以,有时候,生活中脾气越大的那个人,越是害怕的人。为了阻止那个害怕对他的袭扰,他便会采取发脾气这样一种看起来很有战斗力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有力量的,而一个人之所以要在他人面前证明自己有力量,也恰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感受不到自己是真正有力量的。

3、自已觉得有发脾气的权力,自恋的人尤其如此。有时候,发脾气也会被当做一种权力的象征。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坏情绪往往是从权力高的人流向权力低的人的。

比如一个在工作中被老板批评的男人,带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当他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孩子正在玩电脑而不是在写作业,于是他可能对着孩子大发雷霆。表面上看,他是在管理孩子的行为,实际上,他的发脾气背后,是在处理被老板批评所带来的耻辱感、无能感等挫败性的感受,以及对因感受自己能力不足所带来的对自己的失望或愤怒等等。所以,他对孩子所发的脾气,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指老板和自己的,但他自己又没有能力代谢掉这些情绪,所以他就把这些情绪扔给了在家庭中权力、位置都相对较低的孩子。因为对于他来说,把这些情绪转移到孩子那里是安全的,因为孩子的位置低于他,所以反攻他的力量也相对要弱一些,这对他来说,就不会给他带来新的威胁。同时,当他将情绪转移到一个比他更弱的人那里时,在这个弱的人面前,他会感受到能力和权力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手里,这就可以寻找回他自己的控制感,在一个更低权力的人面前,他自己的权力就可以再次得到确认。

将发脾气当成自己的一项特权,来满足自己被特殊对待的需要,在有自恋性特质的人身上,会尤其明显。具有自恋性特质的人,因为在他们的内心世界,没有建立起清晰的心理边界,所以,有时他们就无法确认情绪的归属者,也不能从心理上理清别人是独立于自己的个体。所以,他们常常会把自己与他人的情绪搅和在一起来处理。比如,一个有自恋特质的人,当他面对别人的成绩时,他感受到的并不是为那个人的成绩而高兴,反倒是可能感受到对方的成绩是对自己的贬低,当他有了这样的感觉后,他会因为自恋的受损而愤怒,所以就会对那个取得成绩的人发脾气,认为是那个人伤害了他。或者,因为自恋的人是无法意识到别人是独立于自己的,所以在他的感觉里,他常常会觉得别人应该与他有着相同的感受,如果他发现别人的感受没有与他同步时,他同样可能感觉被伤害,从而会发脾气。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是,一个有自恋性特质的母亲,当她觉得自己与丈夫的关系中,没有得到丈夫更多的关怀时,她会把这种抱怨转向女儿,一方面不断向女儿诉说丈夫的不好,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女儿替父亲的辩护而发脾气。

4、没有学习到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发脾气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语言化功能不足。用语言表述出内心的情绪情感,是一个心理的高功能。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不同,所发展出的心理功能也不同,从而语言化的能力也不同。对于一些心理化功能相对较低的人来讲,他们可能会采用一些相对不成熟的方式来处理愤怒情绪。比如用行为的方式,打架、摔东西等等;或是将一些无法表达的情绪压抑下来,最终用使自己身体某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方式得以表达。

他们之所以会采用这种相对原始的方式来表达愤怒的情绪,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未曾积累用语言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情绪的经验,在他们的想象中,直接表达有可能是充满危险的,所以,他们也就不敢直接表达出来。

还有一些人,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只学会了用发脾气的方式表达愤怒情绪,所以,在日积月累之后,用发脾气的方式处理情绪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每当他遇到让他不舒服的情境时,他也就只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处理。其实有时候,他的内心未必真的有很多的愤怒,只是基于以前的习惯,在此时就发了脾气。这时候,发脾气已不仅仅是一种处理情绪的方式,而成为一种社交手段或是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了。

5、内心缺少爱的确认。对于内心缺少被爱,被肯定的人来讲,他们对自我的认知是模糊的,所以他们也不了解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形象,同时也不知道怎么样更好的与人相处。所以,当他们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情绪常常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容纳的,所以那些他无法代谢掉的情绪就会引导他一步步走向用破坏性的方式与人共处,比如发脾气。

我的一个在我这里工作了四年的来谈者,当我外出学习半个月的时候,他因为见不到我,内心中积累了大量的焦虑,这些焦虑是他无法面对的,于是他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焦躁起来,最终他与他的上司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最后丢掉了工作。当他与我谈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的离开,被他体验为我对他的抛弃,被抛弃的感觉是他无力去承受的,所以当他无法见到我的时候,他的生活全部乱了套,最终他用暴发的方式释放了内心的焦虑,但这次暴发也给他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

你和父亲之间最感人的故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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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virde 回复了问题 • 2 人关注 • 2 个回复 • 1068 次浏览 • 2017-12-08 17:09 • 来自相关话题

为什么男生不愿意追女生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别无选择

情感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4 次浏览 • 2019-01-02 10:20 • 来自相关话题

当一个男孩纸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觉得是他过往的个人经历导致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一群男孩纸都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将其看作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并去分析它。而如果站在国家层面,当社会中结婚率和出生率肉眼可见地降低,单身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就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予以适当方式应对的。

而“为什么这几年男生都不愿意去追女生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用以上各种层面进行理解,比如站在微观的个体角度,它可能意味着一段段个人经历组成的追女生不成的血泪史。站在社会群体的角度,它可能体现着这一代年轻人全新的婚恋观与生活态度。而我试图站在一个最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它事实上体现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代社会病理。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社会病理呢?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概念上的抽象界定,即“恋爱”,“情感”以至于“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男孩纸为什么会有想去追女孩纸或者男孩纸的冲动呢?很明显不仅仅只是因为“性”,因为如果只是为了那三秒至个把小时的快感我们大可以买春或者约的方式搞定,没必要展开一段恋爱关系。我个人采取的理解方式是,人会想着去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是组成家庭更多的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所谓“人的社会再生产”并不仅仅只是指的去造小人,虽然这是社会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社会再生产同时也指的是人再一次地重新生产自我,即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实现了以前仅凭一己之力实现不了的自我,达成了通过互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出了全新的,更好的自己。而正是这种社会中的再生产需要(一是生产小孩,二是生产全新的自我),人们才会想着去恋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男孩纸甚至女孩纸都开始不愿意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尝试了呢?并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突然间变了。更准确的说,出问题的并不是人,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有再生产部门,就肯定有生产部门,而社会的生产指的是物或商品的生产。而现代社会恰好也是这么一个社会生产极度发达的时代,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成就。而正是因为社会生产部门过于发达,使得它开始侵入并蚕食了再生产部门 (Fraser, Jaeggi: 2018)。而之所以男孩不再愿意去追求女生,这很大程度就是社会生产部门蚕食社会再生产部门的一个集中表现。

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太抽象,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社会生产部门侵入再生产部门的方式有两种。首先便是通过生产出来的文化消费品左右着人们进行再生产的意愿。比如说主要是提供给女性的霸道总裁偶像剧或者青春疼痛文学。当女性们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她们对于恋爱和亲密关系的 schema 实际上已经被这些产品给塑型了,而很明显没有几个现实中的男生会是这种霸道总裁或者纯情幼驯染,结果便是女生们吃着偶像剧和快餐爱情小说中的糖时,已经给现实中的男性们判了个死缓了。而在男性方面,各种游戏,动漫甚至成人影片中的各种奶子大腿同样也给男生关于女性的 schema 定了型,令他们可能更愿意通过购买这些文化产品和“虚拟老婆”的方式达到情感的满足而不是去和现实中的女生谈恋爱。毕竟现实中男生们,哪个会有机会真在现实中碰到身材劲爆如峰不二子,性格软萌如血小板,病娇猎奇如时崎狂三的妹子呢?

社会生产部门对于再生产部门的侵入的第二种方式,便是人们开始习惯性地使用生产的逻辑来处理再生产的问题了。什么意思呢?“生产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运用最小的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回报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市场之中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去遵守和利用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经济人”式的思维进入到了再生产部门,结果就不太一样了。谈恋爱和发展亲密关系在现代人眼里不再是自我再生产,再塑造的一个过程,而是追逐消费和享受在人际关系中的延伸。追女生所花的精力和金钱成为了一种投资,男生们渴望的式这笔投资最终一定要有收益。甚至对于这种收益的等待时间都不宜过长,短线的快速收益最好。所谓女生觉得怎么男生追到一半不追了其实就是男生不想玩长线操作选择割肉止损的一个体现。而在这种“经济人”思维下的情感之中,要是只图为爱付出不求回报便会被归为“舔狗”和“自我感动”。同样在女生那,只要吊着男生便有各种礼物或者约会作为收益的话,如此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不是傻吗?如此一来更加加重了男性需要在发展感情中的投入,也就愈发抑制男生投入感情的意愿。毕竟有那么多别的投资回报率更大,为什么要投资感情呢?结果便是,当大家都用一种做生意的眼光看待感情时,感情这种操作周期长,回报率堪忧的“项目”天然就不适合投资,至于结婚生子?拜托这种稳赔不赚的事情谁爱做谁做。于是,现代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正式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这是理性的“经济人”几乎必然的选择。

当然,我接下来并不是要批判说什么“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啊,或者是唱一段《从前慢》宣扬还是过去好因为“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因为我们祖辈之所以更多的选择“长相思守”其实也是社会逼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一生投入到一个人身上。而事实上,现代社会发达的社会生产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愉悦是实打实的,是长相思守的老一辈无法享受到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这种发达的社会生产对于再生产部门的入侵和蚕食以及导致的诸如男生渐渐不愿意去追求女生了的后果仍然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危害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再生产的良好运作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石和前提,因为没有各式各样存在着的人的话,产品不仅生产不出来也会卖不出去。但是,社会生产的侵蚀作用相当于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而当社会再生产彻底难以为继的时候,社会生产又该如何继续呢?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高单身率,高离婚率便是警钟。

综上,“男生为什么不再愿意追求女生了”的原因并不能单一地归结为男生或者女生地问题,它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疾病症状。没有哪个女生天生就会憧憬高富帅从天而降,也没有哪个男生天生就只想对着奶子大腿门特,只是生活在这样地社会中我们都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 Polity, Cambridge and Medford, MA, 2018 查看全部
当一个男孩纸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觉得是他过往的个人经历导致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一群男孩纸都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将其看作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并去分析它。而如果站在国家层面,当社会中结婚率和出生率肉眼可见地降低,单身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就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予以适当方式应对的。

而“为什么这几年男生都不愿意去追女生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用以上各种层面进行理解,比如站在微观的个体角度,它可能意味着一段段个人经历组成的追女生不成的血泪史。站在社会群体的角度,它可能体现着这一代年轻人全新的婚恋观与生活态度。而我试图站在一个最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它事实上体现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代社会病理。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社会病理呢?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概念上的抽象界定,即“恋爱”,“情感”以至于“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男孩纸为什么会有想去追女孩纸或者男孩纸的冲动呢?很明显不仅仅只是因为“性”,因为如果只是为了那三秒至个把小时的快感我们大可以买春或者约的方式搞定,没必要展开一段恋爱关系。我个人采取的理解方式是,人会想着去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是组成家庭更多的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所谓“人的社会再生产”并不仅仅只是指的去造小人,虽然这是社会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社会再生产同时也指的是人再一次地重新生产自我,即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实现了以前仅凭一己之力实现不了的自我,达成了通过互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出了全新的,更好的自己。而正是这种社会中的再生产需要(一是生产小孩,二是生产全新的自我),人们才会想着去恋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男孩纸甚至女孩纸都开始不愿意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尝试了呢?并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突然间变了。更准确的说,出问题的并不是人,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有再生产部门,就肯定有生产部门,而社会的生产指的是物或商品的生产。而现代社会恰好也是这么一个社会生产极度发达的时代,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成就。而正是因为社会生产部门过于发达,使得它开始侵入并蚕食了再生产部门 (Fraser, Jaeggi: 2018)。而之所以男孩不再愿意去追求女生,这很大程度就是社会生产部门蚕食社会再生产部门的一个集中表现。

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太抽象,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社会生产部门侵入再生产部门的方式有两种。首先便是通过生产出来的文化消费品左右着人们进行再生产的意愿。比如说主要是提供给女性的霸道总裁偶像剧或者青春疼痛文学。当女性们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她们对于恋爱和亲密关系的 schema 实际上已经被这些产品给塑型了,而很明显没有几个现实中的男生会是这种霸道总裁或者纯情幼驯染,结果便是女生们吃着偶像剧和快餐爱情小说中的糖时,已经给现实中的男性们判了个死缓了。而在男性方面,各种游戏,动漫甚至成人影片中的各种奶子大腿同样也给男生关于女性的 schema 定了型,令他们可能更愿意通过购买这些文化产品和“虚拟老婆”的方式达到情感的满足而不是去和现实中的女生谈恋爱。毕竟现实中男生们,哪个会有机会真在现实中碰到身材劲爆如峰不二子,性格软萌如血小板,病娇猎奇如时崎狂三的妹子呢?

社会生产部门对于再生产部门的侵入的第二种方式,便是人们开始习惯性地使用生产的逻辑来处理再生产的问题了。什么意思呢?“生产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运用最小的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回报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市场之中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去遵守和利用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经济人”式的思维进入到了再生产部门,结果就不太一样了。谈恋爱和发展亲密关系在现代人眼里不再是自我再生产,再塑造的一个过程,而是追逐消费和享受在人际关系中的延伸。追女生所花的精力和金钱成为了一种投资,男生们渴望的式这笔投资最终一定要有收益。甚至对于这种收益的等待时间都不宜过长,短线的快速收益最好。所谓女生觉得怎么男生追到一半不追了其实就是男生不想玩长线操作选择割肉止损的一个体现。而在这种“经济人”思维下的情感之中,要是只图为爱付出不求回报便会被归为“舔狗”和“自我感动”。同样在女生那,只要吊着男生便有各种礼物或者约会作为收益的话,如此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不是傻吗?如此一来更加加重了男性需要在发展感情中的投入,也就愈发抑制男生投入感情的意愿。毕竟有那么多别的投资回报率更大,为什么要投资感情呢?结果便是,当大家都用一种做生意的眼光看待感情时,感情这种操作周期长,回报率堪忧的“项目”天然就不适合投资,至于结婚生子?拜托这种稳赔不赚的事情谁爱做谁做。于是,现代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正式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这是理性的“经济人”几乎必然的选择。

当然,我接下来并不是要批判说什么“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啊,或者是唱一段《从前慢》宣扬还是过去好因为“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因为我们祖辈之所以更多的选择“长相思守”其实也是社会逼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一生投入到一个人身上。而事实上,现代社会发达的社会生产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愉悦是实打实的,是长相思守的老一辈无法享受到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这种发达的社会生产对于再生产部门的入侵和蚕食以及导致的诸如男生渐渐不愿意去追求女生了的后果仍然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危害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再生产的良好运作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石和前提,因为没有各式各样存在着的人的话,产品不仅生产不出来也会卖不出去。但是,社会生产的侵蚀作用相当于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而当社会再生产彻底难以为继的时候,社会生产又该如何继续呢?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高单身率,高离婚率便是警钟。

综上,“男生为什么不再愿意追求女生了”的原因并不能单一地归结为男生或者女生地问题,它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疾病症状。没有哪个女生天生就会憧憬高富帅从天而降,也没有哪个男生天生就只想对着奶子大腿门特,只是生活在这样地社会中我们都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 Polity, Cambridge and Medford, MA, 2018

中年人出轨的第一大原因是想找人说说话

家庭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9 次浏览 • 2019-01-02 10:14 • 来自相关话题

 匿名用户

这个问题我看过三十次,其中有十次都想回答,但是最终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实在太宽泛了。

每一天,都有无穷多的想法。其中有代表性的,也有数十种之多,很难归纳。

其中有很多问题很难下定义,比如说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是不是满意,生活工作是不是开心,自己到底属于什么社会阶层,等等等等。

首先说说生活。我自己年收入 30 以上,稳定,死工资。老婆年收 40-60,不稳定。有一个儿子,两台车,三套房,其中一套小产权,另外还有三套是丈母娘家拆迁的,还有一套是自己老家的,暂时都不算自己的。生活在一个网上传得很牛逼其实也就一般般的城市,做一个合资企业的中层技术管理。

然后再谈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关于生活的。

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家庭里面,我只要负责有需求的时候出现,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该签字的时候签字,其他时候,该消失就消失。

比如上周,我老板私下里找我,说他即将离职,出于他的处境考虑,在他在职期间不会再给我加薪,并且怂恿我在他离职后跟公司谈条件,狮子大开口,如果公司不能满足我,那么我也离职。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拿着比别人低的薪资,干着最多的活,用他的话说,现在的薪资跟我的能力和贡献不匹配。在这种前提下,他不给我加薪,要么我自己再憋屈一年,要么就跟公司摊牌走人。

可是我前几年别人双倍薪资约我去外地的时候,我没走。客户单位双倍薪资要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也没去。为啥,因为我老婆平时不在家,在另外一个城市,周末才回来,而我父母都在,小孩也在,6 月老妈气胸送急诊,我在开车路上就在想,幸好我没有去外地,否则有急事鞭长莫及真的要急死人。

也就是说,看似选择很多,其实无路可走。这种前提下,老板跟我讲了这样的话,我看了除了忍毫无办法。而错过今年,算起来就三年不加薪了。

这样的烦恼,我下班的时候想找个人讲。我打给老婆,她说她忙,没空跟我说话。

其他,就找不到人说了。跟父母谈,只会徒增他们烦恼,跟发小聊,他们一定让我撸袖子干他妈的,跟其他朋友聊,你会觉得自己在浪费别人时间。所以就忍了,忍了一夜,第二天继续上班。周末看到老婆回来,她依然无休止地督促儿子学习,并没有一丝一毫要理我的意思。

这样的事情常常在发生。包括老婆和父母儿子在内的所有人,并没有一个半个关心我是不是开心,自己想讲的话,99%都烂在了肚子里。

有时候我想,其实现在的我突然死掉是最合适的,家里拿一笔保险,也不用照顾我的喜怒哀乐或者考虑我的脾气,一次性把自己的家庭效用发挥到了极致。

第二个想法,是关于工作的。

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工作需要靠佛性,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气死。

常常在知乎看到一些职场话题,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牛逼老板是傻逼。我就羡慕这些人的老板,我希望多来几个这样的员工,把我当傻逼也可以,只要你真的够牛逼。

然而现实中,完全相反。

我自己在做基层管理或者做基层员工的时候,95%以上的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全部搞定,最后给老板一个好的结果。碰到不会的,一个问题查 7-8 小时资料再加上一整个周末分析数据都很正常。工作做不好,睡觉睡不着,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我的下属不是这样,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让我勉强满意,其他的在我看来真的毫无价值。

跑我这里来叫苦的有,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骂。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上过工地,连续几十小时不休息,热天干到中暑,半夜冒着台风暴雨下货,冬天半夜三点上工地也很多,遇到灰斗堵了工人都嫌脏自己穿个工服带个面罩进去掏,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现在让这些年轻人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只是事情多一些就跟我叫苦,我真的无 fuck 说。更何况,很多人的所谓苦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能一次做好的事情非得只做 5 分 7 分,剩下一点等着别人帮他收尾,一旦出了问题再怨天怨地花十倍百倍的时间去擦屁股。自己的专业问题自己不去研究,拿一些粗浅的问题越级来问我,逼得我开会拍桌子骂人。

然后,只要一个低级错误,就变成擦不完的屁股。只要一个稍微复杂的系统或者程式,就逼得我不得不介入,否则就无限期 delay。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才,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学习研究,不愿意提升自己的效率,提升自己的价值,就只是混吃等死而已。我下面目前有四十五人,最低都是工程师,其他各等级的人都有,但是在我看来,他们之中 80%的人可以被一个中专生替代。

可是,这些人你给他们安排培训,他们不愿意学,或者学不会,我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越来越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去年有一次自己气到头疼发抖之后,更加告诫自己要佛系。

其实所谓责任心,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程度。然而长此以往,真的很累。

第三个想法,关于心态。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经过我自己反复思考比较,是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一辆自行车,我的小女朋友坐后面,一起从一个校区到另一个,从教室到宿舍。后来有了一辆电瓶车,我至今都记得把电瓶车骑到极速两个人大声呼喊,哇!这就是风驰电掣的感觉!

后来我有了车,有了大房子,有了自己曾经羡慕过的耳机,羡慕过的手表,但是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开心。

我记得我房子刚刚交房的时候,我上海的一个好兄弟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其实对一个男人来说,有张床,有个厕所,有台电脑就足够了。我真的同意这句话,不能更同意了。因为在这些年里面,买房子这件事从来没有让我有过哪怕一秒的开心。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其他房子我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连地址和楼层我都记不住。我想说是,人有再多房子,睡觉也不过一张床,没有人有本事一晚上睡三套房子。我们的社会逼得人人都喜欢房子,这是一种病态,是错误的。很多事,并不是大多数人觉得对它就对的,而错的事大多数人都觉得对,那就是疯狂!

可惜,家庭的钱往哪里花也没人会跟我商量,只是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出现而已。

生活中的开心,现在只能来源于跟发小的相聚,一年大概三四次而已。平常的日子里,很难真的开心一次,就连一家人出去吃顿好的或者看个电影,都要么是父母不想吃,要么小孩不能吃,要么谁谁身体不好,要么小孩要补课。一件小事提了三次不能成行,就以后再也不想提了,就更别说什么旅游或是度假这样的中期计划了。

最后一个想法,关于欲望。

我跟老婆保持了很平稳的差不多两个月一次的频率。年轻时就因为这事闹,现在人到中年,也懒得闹了。高晓松不是说吗,四十不惑的意思,就是到了四十搞不懂的问题也就不想去搞懂了。以前这方面不让人满意,我还问一些问题,现在懒得问,而老婆一般都会随意地给一个拒绝的理由,然后我就同意,其实她说的是啥对我根本不重要,她自己也清楚。

我觉得中年人为什么会出轨,第一大原因是因为想找人说说话。

第二大原因是证明自己还活着,想被人称赞,被人想念,被人关心。

在家庭里,你身体不出问题你就是透明的,除非需要你出来做事。

第三大原因,就是改变在性上一潭死水的状态。每个人都有道德枷锁,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理智控制,只不过控制的效果因人而异罢了。

而我自己,至今没出轨的原因很简单。懒。

话不投机的人,我不愿意与之交流,而我更不愿意跟说话 low 的人发生肉体关系。

就算能聊得来的人,有点好感,只要想想如果发生什么之后的各种繁琐,就打退堂鼓了。

然而其实这里有个可怕的点,那就是所有的风平浪静,都是自己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之后忍下来的。讲讲道德容易,讲讲理智也容易,但是人如果都是道德和理智的,也就没那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了。谁也不知道忍能忍多久,这就是问题。

中年人吵架总是来的快去得快,第一因为互相知道底线,第二也能互相体谅,第三也真的是懒得吵,知道不会改变什么。说到底,还是忍。

夫妻之间超过十年的,会相互关心身体健康,对表现明显的身体异常也会关心,比如喝多了,肚子疼头疼之类的。基本上,跟关心父母关心小孩没啥差别,所以说婚姻久了就是亲情,就是这个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吧,中年人就好像一部机器,平时都是被各种事堆满的,有的好处理有的不好处理,有的结果好有的结果不好,而所谓人到中年,就是不论好不好,心态越来越平和或者消极,不求惊喜,只求不要惊吓,如此而已。 查看全部


 匿名用户


这个问题我看过三十次,其中有十次都想回答,但是最终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问题实在太宽泛了。

每一天,都有无穷多的想法。其中有代表性的,也有数十种之多,很难归纳。

其中有很多问题很难下定义,比如说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是不是满意,生活工作是不是开心,自己到底属于什么社会阶层,等等等等。

首先说说生活。我自己年收入 30 以上,稳定,死工资。老婆年收 40-60,不稳定。有一个儿子,两台车,三套房,其中一套小产权,另外还有三套是丈母娘家拆迁的,还有一套是自己老家的,暂时都不算自己的。生活在一个网上传得很牛逼其实也就一般般的城市,做一个合资企业的中层技术管理。

然后再谈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关于生活的。

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家庭里面,我只要负责有需求的时候出现,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该签字的时候签字,其他时候,该消失就消失。

比如上周,我老板私下里找我,说他即将离职,出于他的处境考虑,在他在职期间不会再给我加薪,并且怂恿我在他离职后跟公司谈条件,狮子大开口,如果公司不能满足我,那么我也离职。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拿着比别人低的薪资,干着最多的活,用他的话说,现在的薪资跟我的能力和贡献不匹配。在这种前提下,他不给我加薪,要么我自己再憋屈一年,要么就跟公司摊牌走人。

可是我前几年别人双倍薪资约我去外地的时候,我没走。客户单位双倍薪资要我去上班的时候,我也没去。为啥,因为我老婆平时不在家,在另外一个城市,周末才回来,而我父母都在,小孩也在,6 月老妈气胸送急诊,我在开车路上就在想,幸好我没有去外地,否则有急事鞭长莫及真的要急死人。

也就是说,看似选择很多,其实无路可走。这种前提下,老板跟我讲了这样的话,我看了除了忍毫无办法。而错过今年,算起来就三年不加薪了。

这样的烦恼,我下班的时候想找个人讲。我打给老婆,她说她忙,没空跟我说话。

其他,就找不到人说了。跟父母谈,只会徒增他们烦恼,跟发小聊,他们一定让我撸袖子干他妈的,跟其他朋友聊,你会觉得自己在浪费别人时间。所以就忍了,忍了一夜,第二天继续上班。周末看到老婆回来,她依然无休止地督促儿子学习,并没有一丝一毫要理我的意思。

这样的事情常常在发生。包括老婆和父母儿子在内的所有人,并没有一个半个关心我是不是开心,自己想讲的话,99%都烂在了肚子里。

有时候我想,其实现在的我突然死掉是最合适的,家里拿一笔保险,也不用照顾我的喜怒哀乐或者考虑我的脾气,一次性把自己的家庭效用发挥到了极致。

第二个想法,是关于工作的。

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工作需要靠佛性,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气死。

常常在知乎看到一些职场话题,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牛逼老板是傻逼。我就羡慕这些人的老板,我希望多来几个这样的员工,把我当傻逼也可以,只要你真的够牛逼。

然而现实中,完全相反。

我自己在做基层管理或者做基层员工的时候,95%以上的事情我自己都可以全部搞定,最后给老板一个好的结果。碰到不会的,一个问题查 7-8 小时资料再加上一整个周末分析数据都很正常。工作做不好,睡觉睡不着,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我的下属不是这样,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让我勉强满意,其他的在我看来真的毫无价值。

跑我这里来叫苦的有,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骂。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上过工地,连续几十小时不休息,热天干到中暑,半夜冒着台风暴雨下货,冬天半夜三点上工地也很多,遇到灰斗堵了工人都嫌脏自己穿个工服带个面罩进去掏,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现在让这些年轻人坐在空调办公室里,只是事情多一些就跟我叫苦,我真的无 fuck 说。更何况,很多人的所谓苦根本就是自己造成的。能一次做好的事情非得只做 5 分 7 分,剩下一点等着别人帮他收尾,一旦出了问题再怨天怨地花十倍百倍的时间去擦屁股。自己的专业问题自己不去研究,拿一些粗浅的问题越级来问我,逼得我开会拍桌子骂人。

然后,只要一个低级错误,就变成擦不完的屁股。只要一个稍微复杂的系统或者程式,就逼得我不得不介入,否则就无限期 delay。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多人才,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学习研究,不愿意提升自己的效率,提升自己的价值,就只是混吃等死而已。我下面目前有四十五人,最低都是工程师,其他各等级的人都有,但是在我看来,他们之中 80%的人可以被一个中专生替代。

可是,这些人你给他们安排培训,他们不愿意学,或者学不会,我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越来越控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去年有一次自己气到头疼发抖之后,更加告诫自己要佛系。

其实所谓责任心,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程度。然而长此以往,真的很累。

第三个想法,关于心态。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经过我自己反复思考比较,是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一辆自行车,我的小女朋友坐后面,一起从一个校区到另一个,从教室到宿舍。后来有了一辆电瓶车,我至今都记得把电瓶车骑到极速两个人大声呼喊,哇!这就是风驰电掣的感觉!

后来我有了车,有了大房子,有了自己曾经羡慕过的耳机,羡慕过的手表,但是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开心。

我记得我房子刚刚交房的时候,我上海的一个好兄弟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其实对一个男人来说,有张床,有个厕所,有台电脑就足够了。我真的同意这句话,不能更同意了。因为在这些年里面,买房子这件事从来没有让我有过哪怕一秒的开心。除了自己住的地方,其他房子我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连地址和楼层我都记不住。我想说是,人有再多房子,睡觉也不过一张床,没有人有本事一晚上睡三套房子。我们的社会逼得人人都喜欢房子,这是一种病态,是错误的。很多事,并不是大多数人觉得对它就对的,而错的事大多数人都觉得对,那就是疯狂!

可惜,家庭的钱往哪里花也没人会跟我商量,只是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出现而已。

生活中的开心,现在只能来源于跟发小的相聚,一年大概三四次而已。平常的日子里,很难真的开心一次,就连一家人出去吃顿好的或者看个电影,都要么是父母不想吃,要么小孩不能吃,要么谁谁身体不好,要么小孩要补课。一件小事提了三次不能成行,就以后再也不想提了,就更别说什么旅游或是度假这样的中期计划了。

最后一个想法,关于欲望。

我跟老婆保持了很平稳的差不多两个月一次的频率。年轻时就因为这事闹,现在人到中年,也懒得闹了。高晓松不是说吗,四十不惑的意思,就是到了四十搞不懂的问题也就不想去搞懂了。以前这方面不让人满意,我还问一些问题,现在懒得问,而老婆一般都会随意地给一个拒绝的理由,然后我就同意,其实她说的是啥对我根本不重要,她自己也清楚。

我觉得中年人为什么会出轨,第一大原因是因为想找人说说话。

第二大原因是证明自己还活着,想被人称赞,被人想念,被人关心。

在家庭里,你身体不出问题你就是透明的,除非需要你出来做事。

第三大原因,就是改变在性上一潭死水的状态。每个人都有道德枷锁,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理智控制,只不过控制的效果因人而异罢了。

而我自己,至今没出轨的原因很简单。懒。

话不投机的人,我不愿意与之交流,而我更不愿意跟说话 low 的人发生肉体关系。

就算能聊得来的人,有点好感,只要想想如果发生什么之后的各种繁琐,就打退堂鼓了。

然而其实这里有个可怕的点,那就是所有的风平浪静,都是自己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之后忍下来的。讲讲道德容易,讲讲理智也容易,但是人如果都是道德和理智的,也就没那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了。谁也不知道忍能忍多久,这就是问题。

中年人吵架总是来的快去得快,第一因为互相知道底线,第二也能互相体谅,第三也真的是懒得吵,知道不会改变什么。说到底,还是忍。

夫妻之间超过十年的,会相互关心身体健康,对表现明显的身体异常也会关心,比如喝多了,肚子疼头疼之类的。基本上,跟关心父母关心小孩没啥差别,所以说婚姻久了就是亲情,就是这个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吧,中年人就好像一部机器,平时都是被各种事堆满的,有的好处理有的不好处理,有的结果好有的结果不好,而所谓人到中年,就是不论好不好,心态越来越平和或者消极,不求惊喜,只求不要惊吓,如此而已。

我讨厌父母,直到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伤

心理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2 次浏览 • 2019-01-02 09:54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查看全部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5 次浏览 • 2018-12-28 15:08 • 来自相关话题

“我现在才知道,说‘你真像个学生’不是在夸你年轻,是说你傻!”
“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计划着假期去哪里玩,可是又大部分没有成行;上班这些年真是后悔极了,应该趁年轻多玩玩呀,上了班哪里还有寒暑假!”
“我明年要结婚了……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


当 20 多岁的青年们越来越担任起社会、工作、家庭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对品质和精神层面的更多需求,很会“买买买”,也想“说走就走”去看看“那么大的世界”,然而忙碌的工作、刚刚组建的家庭、繁琐的生活,重重压力成为了一道道束缚着年轻人的边框,让他们无法享受生活的无忧无虑、世界的无边无际。

“有框青年”这个词,就这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1]。其中当代年轻人的焦虑、迷茫,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接受社会的“毒打”——青春期该延长吗

这个学期我在上一门“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评价方法”的课,老师在点评我们的作业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全班有 3/4 的作业选取的研究对象都是大学生、研究生,你们这哪里研究的是青少年?

老师的点评让我们一震:啊,原来我不是青少年了吗?






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但被小朋友叫“阿姨”的时候也不再会暴跳如雷、发三条朋友圈吐槽了;虽然还觉得自己有学生身份、在家还是被当小朋友,但年龄早就是 2 开头了。每到过年在家的时候,是自我怀疑最严重的时候:自己不像十几岁的高中生一样不用担心未来选择,作业会填满他们的迷茫;也不像更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们有钱可花,充实的钱包给他们安全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叔叔伯伯给的压岁钱,也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给刚出生的侄辈压岁钱。

这个时候的我,还是青少年吗?

青少年时期(adolescence),或说青春期,是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生命的阶段,其定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把青春期的范围划到了 10-20 岁,我国一般认为是 11-18 岁,老师给课堂作业的规定是 10-16 岁,近期还有研究认为现在的青春期要延长到 24 岁才合理[2]。

我们在初中生物课上就学过,在青春期我们会经历生理成熟;而心理学更关注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医学和教育体系都不发达的时候,十几岁的人们已经进入社会,承担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完成从儿童到“大人”的角色转变。然而近年来,20 岁出头的人还在上学也已变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到了 30 岁都不会选择结婚。可以说,从儿童时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越来越长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因此研究者认为,把青春期的定义扩展为 10-24 岁,能为法律、社会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启示[2]。

当然,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 20 几岁的青年趁机表示“我确实还是个宝宝”;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反驳,不止大众对这一定义表达疑惑,就在同一期刊上,研究者们也有几轮你来我往、彼此回复。

是否该延长“青春期”的定义?这个问题也许跟我们对未来的疑问一样,得不到确定的答案。

成人圈里的新客人,“大人”圈里的小朋友——成人初显期

无论青春期的定义是否延长,在 20 岁左右的几年,人们往往都面临重要的改变;无论我们承不承认,此时的年轻人们都在脱离青春期。

我认识十几年的发小们,有一位已经在去年结婚了,那时我正处在大四没什么课的时候,于是请假回家给她当伴娘。她说,“我觉得我还没做好准备,但我们相处也有几年了,所以,就先结婚吧。”我陪着她早早起床,化上精致的妆,凤冠霞帔,又看着她父亲牵着她,把手交给那位男孩子(还是不习惯称他为“男士”),成为一位“妻子”。

随后的抛捧花环节,我接到了花,她祝我早日结婚生子,我笑笑,心里却想着自己可能不会太早结婚。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推迟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年龄,而当晚婚晚育成为主流时,20 岁左右年纪的年轻人就更有机会探索各种选择。发小在焦虑中选择结婚,而我在焦虑中选择继续读书,身边的朋友们也有选择创业、出国等出路的——我们已经做出了各项不同的、会给未来带来长远影响的人生选择。

其实,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焦虑不是独有的,在 2000 年时的美国社会,这一现象就得到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心理学家阿奈特认为:在结婚平均年龄较高的社会中,20 岁左右的大部分时间就可以成为年轻人探索和不稳定的时期、成为自我关注的时期、以及成为存在各种可能的时期——“成人初显期”[3]。成人初显期虽然并不是发展的一个共同时期,而是只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

听上去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像对不对?成人初显期的年轻人们,普遍面临着这些焦虑。

成人初显期最为主要的特征是:面临从青春期到成人期的过渡,年轻人面临许多可能性,而为了过上他们想要的人生,年轻人会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探索各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是谁”以及在生活中“我想要什么” [4]。

这些问题,本来是我们在青春期就该回答的,埃里克森认为,12-18 岁的人面临的最大冲突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问题,但成人初显期,自我同一性会继续得到确立或被调整。

与青春期相比,成人初显期的我们更独立于父母,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家,但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成人生活,还没有开始承担成年期必然要面临的责任,如赡养老人、安家买房,在这一时期,我们既不受父母管束也没有完全承担成人角色,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职业和恋爱方面。

我们进入大学,选择一个专业,如果发现并不喜欢,就会在职业选择或考研时换个专业;我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却在一两年后发现如果希望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拿个更高的学位——此时便又是调整的时候了;或者我们与男女朋友同居,却在筹划未来时发现彼此没有共同的未来,我们自然要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做出调整。

在成人初显期时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会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不再像青春期一样,在意对方跟哪个异性同学多说了一句话、跟谁一起放学了,而更多地关注于自我确认:与恋人相处的我是怎样的?是我真正期望拥有并愿与之共度终生的人是怎样的?在职业选择中,我们不再只知道科学家、教师这些职业,而是会在尝试中确认:我擅长哪类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令我感到长期满意?这些探索通常包括挫折和失败的经历,但在调整中,我们能更了解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期待。






大家都是第一次成为“大人”——成年期的人也该得到体谅

当人们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承担个人责任、独立做出决定、并为他人考虑时,才能确定自己已经成人——长大成人是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效能感和自立的人[4]。

成年期听上去好像自由了许多,少了许多迷茫,但其实成年期的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微博上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

成年人是社会主力,但其实也算是“弱势群体”,更少人关怀,更少人体谅,甚至更少的心理学研究关注。虽然发展心理学中的毕生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一生的过程,并不仅限于儿童和青少年,中年、老年也在发展,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的还是儿童、青少年、或者老年人,关注成年人、中年人的研究并不多,在文献资料库中搜索“成年人”,查找到的结果也大多是“未成年人”。

大家都是第一次过人生,都是第一次逐渐成为“大人”,在现实的条条框框的,都不容易。“体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在日常交流中,放下条件、无条件地关注与接纳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新人会觉得老员工不会教,领导会觉得下属悟性差,创业人看传统行业是死气沉沉,老牌企业员工觉得创业公司瞎折腾。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观念,一旦观念有冲突,便认为对方三观不正、是 xx 癌,用这样的防御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区里,只有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才会被自己接纳,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然而,不同人的见闻不同,所处情境不同,如果非要观念、行为都跟自己一致才算是有价值,那真的太难了。

心理咨询中有一种万金油似的技巧,叫无条件积极关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无论来访者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怎么样,咨询师都不能对其做出个人评价或提出个人要求,而是对其表示无条件的温暖和接纳,使来访者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希望无论在青春期、成人初显期,还是成年期的我们,都能够学会多一点无条件积极关注。






参考文献

[1] 李晶晶. (2018). 95%的人都说自己是有框青年,有框青年到底是什么? 中国网

[2] Sawyer, S.M., Azzopardi,P.S., Wickremarathne, D., Patton, G.C. (2018). The age of adolescence. The Lancet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2(3), 223-228

[3]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55(5), 469-80.

[4] 段鑫星, 程嘉. (2007). 成人初显期理论及其评述. 当代青年研究(2),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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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说‘你真像个学生’不是在夸你年轻,是说你傻!”
“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计划着假期去哪里玩,可是又大部分没有成行;上班这些年真是后悔极了,应该趁年轻多玩玩呀,上了班哪里还有寒暑假!”
“我明年要结婚了……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



当 20 多岁的青年们越来越担任起社会、工作、家庭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对品质和精神层面的更多需求,很会“买买买”,也想“说走就走”去看看“那么大的世界”,然而忙碌的工作、刚刚组建的家庭、繁琐的生活,重重压力成为了一道道束缚着年轻人的边框,让他们无法享受生活的无忧无虑、世界的无边无际。

“有框青年”这个词,就这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1]。其中当代年轻人的焦虑、迷茫,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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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接受社会的“毒打”——青春期该延长吗

这个学期我在上一门“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评价方法”的课,老师在点评我们的作业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全班有 3/4 的作业选取的研究对象都是大学生、研究生,你们这哪里研究的是青少年?

老师的点评让我们一震:啊,原来我不是青少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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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但被小朋友叫“阿姨”的时候也不再会暴跳如雷、发三条朋友圈吐槽了;虽然还觉得自己有学生身份、在家还是被当小朋友,但年龄早就是 2 开头了。每到过年在家的时候,是自我怀疑最严重的时候:自己不像十几岁的高中生一样不用担心未来选择,作业会填满他们的迷茫;也不像更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们有钱可花,充实的钱包给他们安全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叔叔伯伯给的压岁钱,也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给刚出生的侄辈压岁钱。

这个时候的我,还是青少年吗?

青少年时期(adolescence),或说青春期,是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生命的阶段,其定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把青春期的范围划到了 10-20 岁,我国一般认为是 11-18 岁,老师给课堂作业的规定是 10-16 岁,近期还有研究认为现在的青春期要延长到 24 岁才合理[2]。

我们在初中生物课上就学过,在青春期我们会经历生理成熟;而心理学更关注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医学和教育体系都不发达的时候,十几岁的人们已经进入社会,承担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完成从儿童到“大人”的角色转变。然而近年来,20 岁出头的人还在上学也已变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到了 30 岁都不会选择结婚。可以说,从儿童时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越来越长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因此研究者认为,把青春期的定义扩展为 10-24 岁,能为法律、社会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启示[2]。

当然,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 20 几岁的青年趁机表示“我确实还是个宝宝”;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反驳,不止大众对这一定义表达疑惑,就在同一期刊上,研究者们也有几轮你来我往、彼此回复。

是否该延长“青春期”的定义?这个问题也许跟我们对未来的疑问一样,得不到确定的答案。

成人圈里的新客人,“大人”圈里的小朋友——成人初显期

无论青春期的定义是否延长,在 20 岁左右的几年,人们往往都面临重要的改变;无论我们承不承认,此时的年轻人们都在脱离青春期。

我认识十几年的发小们,有一位已经在去年结婚了,那时我正处在大四没什么课的时候,于是请假回家给她当伴娘。她说,“我觉得我还没做好准备,但我们相处也有几年了,所以,就先结婚吧。”我陪着她早早起床,化上精致的妆,凤冠霞帔,又看着她父亲牵着她,把手交给那位男孩子(还是不习惯称他为“男士”),成为一位“妻子”。

随后的抛捧花环节,我接到了花,她祝我早日结婚生子,我笑笑,心里却想着自己可能不会太早结婚。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推迟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年龄,而当晚婚晚育成为主流时,20 岁左右年纪的年轻人就更有机会探索各种选择。发小在焦虑中选择结婚,而我在焦虑中选择继续读书,身边的朋友们也有选择创业、出国等出路的——我们已经做出了各项不同的、会给未来带来长远影响的人生选择。

其实,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焦虑不是独有的,在 2000 年时的美国社会,这一现象就得到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心理学家阿奈特认为:在结婚平均年龄较高的社会中,20 岁左右的大部分时间就可以成为年轻人探索和不稳定的时期、成为自我关注的时期、以及成为存在各种可能的时期——“成人初显期”[3]。成人初显期虽然并不是发展的一个共同时期,而是只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

听上去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像对不对?成人初显期的年轻人们,普遍面临着这些焦虑。

成人初显期最为主要的特征是:面临从青春期到成人期的过渡,年轻人面临许多可能性,而为了过上他们想要的人生,年轻人会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探索各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是谁”以及在生活中“我想要什么” [4]。

这些问题,本来是我们在青春期就该回答的,埃里克森认为,12-18 岁的人面临的最大冲突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问题,但成人初显期,自我同一性会继续得到确立或被调整。

与青春期相比,成人初显期的我们更独立于父母,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家,但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成人生活,还没有开始承担成年期必然要面临的责任,如赡养老人、安家买房,在这一时期,我们既不受父母管束也没有完全承担成人角色,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职业和恋爱方面。

我们进入大学,选择一个专业,如果发现并不喜欢,就会在职业选择或考研时换个专业;我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却在一两年后发现如果希望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拿个更高的学位——此时便又是调整的时候了;或者我们与男女朋友同居,却在筹划未来时发现彼此没有共同的未来,我们自然要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做出调整。

在成人初显期时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会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不再像青春期一样,在意对方跟哪个异性同学多说了一句话、跟谁一起放学了,而更多地关注于自我确认:与恋人相处的我是怎样的?是我真正期望拥有并愿与之共度终生的人是怎样的?在职业选择中,我们不再只知道科学家、教师这些职业,而是会在尝试中确认:我擅长哪类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令我感到长期满意?这些探索通常包括挫折和失败的经历,但在调整中,我们能更了解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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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第一次成为“大人”——成年期的人也该得到体谅

当人们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承担个人责任、独立做出决定、并为他人考虑时,才能确定自己已经成人——长大成人是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效能感和自立的人[4]。

成年期听上去好像自由了许多,少了许多迷茫,但其实成年期的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微博上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

成年人是社会主力,但其实也算是“弱势群体”,更少人关怀,更少人体谅,甚至更少的心理学研究关注。虽然发展心理学中的毕生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一生的过程,并不仅限于儿童和青少年,中年、老年也在发展,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的还是儿童、青少年、或者老年人,关注成年人、中年人的研究并不多,在文献资料库中搜索“成年人”,查找到的结果也大多是“未成年人”。

大家都是第一次过人生,都是第一次逐渐成为“大人”,在现实的条条框框的,都不容易。“体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在日常交流中,放下条件、无条件地关注与接纳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新人会觉得老员工不会教,领导会觉得下属悟性差,创业人看传统行业是死气沉沉,老牌企业员工觉得创业公司瞎折腾。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观念,一旦观念有冲突,便认为对方三观不正、是 xx 癌,用这样的防御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区里,只有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才会被自己接纳,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然而,不同人的见闻不同,所处情境不同,如果非要观念、行为都跟自己一致才算是有价值,那真的太难了。

心理咨询中有一种万金油似的技巧,叫无条件积极关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无论来访者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怎么样,咨询师都不能对其做出个人评价或提出个人要求,而是对其表示无条件的温暖和接纳,使来访者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希望无论在青春期、成人初显期,还是成年期的我们,都能够学会多一点无条件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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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晶晶. (2018). 95%的人都说自己是有框青年,有框青年到底是什么? 中国网

[2] Sawyer, S.M., Azzopardi,P.S., Wickremarathne, D., Patton, G.C. (2018). The age of adolescence. The Lancet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2(3), 223-228

[3]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55(5), 469-80.

[4] 段鑫星, 程嘉. (2007). 成人初显期理论及其评述. 当代青年研究(2), 20-27.

图片来源:《我们无法成为野兽》

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3 次浏览 • 2018-12-24 11:41 • 来自相关话题

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所在的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都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师生们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

而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

 

1

 

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

 

2

 

当时,谢江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门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

因此,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的“大活”,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3

 

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成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之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

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殴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说,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3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就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正是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

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4

 

很快,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谢江在班里也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其实那天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怕引起妻子的误会,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5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专门派人陪他放学,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搞得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谢江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6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就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便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案发前半个月,他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准备出国留学。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于是,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7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20年。”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8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作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谢黄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了。”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查看全部
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所在的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都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师生们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

而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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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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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谢江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门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

因此,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的“大活”,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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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成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之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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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殴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说,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3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就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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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正是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

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4

 

很快,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谢江在班里也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其实那天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怕引起妻子的误会,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5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专门派人陪他放学,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搞得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谢江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6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就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便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案发前半个月,他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准备出国留学。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于是,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7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20年。”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8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作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谢黄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了。”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去个性化让我们无法从家庭中真正独立

家庭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1 次浏览 • 2018-12-15 13:39 • 来自相关话题

文/Martin Haibo

我一哥们儿最近崩溃了,确切地说,是被他女朋友和母亲大人整崩溃了。

女朋友篇

“又在玩游戏,衣服洗了么?”

“嗯。”

“嗯什么啊,听到我问你了没?”

“你烦不烦,我在玩游戏呢!”

“你玩游戏你有理了?我刚回来就看到一盆脏衣服,早上不是跟你说了让你晚上回来把衣服洗上么,一回来就玩你的吃鸡(一个游戏术语)!”

“我知道!有完没完?!”

“你敢凶我?!”

“得得得,我一会儿就去洗可以了吧?我忙了一天了,回来刚开一把休息一下,本来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听到你一顿唠叨,我能不烦么?”

“就你在忙?我也工作一天了,一会儿还得做晚饭,你以为我不累啊,让你把自己的衣服洗了都不耐烦!”

“我哪里说不洗了啊,但是你别是那种态度行不行!”

“什么态度啊,是你先凶我的好么?”

“……”

母亲大人篇

“儿子,上次你说的出国的事情弄的怎么样了?”

“嗯,挺好的啊。”

“那考试成绩呢?”

“还可以吧,大概能过。”

“那你问清楚了那边学校的情况了么,申请有什么要求?”

“妈,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我自己能搞定,别瞎担心!”

“嗯?!我瞎担心?!我是你妈,问一下又怎么了?出国又不是小事情,总得有很多事情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可是你老是问来问去的,本来压力就大,而且说了你又不懂,解释起来很费劲!”

“你这是在嫌我老?什么叫说了又不懂?你都还没给我说就怎么知道你妈弄不懂了?长大了什么都不用管了是吧?”

“你不要老是反应这么大行不行?我没有说你老,也没说不让你管。不过我正忙着呢,等我空了再给你说行不行啊!”

“我的反应大?到底是谁不耐烦了!”

“……”

我听完以后的反应是,“哈哈哈哈哈!”

哥们儿急了,“笑个屁!跟你说,真是烦死了,就因为刚才给你说的那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女朋友都能和我吵起来。还有我妈,也是神烦。你说是不是女的都这样啊!”

“哎呀,跟性别没关系吧。”

“说得好像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样。不过你说怎么回事呢,本来心情都好好的,聊着聊着火气就上来了,声调语气一下子就提高了。然后说出口的一些话也很后悔。不过你也知道我的,我在外面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态度可好了。”

仔细想想,我哥们儿这事儿应该也不是个例,确实很多人都会存在“在家”和“在外面”两套样子。也真是挺奇怪的,明明在外面和同事,领导,同学,老师,乃至陌生人的相处都是那么和谐,彬彬有礼,但是一回到亲密关系中我们的心情就频频爆炸。

作为心理咨询师,经常会听到来访者阐述过类似的情形,日常对话在毫无预兆和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演变成了相互指责,以至于双方都来不及冷静,说出了伤害彼此的话。弗洛伊德就曾说过“任何长久相处的亲密关系中都暗藏有怨恨的种子”。这话多少有点偏激,但是我们也确实会在生活中有或多或少类似的感悟。

不过Common(常见)不意味着 Normal(正常),在每次生气动怒又回归到平静之后,我们仍旧希望带给家人和伴侣更多爱,而不是伤害。心理学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界定此种心理怪圈,也没有相关文献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与此相关的概念倒是有一些。比如去个性化,社会学习以及心理界限等。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谈谈每一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分裂呢?

去个性化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个体的自我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状态。去个性化的状态使人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意识。借用精神分析流派的说法就是内心那个时常监督我们自身言行的超我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松懈了,使得本我出来耀武扬威。

去个性化经常容易出现在群体活动中,这是因为在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而是“匿名的”、和他人无差别的人。同时,因为自我觉察和自我控制失效的缘故,平常受抑制的行为就会出现。这就不难理解球迷闹事和一些“暴民”的打砸行为,会以群体活动的形式出现。

除此之外,当我们太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以至于完全忽略他人的状态,也是一种去个性化。在这种状态下,他人的突然打扰会让我们恼羞成怒。所以我的哥们儿会在女朋友打扰他玩游戏的时候火冒三丈。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引入这个概念呢,这是因为家或者亲密关系相对于个体来说是群体概念,人们会用“我们”来代替“我”,同时,家和亲密关系也是人们最容易放松和卸下面具的地方。在内心感到安全的情形下,大家普遍会放松对自我的控制和要求,这种状态是和去个性化的状态类似的。这个时候,人们较难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变化。

回到之前我哥们儿的问题,用去个性化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我们面对家人或者亲密伴侣的时候,我们往往对于那些可能造成关系冲突和矛盾的话语、行为没有足够的意识,潜意识中自我控制机制是松懈的状态。在我哥们儿和他女朋友的对话中,他漫不经心的“嗯”就触怒了对方,因为敷衍式的回答会伤害对方的情感,影响交流的质量。而后他随口抛出的指责更是让女友懊恼。倘若朋友能够注意到女友略高的声调并说出些许宽慰的话语,那或许就能避免一次争执。

当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很清楚,我哥们儿的女友和母亲,也在对话中犯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争论对错似乎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他人的缺失中看到人类的局限并警醒我们自己并让自己变得更加温柔。

这种分裂是否其实本质上就是来源于家庭的呢?

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家庭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人们表现出行为模式有一部分来自于间接经验。即当我们的父母乃至其他影响我们早年经验的人在关系中经常性地呈现出争吵,暴力等姿态的时候,我们也会受此模式的影响,容易在我们自身的关系中倾向以冲突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用社会学习而不是精神分析流派的童年期经验来诠释,是因为虽然早年经验的确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如果放任自己沉浸在过去中,我们会一直蜷缩在自造的茧壳里裹足不前。

即使意识到家庭的问题但还是无法保持独立么?

虽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家人对自己的影响,但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经济上的,也许是心理层面的,导致即使已经成人,却没有办法真正独立出来,也就是自我和家人之间完全没有心理界限。

心理界限这一概念被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们广泛的提及,“有关系的地方就有心理界限”。关系对于人们来说一直是艰深的课题,如何与人相处永远是一门学问,这里的“人”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孤独中我们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只是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都要不断学习把握“度”,以防止在独自相处中过度孤立,亦或是在亲密关系中过度紧密。

在亲密关系中把自己当作他人的一部分或者把他人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或许都是危险的,因为过度的卷入会让我们误以为他人会全然懂我们。于是当他们的言行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或者他们干涉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恼怒,产生“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应该懂我么”的困扰。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对他们有过高的期待,期待他们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样子。

说到底,频频发生的亲密关系的冲突并不是被施咒的漩涡,让我们深陷其中的不是妖魔,而是我们自己。从深思中我窥看到了人类的有限性,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应对的策略。

心理武器

本期心理武器重点推荐两种方法,并且做了详细的说明,与以往推荐的方法不同,今天似乎会有更多思考和感悟的成分。一方面对于家庭影响的应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单纯的技巧可能会让我们体验更多的挫败感,毕竟家庭是永远无法结束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应对可能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希望大家能够将今天的思考尽力而为地应用到生活中,不让家庭关系成为牵绊。

#1 DBT 疗法中的内观

内观是辨证行为疗法(DBT)的核心,也是佛学要义,它倡导人们专注于当下,时刻保持觉知状态。临床实践以及先贤思想都认为,在觉察的状态下活在每时每刻是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就是对待自己当下的情绪情感有一个很好的觉知,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想什么,然后身体状态是如何的。

初看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办到,“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呢?”。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个事情还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大脑系统中的注意力和记忆,会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专注于某一处地方,并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就如我的哥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全神贯注,就是描述的此种状态。但关注当下,保持觉知,意味着在专注的同时,我们要启用另一套系统 -- 觉察系统。

它类于另一个“我”在观察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照顾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配备有这个机制,但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去训练并使用它。生活中经常会发现,我们在忘我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所激惹。而这种怒火真正的因素并不在于“我”被打扰了,而是自我觉察的缺失。所以我的哥们下次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保持觉察,就可以意识到他的女朋友正在问他问题,就可以平静的告诉她“好的,我一会儿玩完游戏就去洗”,而不是怒气冲冲地职责女友“很烦”。

内观的修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每天花十分钟做内观训练,以增强自身的觉察能力。内观训练可以随时进行,其中一个方法类似于冥想,选择自己舒服的方式,或躺或坐,在十分钟内不加评判地尽全力体会脑海中的每一个思绪,身体上的每一个感受,外界的每一个刺激。坚持一段时间,并将之扩大到一小时,两小时。在熟悉了内观训练之后,就可以在我们吃饭,玩游戏,做事情的时候运用觉察系统,以检验内观修行的功效。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言“如果我们不是把永恒性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时间消失了,那么永恒的生命属于活在当下的人。”希望大家都能通过内观的训练成为专注于当下的人,并和家人,伴侣,朋友一起,将每一分每一秒都活成无限幸福。

#2 接受人类的有限性

这一武器是我们安慰剂方法中少有的哲学议题,可能也比较晦涩难懂,但适当思考它们,会让我们活得更加通透。有限性并非一个单薄的概念,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将之融入到个人哲学观中,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关系的本质。有限性往往与存在主义的自由,孤独,死亡和无意义这四个终极议题相呼应。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极少有人能够达到,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受制于自己,受制于环境,这是自由议题下的有限性;不管是独自相处还是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们都不可能被全然的理解,他人也不可能体会到我们所有的感受,这就是孤独议题下的有限性;所有人终将一死,从虚无中来亦将回到虚无中去,这是死亡层面的有限性;我们诞生的时候没有被赋予意义,而穷其一生,我们都在找寻,这就是无意义层面的有限性。

如果接受了人类在这些深刻议题下的有限性,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推广到关系中。这意味着接受“我们的亲人或者伴侣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并不能全然地理解我们”。意味着接受“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和自身的局限,言行并不会一直如我们所愿”。接受“他们会唠叨,他们会担心,他们会烦躁,会像所有其他普通人一样懦弱、自私、短见”。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于他们而言也是有限的存在。哥们的女友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有着她的担忧,焦虑,脾气,哥们的母亲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在爱着哥们的时候带着枷锁。坦然接受这些,放过家人,也放过自己,或许就能让我们获得平静。

接受本身或许很难,人生终极议题的无法避免也会让我们沮丧。但人类终究可以于有限中体会万千无限。借用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中的话“虽然死亡可以从肉体上摧毁我们,但关于死亡的观念却能够拯救我们”。 查看全部
文/Martin Haibo

我一哥们儿最近崩溃了,确切地说,是被他女朋友和母亲大人整崩溃了。

女朋友篇

“又在玩游戏,衣服洗了么?”

“嗯。”

“嗯什么啊,听到我问你了没?”

“你烦不烦,我在玩游戏呢!”

“你玩游戏你有理了?我刚回来就看到一盆脏衣服,早上不是跟你说了让你晚上回来把衣服洗上么,一回来就玩你的吃鸡(一个游戏术语)!”

“我知道!有完没完?!”

“你敢凶我?!”

“得得得,我一会儿就去洗可以了吧?我忙了一天了,回来刚开一把休息一下,本来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听到你一顿唠叨,我能不烦么?”

“就你在忙?我也工作一天了,一会儿还得做晚饭,你以为我不累啊,让你把自己的衣服洗了都不耐烦!”

“我哪里说不洗了啊,但是你别是那种态度行不行!”

“什么态度啊,是你先凶我的好么?”

“……”

母亲大人篇

“儿子,上次你说的出国的事情弄的怎么样了?”

“嗯,挺好的啊。”

“那考试成绩呢?”

“还可以吧,大概能过。”

“那你问清楚了那边学校的情况了么,申请有什么要求?”

“妈,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我自己能搞定,别瞎担心!”

“嗯?!我瞎担心?!我是你妈,问一下又怎么了?出国又不是小事情,总得有很多事情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可是你老是问来问去的,本来压力就大,而且说了你又不懂,解释起来很费劲!”

“你这是在嫌我老?什么叫说了又不懂?你都还没给我说就怎么知道你妈弄不懂了?长大了什么都不用管了是吧?”

“你不要老是反应这么大行不行?我没有说你老,也没说不让你管。不过我正忙着呢,等我空了再给你说行不行啊!”

“我的反应大?到底是谁不耐烦了!”

“……”

我听完以后的反应是,“哈哈哈哈哈!”

哥们儿急了,“笑个屁!跟你说,真是烦死了,就因为刚才给你说的那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女朋友都能和我吵起来。还有我妈,也是神烦。你说是不是女的都这样啊!”

“哎呀,跟性别没关系吧。”

“说得好像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一样。不过你说怎么回事呢,本来心情都好好的,聊着聊着火气就上来了,声调语气一下子就提高了。然后说出口的一些话也很后悔。不过你也知道我的,我在外面从来没有和别人红过脸,态度可好了。”

仔细想想,我哥们儿这事儿应该也不是个例,确实很多人都会存在“在家”和“在外面”两套样子。也真是挺奇怪的,明明在外面和同事,领导,同学,老师,乃至陌生人的相处都是那么和谐,彬彬有礼,但是一回到亲密关系中我们的心情就频频爆炸。

作为心理咨询师,经常会听到来访者阐述过类似的情形,日常对话在毫无预兆和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演变成了相互指责,以至于双方都来不及冷静,说出了伤害彼此的话。弗洛伊德就曾说过“任何长久相处的亲密关系中都暗藏有怨恨的种子”。这话多少有点偏激,但是我们也确实会在生活中有或多或少类似的感悟。

不过Common(常见)不意味着 Normal(正常),在每次生气动怒又回归到平静之后,我们仍旧希望带给家人和伴侣更多爱,而不是伤害。心理学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界定此种心理怪圈,也没有相关文献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与此相关的概念倒是有一些。比如去个性化,社会学习以及心理界限等。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谈谈每一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分裂呢?

去个性化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个体的自我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的状态。
去个性化的状态使人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意识。借用精神分析流派的说法就是内心那个时常监督我们自身言行的超我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松懈了,使得本我出来耀武扬威。

去个性化经常容易出现在群体活动中,这是因为在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而是“匿名的”、和他人无差别的人。同时,因为自我觉察和自我控制失效的缘故,平常受抑制的行为就会出现。这就不难理解球迷闹事和一些“暴民”的打砸行为,会以群体活动的形式出现。

除此之外,当我们太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以至于完全忽略他人的状态,也是一种去个性化。在这种状态下,他人的突然打扰会让我们恼羞成怒。所以我的哥们儿会在女朋友打扰他玩游戏的时候火冒三丈。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引入这个概念呢,这是因为家或者亲密关系相对于个体来说是群体概念,人们会用“我们”来代替“我”,同时,家和亲密关系也是人们最容易放松和卸下面具的地方。在内心感到安全的情形下,大家普遍会放松对自我的控制和要求,这种状态是和去个性化的状态类似的。这个时候,人们较难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变化。

回到之前我哥们儿的问题,用去个性化来解释这个现象就是我们面对家人或者亲密伴侣的时候,我们往往对于那些可能造成关系冲突和矛盾的话语、行为没有足够的意识,潜意识中自我控制机制是松懈的状态。在我哥们儿和他女朋友的对话中,他漫不经心的“嗯”就触怒了对方,因为敷衍式的回答会伤害对方的情感,影响交流的质量。而后他随口抛出的指责更是让女友懊恼。倘若朋友能够注意到女友略高的声调并说出些许宽慰的话语,那或许就能避免一次争执。

当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很清楚,我哥们儿的女友和母亲,也在对话中犯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争论对错似乎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他人的缺失中看到人类的局限并警醒我们自己并让自己变得更加温柔。

这种分裂是否其实本质上就是来源于家庭的呢?

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家庭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人们表现出行为模式有一部分来自于间接经验。即当我们的父母乃至其他影响我们早年经验的人在关系中经常性地呈现出争吵,暴力等姿态的时候,我们也会受此模式的影响,容易在我们自身的关系中倾向以冲突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用社会学习而不是精神分析流派的童年期经验来诠释,是因为虽然早年经验的确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如果放任自己沉浸在过去中,我们会一直蜷缩在自造的茧壳里裹足不前。

即使意识到家庭的问题但还是无法保持独立么?

虽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家人对自己的影响,但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经济上的,也许是心理层面的,导致即使已经成人,却没有办法真正独立出来,也就是自我和家人之间完全没有心理界限。

心理界限这一概念被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们广泛的提及,“有关系的地方就有心理界限”。关系对于人们来说一直是艰深的课题,如何与人相处永远是一门学问,这里的“人”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孤独中我们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只是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都要不断学习把握“度”,以防止在独自相处中过度孤立,亦或是在亲密关系中过度紧密。

在亲密关系中把自己当作他人的一部分或者把他人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或许都是危险的,因为过度的卷入会让我们误以为他人会全然懂我们。于是当他们的言行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或者他们干涉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恼怒,产生“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应该懂我么”的困扰。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对他们有过高的期待,期待他们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样子。

说到底,频频发生的亲密关系的冲突并不是被施咒的漩涡,让我们深陷其中的不是妖魔,而是我们自己。从深思中我窥看到了人类的有限性,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应对的策略。

心理武器

本期心理武器重点推荐两种方法,并且做了详细的说明,与以往推荐的方法不同,今天似乎会有更多思考和感悟的成分。一方面对于家庭影响的应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单纯的技巧可能会让我们体验更多的挫败感,毕竟家庭是永远无法结束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应对可能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希望大家能够将今天的思考尽力而为地应用到生活中,不让家庭关系成为牵绊。

#1 DBT 疗法中的内观

内观是辨证行为疗法(DBT)的核心,也是佛学要义,它倡导人们专注于当下,时刻保持觉知状态。临床实践以及先贤思想都认为,在觉察的状态下活在每时每刻是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就是对待自己当下的情绪情感有一个很好的觉知,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想什么,然后身体状态是如何的。

初看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办到,“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呢?”。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个事情还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大脑系统中的注意力和记忆,会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专注于某一处地方,并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就如我的哥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全神贯注,就是描述的此种状态。但关注当下,保持觉知,意味着在专注的同时,我们要启用另一套系统 -- 觉察系统。

它类于另一个“我”在观察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照顾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配备有这个机制,但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去训练并使用它。生活中经常会发现,我们在忘我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所激惹。而这种怒火真正的因素并不在于“我”被打扰了,而是自我觉察的缺失。所以我的哥们下次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保持觉察,就可以意识到他的女朋友正在问他问题,就可以平静的告诉她“好的,我一会儿玩完游戏就去洗”,而不是怒气冲冲地职责女友“很烦”。

内观的修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每天花十分钟做内观训练,以增强自身的觉察能力。内观训练可以随时进行,其中一个方法类似于冥想,选择自己舒服的方式,或躺或坐,在十分钟内不加评判地尽全力体会脑海中的每一个思绪,身体上的每一个感受,外界的每一个刺激。坚持一段时间,并将之扩大到一小时,两小时。在熟悉了内观训练之后,就可以在我们吃饭,玩游戏,做事情的时候运用觉察系统,以检验内观修行的功效。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言“如果我们不是把永恒性理解为时间的无限延续,而是理解为时间消失了,那么永恒的生命属于活在当下的人。”希望大家都能通过内观的训练成为专注于当下的人,并和家人,伴侣,朋友一起,将每一分每一秒都活成无限幸福。

#2 接受人类的有限性

这一武器是我们安慰剂方法中少有的哲学议题,可能也比较晦涩难懂,但适当思考它们,会让我们活得更加通透。有限性并非一个单薄的概念,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将之融入到个人哲学观中,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关系的本质。有限性往往与存在主义的自由,孤独,死亡和无意义这四个终极议题相呼应。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极少有人能够达到,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受制于自己,受制于环境,这是自由议题下的有限性;不管是独自相处还是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们都不可能被全然的理解,他人也不可能体会到我们所有的感受,这就是孤独议题下的有限性;所有人终将一死,从虚无中来亦将回到虚无中去,这是死亡层面的有限性;我们诞生的时候没有被赋予意义,而穷其一生,我们都在找寻,这就是无意义层面的有限性。

如果接受了人类在这些深刻议题下的有限性,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推广到关系中。这意味着接受“我们的亲人或者伴侣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并不能全然地理解我们”。意味着接受“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和自身的局限,言行并不会一直如我们所愿”。接受“他们会唠叨,他们会担心,他们会烦躁,会像所有其他普通人一样懦弱、自私、短见”。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于他们而言也是有限的存在。哥们的女友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有着她的担忧,焦虑,脾气,哥们的母亲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在爱着哥们的时候带着枷锁。坦然接受这些,放过家人,也放过自己,或许就能让我们获得平静。

接受本身或许很难,人生终极议题的无法避免也会让我们沮丧。但人类终究可以于有限中体会万千无限。借用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中的话“虽然死亡可以从肉体上摧毁我们,但关于死亡的观念却能够拯救我们”。

如何停止喜欢上那些错误的人?

情感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1 次浏览 • 2018-12-08 16:47 • 来自相关话题

年末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找伴侣的事情~今天要聊的,是你为何会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人在选择伴侣时,似乎都有自己偏好的“类型”——我们总是被拥有某种特质的人吸引。而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一些讨人喜欢的特质,比如好看、有趣、聪明等等。

但现实中真正吸引我们的人,可能与想象中自己会喜欢的类型完全不同。我们可能会一次次地喜欢上看起来并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人、甚至明知是错的人。而在回顾时如果足够细心捕捉,你会发现,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人的确存在某种共同点——虽然这个共同点可能并不容易被察觉。

为什么我们会被特定的人吸引?这种吸引又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哪些特质?来和大家聊聊“吸引力”这个话题。

吸引力有什么基本法则?

抛开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谈,人与人之间是否会相互吸引,的确存在一些通用规则。下面是几种常见的吸引力法则:

1. 我们会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Donn Byrne 和 Don Nelson(1965)认为,人与人之间吸引力的核心是“获得回报”和“正向互动”。简单来说,人容易被主动向自己散发好感与善意的人吸引,而两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又会增强这种吸引力。

Berstein(2015)还指出,我们会衡量对方接受自己的可能性。这种“被接受的可能性”与个体的安全感相关,我们在判断一个人吸引力时,“有没有可能被接受”会比“Ta 是否有魅力”更重要。

2. 物理上离得近的人更有吸引力

心理学家们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生宿舍内开展了一项关于“友情的形成”的研究(Festinger, Schachter, & Back, 1950)。他们发现大学生对和自己宿舍楼住得近的同学好感度会更高。

3. 我们更可能喜欢熟识的人

在一个关于单词的实验中,实验者向被试展示了一系列单词,单词是一种被试不认识的语言。实验者把不同的单词以不同的次数向被试展示,然后让被试按照好感程度给单词排序。结果显示,被试者看到次数多、更熟悉的单词,好感度会更高。

这个实验的效应在人和人之间也会发生。我们倾向于喜欢那些常联系的人。重复的接触他人,甚至仅仅是图像,通常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好感度。

这就是多看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多看效应指的是,单纯的反复暴露就会影响你对被暴露物的印象。实验显示,如果个体一开始对于被暴露物的印象是正面或者中立的,反复暴露会增强个体对被暴露物的好感。但如果是第一眼就讨厌的东西,多看效应则会让我们更加讨厌它。

4. 我们更容易被和自己颜值相当的人吸引

虽然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颜控”,但事实上,真正会吸引到我们的是那些和自己颜值水平差不多的人。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配对假说”。

研究发现,两人外貌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了一段关系是否快乐、长久。相比起颜值差异较大的情侣,外貌般配的情侣表示自己对关系更满意,感情也更加深厚(White, 1980;Garcia & Khersonsky, 1996)。

为什么会一直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

除了上述这些泛泛的吸引力法则以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情况:

1. “我喜欢那种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Christine Hammond 认为,人们在对方与自己能够“功能互补”时,会喜欢和自己非常不同的人。这种“互补”指的是,一个人本身的人格特质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或限制,而与自己性格截然相反的人刚好能弥补自己性格的局限。比如:

a. 内向者和外向者:

对于极其内向的人来说,他们即便不觉得自己不擅长人际交往有什么问题,也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外向者吸引。同时,在社交情境中,一个外向的伴侣也能够帮他们稳定住局面,缓解他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外向者也会欣赏内向者身上那种天然的沉静和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善于自省和观察、捕捉细节的内向者对外向者来说是极佳的倾听者,他们能给外向者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洞察。

b. 敏感者和迟钝者:

对自我和他人情绪太敏感是一件消耗心力的事。因此,那些敏感的人常常会被一些和自己完全相反的、“神经大条”的人吸引。他们会被这类人的天然和快乐感染,觉得在这些人面前自己是更加放松的——这种放松感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

而那些对情绪不太敏感的人可能自我的整体幸福感会更高,但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钝感”,导致他们无法在恰当的时刻做出恰当的、他人期望的情绪反应。因此他们也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障碍,尤其是在人际交往方面。所以,迟钝的人也会觉得那些情绪丰富,并且能轻易察觉到他人情绪的人十分迷人。

2. 你被吸引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心理障碍相互“匹配”

有一些常见的心理障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力,前提是其中一方不健康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刚好符合另一方不健康的需求:

a. 边缘型人格和依赖型人格

边缘型人格障碍具有对被抛弃的极度恐惧、情绪起伏不定和极其缺乏与他人之间的边界感等特点,这样的伴侣对常人而言是很难忍受的。即使是最亲密伴侣,我们也无法接受一个人肆意地入侵、破坏我们的个人边界。

然而,这样毫无边界意识的伴侣对于依赖型人格却不是问题。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且同样对被遗弃深感恐惧的依赖型人格障碍喜欢顺从和依附于他人。对他们而言,伴侣毫无边界的要求和占有、忍受伴侣所有的情绪、对伴侣千依百顺,反而是一种让他们更有安全感的状态。

b. 有问题者与助人者

我们在过去的推送中曾多次提到“依赖共生”(Codependency)这个概念,这是一种乍看像爱情,实则却是一种与爱无关的、病态的关系。

在一段狭义的共生关系中,两人中需要一方有某些成瘾性的问题,比如无法自控地出轨、性瘾、嗜酒等,对自己和他人都难以负责任;而另一个人则高度依赖这个人的“问题”和“不负责任”,在过分地看护和管控另一方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感——这是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

在依赖共生关系中扮演“助人者”角色的一方,往往“依赖别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另一半身上,给予 Ta 并不需要的过多的关怀,为此可以完全忽略自身的需要。

一段共生关系中,往往两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一方依赖对方,另一方则依赖“对方对自己的依赖”——“成瘾者”和“助人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这种共生关系的结构十分稳固,这使得两人即使深陷痛苦,也很难离开对方。

3. 明知是错的人,却一次又一次地犯错

有的时候,人们已经从之前的关系中意识到,自己和某种人并不合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幸福;但同时,他们又会再次被和那种明知自己应该远离的人吸引。

反复被令自己痛苦的人吸引是一种创伤的强迫性重复。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的关系中曾经被虐待或深深地伤害,并且问题没有在那段关系结束前得到解决,比如对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那么这个人可能会不断爱上类似的人,进入和当初类似的关系,试图寻找答案。

甚至,他们会幻想在一段类似的关系中能够解决曾经的矛盾;自己能从“受害者”的身份转移到“施害者”,主动伤害一个和对方类似的人,来获得一种虚假的主动权和复仇的快感。

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太恨 Ta,所以爱上了像 Ta 的人。”常见的一种是,有些人反复爱上与伤害自己的父亲 / 母亲相像的人。人在幼年时期会本能地渴望和寻求来自父母的关注和爱,如果这个愿望未能被满足,它就可能延续到成年后,即使我们表面上压抑了这种愿望。

因此,在童年被父母忽视、否定,怎样讨好都不能得到对方关注和爱的人,会在长大后被和自己父母类似的人吸引。在潜意识中想要从这些和他们相似的人身上得到曾经缺失的爱,以这样的形式来完成童年未竟的心愿。

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的背后:是儿时形成的防御策略

临床心理学家 Lisa Firestone 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能否相互吸引本质上取决于两个人的防御机制是否相吻合。

防御机制,是我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特定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它们被用来应对一些令自己痛苦或筋疲力尽的情境,在那样的时刻保护自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儿时的经历让我们形成了一些应对世界和难题的方式,这些方式曾经保护过我们,我们相信也愿意继续相信它们就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Firestone 认为,我们在选择伴侣时,会潜意识被那些适配我们防御机制的人吸引。

比如,一个习惯用沉默和抽离来保护自己的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咄咄逼人的伴侣,因为对方的咄咄逼人为 Ta 提供了很多可以保持沉默的情境。一个习惯用拼命地追逐和讨好来保护自己的人,往往会选择一个很难被取悦的对象。这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自己的认知体系被打破,我们会通过主动的选择,构建出自己熟悉的情境。

由此可见,人们被吸引并不是因为双方性格有多么契合,甚至不是因为和这个人一起我们会更快乐。而是和这个人之间的相处,能够让一直以来自我保护的方式能够继续存在。与此同时,和这个人之间的相处也能强化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认知。

举个例子,一个相信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没有安全感的人,总是爱上那些疏离的人。这是因为,一面这种疏离强化了他们“我果然不值得被爱”的信念,一面在与这样的人的关系中又能够最大化地使用自己的防御机制——痴缠对方,不断确认对方的爱。

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之处也就在于此,一个经历过的痛苦的人因此往往反复经历痛苦,直到 ta 愿意付出新的痛苦去打破自己、发生改变。

如果吸引你的是无法给你健康亲密关系的人,该怎么办?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反复被同一种人吸引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在关系中常常是不快乐的,并且感到虚弱,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探究,这些人真正吸引你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那些吸引你的人的共同点或许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可以是看似很不同的人,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他们相似的可能只是某种不易察觉的行为模式,或是在特定情况下某种微妙的反应。

第二,在你眼里,一个人吸引你的地方可能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下的本质才是你真正需要警惕的。比如,你可能觉得自己会被那些看起来漫不经心又有些神秘感的人吸引,因为使他们显得有深度又有趣。

但事实上,你可能是迷恋对方情绪匮乏这个特点,以及被 Ta无法理解你这一点吸引。这种吸引的背后就与你的防御机制有关。

又或者,你发现自己无法抗拒那种时时刻刻都要求你给予关注的人,你觉得自己可能喜欢自信的人,但实际上吸引你的是他们强烈的控制欲。

因此,如果你发觉自己总是喜欢上对自己不好的人,总是进入让自己不快乐的关系之中,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参考上面的例子,认真觉察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吸引你的实质又是什么。这种实质很有可能就是在不断地给你那些负面的防御机制注入养分的东西。

弄清了这种“错误吸引”的本质,你就可以开始思考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除了自省以外,你还需要总结、归纳过去的恋爱中自己痛苦的时刻,以及两人最后分开的理由——那时的你是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是你的伴侣的。

同时,你也需要考虑周围亲友的意见。人们在处于一段关系中,或是回想过去的关系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滤镜。我们不仅会美化过去,还可能会美化自己现下的处境。旁人固然无法读取你的感受,但他们能比你更清晰、直观地看到你在一段关系中整体的状态。

总是爱上无法好好爱自己的人,也意味着你可能缺乏自我关怀能力。因此,身边那些了解、关爱你的亲友就可能会比你自己更知道,怎样才是对你好的方式,什么样的人才更有可能给你带来幸福。

最后,当你自己真正的需求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可以付诸行动了。你需要有意地试着去与那些一开始可能并不会吸引你,但具备你所需要的好的品质的人约会。至少在那些人靠近你时,给彼此一个机会,而不是早早地自我设限——“Ta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种舒适区以外的尝试一开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这样的人会挑战你固有的防御机制。比如,要一个迷恋那种对自己若即若离的人去试着和一个主动接近自己、关怀自己的人相处,他们会不习惯,甚至会觉得反常和不适——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好?我又不值得。Ta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但实际上,是我们旧时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将我们带向了错误的方向,它让我们不明白健康的依赖关系是什么样的。试着接触那些挑战自己防御机制的人,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改变自己对亲密关系和自我的错误认知,更加靠近真实的、安全的爱。有时候,你只是不习惯,并不是不喜欢。

最后,如果你还在反复爱上无法与你建立健康关系的人,陷入令自己的痛苦的恋爱中的话,不妨在必要的时候告诉自己:有的时候最吸引你的,也是你最需要远离的。斩断联系虽然令人痛苦,却是你找回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而随着你越来越健康,你也会越来越少地感到这些关系的吸引力。

以上。愿我们都能爱值得的人。

KY 作者 / 咯咯 编辑 / KY 主创们 查看全部


年末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找伴侣的事情~今天要聊的,是你为何会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人在选择伴侣时,似乎都有自己偏好的“类型”——我们总是被拥有某种特质的人吸引。而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一些讨人喜欢的特质,比如好看、有趣、聪明等等。

但现实中真正吸引我们的人,可能与想象中自己会喜欢的类型完全不同。我们可能会一次次地喜欢上看起来并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人、甚至明知是错的人。而在回顾时如果足够细心捕捉,你会发现,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人的确存在某种共同点——虽然这个共同点可能并不容易被察觉。

为什么我们会被特定的人吸引?这种吸引又反映了我们自身的哪些特质?来和大家聊聊“吸引力”这个话题。

吸引力有什么基本法则?

抛开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谈,人与人之间是否会相互吸引,的确存在一些通用规则。下面是几种常见的吸引力法则:

1. 我们会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Donn Byrne 和 Don Nelson(1965)认为,人与人之间吸引力的核心是“获得回报”和“正向互动”。简单来说,人容易被主动向自己散发好感与善意的人吸引,而两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又会增强这种吸引力。

Berstein(2015)还指出,我们会衡量对方接受自己的可能性。这种“被接受的可能性”与个体的安全感相关,我们在判断一个人吸引力时,“有没有可能被接受”会比“Ta 是否有魅力”更重要。

2. 物理上离得近的人更有吸引力

心理学家们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学生宿舍内开展了一项关于“友情的形成”的研究(Festinger, Schachter, & Back, 1950)。他们发现大学生对和自己宿舍楼住得近的同学好感度会更高。

3. 我们更可能喜欢熟识的人

在一个关于单词的实验中,实验者向被试展示了一系列单词,单词是一种被试不认识的语言。实验者把不同的单词以不同的次数向被试展示,然后让被试按照好感程度给单词排序。结果显示,被试者看到次数多、更熟悉的单词,好感度会更高。

这个实验的效应在人和人之间也会发生。我们倾向于喜欢那些常联系的人。重复的接触他人,甚至仅仅是图像,通常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好感度。

这就是多看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多看效应指的是,单纯的反复暴露就会影响你对被暴露物的印象。实验显示,如果个体一开始对于被暴露物的印象是正面或者中立的,反复暴露会增强个体对被暴露物的好感。但如果是第一眼就讨厌的东西,多看效应则会让我们更加讨厌它。

4. 我们更容易被和自己颜值相当的人吸引


虽然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颜控”,但事实上,真正会吸引到我们的是那些和自己颜值水平差不多的人。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配对假说”。

研究发现,两人外貌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了一段关系是否快乐、长久。相比起颜值差异较大的情侣,外貌般配的情侣表示自己对关系更满意,感情也更加深厚(White, 1980;Garcia & Khersonsky, 1996)。

为什么会一直被特定类型的人吸引?

除了上述这些泛泛的吸引力法则以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情况:

1. “我喜欢那种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Christine Hammond 认为,人们在对方与自己能够“功能互补”时,会喜欢和自己非常不同的人。这种“互补”指的是,一个人本身的人格特质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或限制,而与自己性格截然相反的人刚好能弥补自己性格的局限。比如:

a. 内向者和外向者:

对于极其内向的人来说,他们即便不觉得自己不擅长人际交往有什么问题,也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外向者吸引。同时,在社交情境中,一个外向的伴侣也能够帮他们稳定住局面,缓解他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外向者也会欣赏内向者身上那种天然的沉静和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善于自省和观察、捕捉细节的内向者对外向者来说是极佳的倾听者,他们能给外向者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洞察。

b. 敏感者和迟钝者:

对自我和他人情绪太敏感是一件消耗心力的事。因此,那些敏感的人常常会被一些和自己完全相反的、“神经大条”的人吸引。他们会被这类人的天然和快乐感染,觉得在这些人面前自己是更加放松的——这种放松感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

而那些对情绪不太敏感的人可能自我的整体幸福感会更高,但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钝感”,导致他们无法在恰当的时刻做出恰当的、他人期望的情绪反应。因此他们也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障碍,尤其是在人际交往方面。所以,迟钝的人也会觉得那些情绪丰富,并且能轻易察觉到他人情绪的人十分迷人。

2. 你被吸引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心理障碍相互“匹配”

有一些常见的心理障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力,前提是其中一方不健康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刚好符合另一方不健康的需求:

a. 边缘型人格和依赖型人格

边缘型人格障碍具有对被抛弃的极度恐惧、情绪起伏不定和极其缺乏与他人之间的边界感等特点,这样的伴侣对常人而言是很难忍受的。即使是最亲密伴侣,我们也无法接受一个人肆意地入侵、破坏我们的个人边界。

然而,这样毫无边界意识的伴侣对于依赖型人格却不是问题。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且同样对被遗弃深感恐惧的依赖型人格障碍喜欢顺从和依附于他人。对他们而言,伴侣毫无边界的要求和占有、忍受伴侣所有的情绪、对伴侣千依百顺,反而是一种让他们更有安全感的状态。

b. 有问题者与助人者


我们在过去的推送中曾多次提到“依赖共生”(Codependency)这个概念,这是一种乍看像爱情,实则却是一种与爱无关的、病态的关系。

在一段狭义的共生关系中,两人中需要一方有某些成瘾性的问题,比如无法自控地出轨、性瘾、嗜酒等,对自己和他人都难以负责任;而另一个人则高度依赖这个人的“问题”和“不负责任”,在过分地看护和管控另一方中获得自己的价值感——这是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

在依赖共生关系中扮演“助人者”角色的一方,往往“依赖别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另一半身上,给予 Ta 并不需要的过多的关怀,为此可以完全忽略自身的需要。

一段共生关系中,往往两个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同谋:一方依赖对方,另一方则依赖“对方对自己的依赖”——“成瘾者”和“助人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吸引。这种共生关系的结构十分稳固,这使得两人即使深陷痛苦,也很难离开对方。

3. 明知是错的人,却一次又一次地犯错

有的时候,人们已经从之前的关系中意识到,自己和某种人并不合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幸福;但同时,他们又会再次被和那种明知自己应该远离的人吸引。

反复被令自己痛苦的人吸引是一种创伤的强迫性重复。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的关系中曾经被虐待或深深地伤害,并且问题没有在那段关系结束前得到解决,比如对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那么这个人可能会不断爱上类似的人,进入和当初类似的关系,试图寻找答案。

甚至,他们会幻想在一段类似的关系中能够解决曾经的矛盾;自己能从“受害者”的身份转移到“施害者”,主动伤害一个和对方类似的人,来获得一种虚假的主动权和复仇的快感。

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太恨 Ta,所以爱上了像 Ta 的人。”常见的一种是,有些人反复爱上与伤害自己的父亲 / 母亲相像的人。人在幼年时期会本能地渴望和寻求来自父母的关注和爱,如果这个愿望未能被满足,它就可能延续到成年后,即使我们表面上压抑了这种愿望。

因此,在童年被父母忽视、否定,怎样讨好都不能得到对方关注和爱的人,会在长大后被和自己父母类似的人吸引。在潜意识中想要从这些和他们相似的人身上得到曾经缺失的爱,以这样的形式来完成童年未竟的心愿。

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的背后:是儿时形成的防御策略


临床心理学家 Lisa Firestone 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能否相互吸引本质上取决于两个人的防御机制是否相吻合。

防御机制,是我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特定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它们被用来应对一些令自己痛苦或筋疲力尽的情境,在那样的时刻保护自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儿时的经历让我们形成了一些应对世界和难题的方式,这些方式曾经保护过我们,我们相信也愿意继续相信它们就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Firestone 认为,我们在选择伴侣时,会潜意识被那些适配我们防御机制的人吸引。

比如,一个习惯用沉默和抽离来保护自己的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咄咄逼人的伴侣,因为对方的咄咄逼人为 Ta 提供了很多可以保持沉默的情境。一个习惯用拼命地追逐和讨好来保护自己的人,往往会选择一个很难被取悦的对象。这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自己的认知体系被打破,我们会通过主动的选择,构建出自己熟悉的情境。

由此可见,人们被吸引并不是因为双方性格有多么契合,甚至不是因为和这个人一起我们会更快乐。而是和这个人之间的相处,能够让一直以来自我保护的方式能够继续存在。与此同时,和这个人之间的相处也能强化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认知。

举个例子,一个相信自己不值得被爱的、没有安全感的人,总是爱上那些疏离的人。这是因为,一面这种疏离强化了他们“我果然不值得被爱”的信念,一面在与这样的人的关系中又能够最大化地使用自己的防御机制——痴缠对方,不断确认对方的爱。

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之处也就在于此,一个经历过的痛苦的人因此往往反复经历痛苦,直到 ta 愿意付出新的痛苦去打破自己、发生改变。

如果吸引你的是无法给你健康亲密关系的人,该怎么办?

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反复被同一种人吸引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在关系中常常是不快乐的,并且感到虚弱,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探究,这些人真正吸引你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那些吸引你的人的共同点或许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可以是看似很不同的人,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他们相似的可能只是某种不易察觉的行为模式,或是在特定情况下某种微妙的反应。

第二,在你眼里,一个人吸引你的地方可能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下的本质才是你真正需要警惕的。比如,你可能觉得自己会被那些看起来漫不经心又有些神秘感的人吸引,因为使他们显得有深度又有趣。

但事实上,你可能是迷恋对方情绪匮乏这个特点,以及被 Ta无法理解你这一点吸引。这种吸引的背后就与你的防御机制有关。

又或者,你发现自己无法抗拒那种时时刻刻都要求你给予关注的人,你觉得自己可能喜欢自信的人,但实际上吸引你的是他们强烈的控制欲

因此,如果你发觉自己总是喜欢上对自己不好的人,总是进入让自己不快乐的关系之中,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参考上面的例子,认真觉察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吸引你的实质又是什么。这种实质很有可能就是在不断地给你那些负面的防御机制注入养分的东西。

弄清了这种“错误吸引”的本质,你就可以开始思考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除了自省以外,你还需要总结、归纳过去的恋爱中自己痛苦的时刻,以及两人最后分开的理由——那时的你是清楚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是你的伴侣的。

同时,你也需要考虑周围亲友的意见。人们在处于一段关系中,或是回想过去的关系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滤镜。我们不仅会美化过去,还可能会美化自己现下的处境。旁人固然无法读取你的感受,但他们能比你更清晰、直观地看到你在一段关系中整体的状态。

总是爱上无法好好爱自己的人,也意味着你可能缺乏自我关怀能力。因此,身边那些了解、关爱你的亲友就可能会比你自己更知道,怎样才是对你好的方式,什么样的人才更有可能给你带来幸福。

最后,当你自己真正的需求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可以付诸行动了。你需要有意地试着去与那些一开始可能并不会吸引你,但具备你所需要的好的品质的人约会。至少在那些人靠近你时,给彼此一个机会,而不是早早地自我设限——“Ta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种舒适区以外的尝试一开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这样的人会挑战你固有的防御机制。比如,要一个迷恋那种对自己若即若离的人去试着和一个主动接近自己、关怀自己的人相处,他们会不习惯,甚至会觉得反常和不适——为什么这个人对我这么好?我又不值得。Ta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但实际上,是我们旧时用来保护自己的方式将我们带向了错误的方向,它让我们不明白健康的依赖关系是什么样的。试着接触那些挑战自己防御机制的人,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改变自己对亲密关系和自我的错误认知,更加靠近真实的、安全的爱。有时候,你只是不习惯,并不是不喜欢。

最后,如果你还在反复爱上无法与你建立健康关系的人,陷入令自己的痛苦的恋爱中的话,不妨在必要的时候告诉自己:有的时候最吸引你的,也是你最需要远离的。斩断联系虽然令人痛苦,却是你找回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而随着你越来越健康,你也会越来越少地感到这些关系的吸引力。

以上。愿我们都能爱值得的人。

KY 作者 / 咯咯 编辑 / KY 主创们

“假如能看到别人的死亡时间,该不该告诉他们?”

心理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5 次浏览 • 2018-12-08 16:23 • 来自相关话题

如何评价《奇葩说 第五季》第二十三期「假如能看到别人的生命长度该不该告诉他们」(半决赛)?

 
不得不说,黄执中本场的表现十分亮眼。这种带有话剧感且富有感染力的沉浸式辩论,是决定短时间选票摇摆方向最有力的呈现方式。

但刨除掉所有感情色彩的部分,第一个假设的论点有逻辑漏洞,其实更适合正方来当矛用。相比之下,第二个论点反方用起来更有说服力,但论据铺得不够开。

分别说一下。

第一个假设:假如「生命长度」是跳动的数字,这个数值是由一切随机、混沌、细小的决策,以及漫长的因果链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全世界人类行为的随机交叉所产生的无数种可能性,将会导致这个数值时刻在变动。

打个比方,你看到朋友的生命长度只剩三年,你转头再回头,发现数字变为了两年,原来是朋友打算不去明天公司组织的每年体检了。

于是,你出于不忍心和关心,把事实告诉了他:「好兄弟,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告诉你,可我想了想觉得说出来是对你好……你的生命只剩三年了,该享受的福利都享受吧,也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别留下什么遗憾。」

在你脱口而出的瞬间,朋友头顶的数字瞬间跳成了三天,他先是十分震惊,然后草草应下,回到家里精神逐渐崩溃,茶饭不思,滴水不进,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三天后在家中跳楼身亡。

朋友原本的三年大限,可能是因为两年后得了绝症,可能是因为三年后某一天的意外,但他最后只活了三天,却是因为你告诉了他「你的生命只剩三年」,他选择了消极应对,于是数字瞬间发生改变。

既然「生命长度」是可以被蝴蝶效应所影响的,数字变少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将数字变多:在告知朋友之后,开导他、陪伴他、帮助他树立积极的心态,最后陪伴他走完三年余生。

甚至有可能,如黄执中所举例的,一款新药在两年后研发成功。朋友每天坚持服药,随着治疗的进行,头顶的生命数字不断 +1、+10……这,难道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吗?

所以,如果「生命长度」是跳动的,告诉他们并不是做不到。你看得到,也可以说出来。

至于该不该对所有人说,如晶之前提到了「我不该说,因为不想背上所有人的生命责任」,这部分其实论证比较充分,是个难得的亮点。

现在来到第二种假设:「生命长度」是固定的,无论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如何改变与交错,这世界每个人的「血量」就那么多,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这个假设完全进入了《三体》里「毁灭你,与你何干」的宿命论场域。黄执中的论点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想法,对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

其实「宿命论」细思极恐。

打个比方,在你出现之前,有人能活到 80 岁,有人几个月后因为意外而死,有人刚出生就夭折了。

你出现之后,如果选择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每个人头顶的数字,世界将一切安好。

但如果你告诉了一个人,只需一个人,这个生命值查阅系统将会直接宕机。

为什么?

首先记住,现在是「宿命论」在时间意义上的前提假设,即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不会因任何变量而改变。

假如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 80 岁,在你没告诉他之前,他的一生是走过了风风雨雨、好不容易躲避了无数意外,才安稳地活到了 80 岁无疾而终。

但在你告诉他之后,他这 80 年的生命意义瞬间发生了变化:无论他是跳楼、爆头、被捅几百刀,他都不会死亡。因为任何外界因素的改变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长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80 岁之前的他就是永生的。

你可能会说,就算跳楼不死也会瘫痪,成植物人,这种所谓的「永生」有什么意义呢?

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三天,我告诉你你只有三天可活了,你会首先挑战「花式作死老子就是作不死」这种玩法吗?

如果你是个性本善之人,知道了自己弥留之日不久,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多做些有意义的事,不枉来过这一生。

但如果你性本恶,甚至只是对社会有那么点小偏见,对权力有那么点小渴求,既然只有三天时间,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欲望,显然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

简单点的,全力透支所有信用卡、花呗、P2P,反正也不用还了。

一般点的,去偷个路人,劫个美色,抢个银行,反正能躲就躲,收网还达不到这么快。

复杂点的,我杀几个人,要毙了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死不了……

进一步,我们试着把这个命题推导到极致:你同时告诉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长度。

有权有势的人,得知自己不幸命短活不长,选择挥霍一切,绝不给其他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无权无势的人,得知自己有幸命硬活好久,选择挑战一切,绝对要让世界留下我的恐怖行迹。

你希望看到的是,人们在得知自己的生命长度后,会把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事实上你看到了,人们心中欲望的「核按钮」,在这一刻毫不犹豫地被按下。

宗教、哲学,这些人类引以为豪的「人与神的联结」将在瞬间分崩离析,「巴别塔」在天性的驱使下被齐力推倒。

既然「毁灭我,与我何干」,我们彼此毁灭,也与你何干。

宿命论,它的底色就是悲凉的。

今天这场,正反方都可以从负向角度,来聊一些生命长度告知与不告知的假设后果,但双方都没有这样选择。也许他们都设想过这些最坏的可能,或许正如蔡康永最后的总结,「没有来自悲观的乐观,永远不是真正的乐观。」

最后,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我的生命长度,请告诉我,我想做个好人。 查看全部


如何评价《奇葩说 第五季》第二十三期「假如能看到别人的生命长度该不该告诉他们」(半决赛)?


 
不得不说,黄执中本场的表现十分亮眼。这种带有话剧感且富有感染力的沉浸式辩论,是决定短时间选票摇摆方向最有力的呈现方式。

但刨除掉所有感情色彩的部分,第一个假设的论点有逻辑漏洞,其实更适合正方来当矛用。相比之下,第二个论点反方用起来更有说服力,但论据铺得不够开。

分别说一下。

第一个假设:假如「生命长度」是跳动的数字,这个数值是由一切随机、混沌、细小的决策,以及漫长的因果链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全世界人类行为的随机交叉所产生的无数种可能性,将会导致这个数值时刻在变动。

打个比方,你看到朋友的生命长度只剩三年,你转头再回头,发现数字变为了两年,原来是朋友打算不去明天公司组织的每年体检了。

于是,你出于不忍心和关心,把事实告诉了他:「好兄弟,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告诉你,可我想了想觉得说出来是对你好……你的生命只剩三年了,该享受的福利都享受吧,也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别留下什么遗憾。」

在你脱口而出的瞬间,朋友头顶的数字瞬间跳成了三天,他先是十分震惊,然后草草应下,回到家里精神逐渐崩溃,茶饭不思,滴水不进,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三天后在家中跳楼身亡。

朋友原本的三年大限,可能是因为两年后得了绝症,可能是因为三年后某一天的意外,但他最后只活了三天,却是因为你告诉了他「你的生命只剩三年」,他选择了消极应对,于是数字瞬间发生改变。

既然「生命长度」是可以被蝴蝶效应所影响的,数字变少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将数字变多:在告知朋友之后,开导他、陪伴他、帮助他树立积极的心态,最后陪伴他走完三年余生。

甚至有可能,如黄执中所举例的,一款新药在两年后研发成功。朋友每天坚持服药,随着治疗的进行,头顶的生命数字不断 +1、+10……这,难道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吗?

所以,如果「生命长度」是跳动的,告诉他们并不是做不到。你看得到,也可以说出来。

至于该不该对所有人说,如晶之前提到了「我不该说,因为不想背上所有人的生命责任」,这部分其实论证比较充分,是个难得的亮点。

现在来到第二种假设:「生命长度」是固定的,无论人们的行为和认知如何改变与交错,这世界每个人的「血量」就那么多,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这个假设完全进入了《三体》里「毁灭你,与你何干」的宿命论场域。黄执中的论点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想法,对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

其实「宿命论」细思极恐。

打个比方,在你出现之前,有人能活到 80 岁,有人几个月后因为意外而死,有人刚出生就夭折了。

你出现之后,如果选择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每个人头顶的数字,世界将一切安好。

但如果你告诉了一个人,只需一个人,这个生命值查阅系统将会直接宕机。

为什么?

首先记住,现在是「宿命论」在时间意义上的前提假设,即一个人的生命长度不会因任何变量而改变。

假如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 80 岁,在你没告诉他之前,他的一生是走过了风风雨雨、好不容易躲避了无数意外,才安稳地活到了 80 岁无疾而终。

但在你告诉他之后,他这 80 年的生命意义瞬间发生了变化:无论他是跳楼、爆头、被捅几百刀,他都不会死亡。因为任何外界因素的改变都不会影响他的生命长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80 岁之前的他就是永生的。

你可能会说,就算跳楼不死也会瘫痪,成植物人,这种所谓的「永生」有什么意义呢?

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三天,我告诉你你只有三天可活了,你会首先挑战「花式作死老子就是作不死」这种玩法吗?

如果你是个性本善之人,知道了自己弥留之日不久,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多做些有意义的事,不枉来过这一生。

但如果你性本恶,甚至只是对社会有那么点小偏见,对权力有那么点小渴求,既然只有三天时间,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来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欲望,显然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

简单点的,全力透支所有信用卡、花呗、P2P,反正也不用还了。

一般点的,去偷个路人,劫个美色,抢个银行,反正能躲就躲,收网还达不到这么快。

复杂点的,我杀几个人,要毙了我?不好意思我现在死不了……

进一步,我们试着把这个命题推导到极致:你同时告诉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长度。

有权有势的人,得知自己不幸命短活不长,选择挥霍一切,绝不给其他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无权无势的人,得知自己有幸命硬活好久,选择挑战一切,绝对要让世界留下我的恐怖行迹。

你希望看到的是,人们在得知自己的生命长度后,会把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事实上你看到了,人们心中欲望的「核按钮」,在这一刻毫不犹豫地被按下。

宗教、哲学,这些人类引以为豪的「人与神的联结」将在瞬间分崩离析,「巴别塔」在天性的驱使下被齐力推倒。

既然「毁灭我,与我何干」,我们彼此毁灭,也与你何干。

宿命论,它的底色就是悲凉的。

今天这场,正反方都可以从负向角度,来聊一些生命长度告知与不告知的假设后果,但双方都没有这样选择。也许他们都设想过这些最坏的可能,或许正如蔡康永最后的总结,「没有来自悲观的乐观,永远不是真正的乐观。」

最后,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我的生命长度,请告诉我,我想做个好人。

重新想一想,父母生你是为了什么

家庭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9 次浏览 • 2018-11-16 10:41 • 来自相关话题

以前我也觉得自己的父母有很多我接受不了的神逻辑。现在我是奔四的人了,对社会和人都有了更多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本来觉得荒诞的事情,其实都有其潜在的逻辑。只不过这些逻辑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罢了。

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仅仅就在 20 年前,小农经济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式的家庭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父母,即使已经脱离农村和农业生产多年,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思想上依然是小农。

小农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在古代农业社会,你和你老婆两个人从你爹那里继承了瓦房一间几亩薄田,收成仅能糊口。你要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读书走科举路线? 别逗了,即使是在科举发展顶峰的清朝,秀才占人口的比例也不超过万分之二,举人进士就更不用说了。你爹要是没点家底的话,你连字都不会认识,更别说走科举独木桥了。练武走军功路线? 更别逗了,所谓“穷学文,富学武”,你家要不是当地豪强的话,治世你就是大头兵,乱世就是炮灰。

在小农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唯一能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就是,哐哐哐哐连生五个儿子五个女儿。

那年头孩子又不用考大学上补习班学钢琴,五六岁就能帮家里干活了,饲养成本不过就桌上多加一双筷子,粥里多加一碗水罢了。等孩子们大了你就牛逼了啊。家里妥妥的五个壮劳力,要干活能开荒,要打架谁也不怕,五个女儿嫁出去又多了五个亲家,你说还要给五个儿子娶媳妇? 你有五个儿子,彩礼嫁妆帐上还能吃了亏了?

最重要的是,这五个儿子都是给你干活的,只用管饭,工钱都不用给,用儿子干活比雇工人干活划算多了。到了儿子再生儿子,你孙子也成了壮劳力了,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唯你独尊,谁能不羡慕你?在古代农业社会,孩子就相当于一个大牲口,制造成本几乎为零,出把子力气就可以了,抚养成本也很低,回报可要高的多,生个孩子比买头牛可划算多了。

理想的中国家庭的发展方式是,你从你爹那里继承到了五亩地,你和你老婆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长大成了壮劳力了有了剩余价值,你再拿剩余价值去换更多的地,若干年后你就有了三十亩地,有五个壮劳力给你干活。儿子还会生儿子,你活的时间越长,你掌握的财富就越多,你的日子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都认为子孙满堂的长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等你挂了,你的儿子们分家,一人分六亩地,整体社会财富得到了增加,再来下一个轮回。在小农经济中,你能见到的农村富户,绝大多数都是这么来的。

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多生孩子,通过剥削孩子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财富积累,是唯一可行的上升通道。你和你的儿子们实际上存在一个契约,就是你把他们生下来,把他们抚养成人,他们给你免费打工直到你死。然后分掉你的遗产作为回报。然后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转过头去再去剥削他们的孩子。但这个契约是不能明说的,因为这个契约存在一个明显的 BUG,那就是你活的时间越长,你的儿子们就越吃亏啊。

你的孩子们是你最重要的财产,但人毕竟是人,不是土地也不是牛马,人是会有自己的念头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你最担心的是你的孩子们不听你的话啊。你会担心你还没死呢,他们就开始挑战你的领导权了。你会担心你还没死呢,他们就要离开家过自己的生活,那相当于你损失了一头大牲口啊。然而你越来越老,你的儿子们越来越强壮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用揍他们来控制他们了,那怎么办? 只能通过洗脑呗。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古代社会选择“孝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原因是,古代中国政府需要维护这一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为什么要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因为要维护父母不容置疑的权力啊,不然你娃质疑你挑战你的权威怎么办啊。为什么要说“父母养育之恩大过天”啊?因为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认为他们欠了你的啊,这样你才好管理啊。为什么要说“父母在,不远游”啊? 因为你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了,结果他 TMD 远游去了,家里活谁干啊?我还剥削谁去啊?为什么要推崇“埋儿奉母,卧冰求鲤”这种明显的神经病行为啊,因为剩余价值要给父母啊。为什么要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啊,因为要明确父母惩罚子女的合理性啊,不然怎么高效管理啊。

你要懂得一点,小农经济的核心秘密是,财富积累是父母通过剥削子女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这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两个阶级的关系,可以类比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不能说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就是完全没有爱的,生育之爱毕竟是动物的本能,但在“孝文化”中,这种本能的爱往往被利用来强化小农经济的稳定性。

小农经济是整个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稳定是小农经济稳定的基础。“孝文化”是为了维护家庭稳定的工具。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作用,都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管住你儿子,为了让你儿子更听你的话。因为只有你儿子听话,你才能剥削他,这个经济体系才能运转下去。为什么孔融就是大嘴巴的说了一个“父母无恩论”,曹操就非要杀他不可? 因为他这是在挑战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说起来这比谋反罪还要大。父母剥削子女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秘密,谁都不能说出来。这个秘密被包装在”孝文化“之中。

除了写在书上的“孝文化”以外,中国父母还有很多共同的“习俗”。这些“习俗”就是这个问题下很多答案中的“难以理解的神逻辑”。这些“习俗”能够影响如此深远,原因在于这些“习俗”都是有助于父母更加有效的控制子女的。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要贬低你? 因为需要降低你对自己的心理评价,人对自己的心理评价越高,就越不好管理。必须要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们生存,这样你才能更听话。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是忽视和否定你的感受和想法?因为不能让你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啊,你要是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肯定就不好管了啊。所以要告诉你你的感受和想法都是错的,都是假的。你不要有感受,也不要有想法,只要听话就好。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是在外人面前揭你的短?因为必须要降低你的自尊啊,人的自尊心越强越不好管啊,自尊心越低的人就越好管啊。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要逼你干你不愿意干的事情?这是在明确自己对你的统治地位啊。你越不愿意干的事情越要逼你干,这样才能让你明白到底谁说了算啊,次数多了你就会习惯性无助啊,他们让你干什么你都会服从啊,因为你知道反抗是徒劳的啊。

很多父母不一定懂得这些“习俗”的心理学原理,但他们发现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所以他们也这么做,做着做着就发现甜头了。这么做了之后,管起孩子来轻松多了。

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孩子听话。一切你看起来难以理解却又广泛存在的神逻辑,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在农业社会,一个合格劳动力的第一要求是要听话,其次是身体健康。有没有知识,聪明不聪明那是不重要的。有自我意识,有思考能力,有感情,有个人追求,这些都是负面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开始瓦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有两个变化对小农经济式的家庭冲击最大,首先,在小农经济中,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掌握在父母手里的,孩子必须耕种父母的土地,被父母剥削。现在,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父母无法通过控制生产资料的方式来控制孩子了,你剥削不到你孩子了。其次,在农业社会,制造一个合格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小孩子五六岁就能帮家里干活回馈家庭了。而现在,你要想制造一个合格劳动力,成本是非常高的,二十几年后他能考自己在社会上自立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剥削自己的孩子来累积财富就不再是一个经济的方案了,所以生育率持续下降。

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快了。大多数人,尤其是父母那一代在改革开放前已成年的人,都是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的”孝文化“太强大了,而人要想挣脱环境是很难的。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是小农经济家庭的行为方式,所以会和他们的子女产生冲突。当代年轻人遇到的绝大多数家庭问题都是因为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小农经济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退回二百年前,作为子女的你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除了在家种地以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的谋生方式,你是不会觉得你的父母难以理解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家庭关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小农经济中,子女是一定要给父母带来经济回报的。而在当代,很多父母已经能够意识到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期待子女带来经济回报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依然期待子女给他们带来精神回报,比方说学习成绩好,工作成功,早点结婚,完成自己想完成却没完成的心愿等等,好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有面子。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也会试图控制子女,让子女听话。以前做父母养孩子都是养牛,期待经济回报。现在养牛的少了,养宠物狗的多了。但宠物狗也得听话啊。所以神逻辑依然广泛存在。

在我人生的前三十年,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给我造成了很多痛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最近几年我才慢慢明白过来,真正的矛盾在于,我想当人,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而他们认为我应该当牛或者当宠物狗。在这段关系中我曾经非常痛苦,他们也很痛苦,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随着我人生经验的不断积累,我逐渐理解了我父母的想法,我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神逻辑“。我并不认同他们,但这些理解帮助我更加清晰的审视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帮助我更加理性的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想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有点晚。

所以我写下这篇回答,将我的想法分享给与父母相处同样有困惑的朋友。很多中国人都想做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拥有独立意志,为自己生活。而你与你父母之间的问题,很可能在于,你父母并不这么想。其实你可以尝试问问你的父母,”你们生我是为了什么?“,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直面这个问题。通过他们的回答,你也许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你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合理的处理家庭问题。

 

有很多评论说我的回答思路清奇角度刁钻的。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养孩子是一场交易”在小农经济社会里应该是常识,"养儿防老"这句话人人都知道,你自己养儿是为了防老,你爹养你是为了什么难道你真的心里没点 B 数?各位觉得“父亲生儿子是为了剥削儿子”这样的观点很新奇,是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在真正的小农经济社会里长期生活过,并没有真正参与过小农经济社会的核心经济活动。如果你真的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里,年纪稍长,你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所谓“父母的苦心,等你长大了就懂了”,的意思并不是“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父母养你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为你好了”,而是“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控制你,而你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去控制你的孩子才行”。

“孝文化”的影响之所以源远流长,一方面是利用了未成年子女对父母天生的依赖和信任,必然有效。另一方面是保护了所有人的期望利益。你小时候傻,觉得“孝”是天经地义的,心甘情愿的被你的父母控制和剥削,等你长大了,明白过劲了,你是不会戳穿这个谎言的,因为你也有自己的孩子,你知道自己也有老的那一天,对你来说最有利的选择是维护这个谎言,反过头来剥削自己的孩子。在小农经济社会中,质疑“孝文化”会侵犯所有人的利益,会人人喊打。

我之所以反对“孝文化”,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坏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越是相信和践行“孝文化”的人越吃亏,而越是不相信这个规则,但是却要求别人"孝顺"的人越得益。这个规则逼的人不得不虚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家庭往往有那么多“神逻辑”。然后我在前边也提到过,“孝文化”的基础,小农经济体系在中国已经基本瓦解了。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你维护“孝文化”的原因是,虽然你知道“孝文化”是假的,但你依然会选择至少在形式上孝顺你的父母,通过维护“孝文化”的合理性,你可以剥削你自己的子女找补回来。你对“孝文化”维护的越好,你的子女明白这件事明白的越晚,你的收益越大。但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会再维护“孝文化”,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现代和以后,要想剥削自己的子女是越来越难了,你又不掌握生产资料,你自己的子女是要被资本家剥削的。

在当代社会还在弘扬“孝文化”的父母,是在尽最后的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他们自己的父母尽了孝,终于他们的子女成年了,想要享受自己的收益了,突然发现社会变了,自己种了好多年的桃子被别人摘走了。这肯定不甘心啊,但也只能多忽悠子女一天算一天。所以现在的老人内心焦虑的非常多,一辈子的希望就是老了享儿孙福,熬了这么多年,最后泡汤了啊。

有很多评论批评我考虑问题的时候只谈利益不谈家庭感情。然而正相反,正是因为我重视家庭感情才写这么多字抨击“孝文化”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爱与信任本来是天然的,我想没有子女天生不爱父母,天生不爱子女的父母也不多,这本来是人与人之间最基础最真实的感情,但在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中,父母和子女在经济利益上成为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成为了对立的阶级。为了保障剥削阶级的利益,“孝文化”利用了子女对父母天然的爱与信任,鼓励父母控制和剥削子女,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变成了维护剥削关系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没有了,只剩下了枷锁,这不是真正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 查看全部
以前我也觉得自己的父母有很多我接受不了的神逻辑。现在我是奔四的人了,对社会和人都有了更多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本来觉得荒诞的事情,其实都有其潜在的逻辑。只不过这些逻辑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罢了。

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仅仅就在 20 年前,小农经济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而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式的家庭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父母,即使已经脱离农村和农业生产多年,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思想上依然是小农。

小农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在古代农业社会,你和你老婆两个人从你爹那里继承了瓦房一间几亩薄田,收成仅能糊口。你要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读书走科举路线? 别逗了,即使是在科举发展顶峰的清朝,秀才占人口的比例也不超过万分之二,举人进士就更不用说了。你爹要是没点家底的话,你连字都不会认识,更别说走科举独木桥了。练武走军功路线? 更别逗了,所谓“穷学文,富学武”,你家要不是当地豪强的话,治世你就是大头兵,乱世就是炮灰。

在小农经济中,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唯一能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就是,哐哐哐哐连生五个儿子五个女儿。

那年头孩子又不用考大学上补习班学钢琴,五六岁就能帮家里干活了,饲养成本不过就桌上多加一双筷子,粥里多加一碗水罢了。等孩子们大了你就牛逼了啊。家里妥妥的五个壮劳力,要干活能开荒,要打架谁也不怕,五个女儿嫁出去又多了五个亲家,你说还要给五个儿子娶媳妇? 你有五个儿子,彩礼嫁妆帐上还能吃了亏了?

最重要的是,这五个儿子都是给你干活的,只用管饭,工钱都不用给,用儿子干活比雇工人干活划算多了。到了儿子再生儿子,你孙子也成了壮劳力了,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唯你独尊,谁能不羡慕你?在古代农业社会,孩子就相当于一个大牲口,制造成本几乎为零,出把子力气就可以了,抚养成本也很低,回报可要高的多,生个孩子比买头牛可划算多了。

理想的中国家庭的发展方式是,你从你爹那里继承到了五亩地,你和你老婆生了五个儿子五个女儿,儿子长大成了壮劳力了有了剩余价值,你再拿剩余价值去换更多的地,若干年后你就有了三十亩地,有五个壮劳力给你干活。儿子还会生儿子,你活的时间越长,你掌握的财富就越多,你的日子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都认为子孙满堂的长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等你挂了,你的儿子们分家,一人分六亩地,整体社会财富得到了增加,再来下一个轮回。在小农经济中,你能见到的农村富户,绝大多数都是这么来的。

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多生孩子,通过剥削孩子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财富积累,是唯一可行的上升通道。你和你的儿子们实际上存在一个契约,就是你把他们生下来,把他们抚养成人,他们给你免费打工直到你死。然后分掉你的遗产作为回报。然后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转过头去再去剥削他们的孩子。但这个契约是不能明说的,因为这个契约存在一个明显的 BUG,那就是你活的时间越长,你的儿子们就越吃亏啊。

你的孩子们是你最重要的财产,但人毕竟是人,不是土地也不是牛马,人是会有自己的念头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你最担心的是你的孩子们不听你的话啊。你会担心你还没死呢,他们就开始挑战你的领导权了。你会担心你还没死呢,他们就要离开家过自己的生活,那相当于你损失了一头大牲口啊。然而你越来越老,你的儿子们越来越强壮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用揍他们来控制他们了,那怎么办? 只能通过洗脑呗。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古代社会选择“孝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原因是,古代中国政府需要维护这一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为什么要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因为要维护父母不容置疑的权力啊,不然你娃质疑你挑战你的权威怎么办啊。为什么要说“父母养育之恩大过天”啊?因为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认为他们欠了你的啊,这样你才好管理啊。为什么要说“父母在,不远游”啊? 因为你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了,结果他 TMD 远游去了,家里活谁干啊?我还剥削谁去啊?为什么要推崇“埋儿奉母,卧冰求鲤”这种明显的神经病行为啊,因为剩余价值要给父母啊。为什么要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啊,因为要明确父母惩罚子女的合理性啊,不然怎么高效管理啊。

你要懂得一点,小农经济的核心秘密是,财富积累是父母通过剥削子女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这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两个阶级的关系,可以类比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不能说在小农经济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就是完全没有爱的,生育之爱毕竟是动物的本能,但在“孝文化”中,这种本能的爱往往被利用来强化小农经济的稳定性。

小农经济是整个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稳定是小农经济稳定的基础。“孝文化”是为了维护家庭稳定的工具。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作用,都是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管住你儿子,为了让你儿子更听你的话。因为只有你儿子听话,你才能剥削他,这个经济体系才能运转下去。为什么孔融就是大嘴巴的说了一个“父母无恩论”,曹操就非要杀他不可? 因为他这是在挑战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说起来这比谋反罪还要大。父母剥削子女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秘密,谁都不能说出来。这个秘密被包装在”孝文化“之中。

除了写在书上的“孝文化”以外,中国父母还有很多共同的“习俗”。这些“习俗”就是这个问题下很多答案中的“难以理解的神逻辑”。这些“习俗”能够影响如此深远,原因在于这些“习俗”都是有助于父母更加有效的控制子女的。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要贬低你? 因为需要降低你对自己的心理评价,人对自己的心理评价越高,就越不好管理。必须要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们生存,这样你才能更听话。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是忽视和否定你的感受和想法?因为不能让你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啊,你要是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肯定就不好管了啊。所以要告诉你你的感受和想法都是错的,都是假的。你不要有感受,也不要有想法,只要听话就好。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是在外人面前揭你的短?因为必须要降低你的自尊啊,人的自尊心越强越不好管啊,自尊心越低的人就越好管啊。

为什么你的父母总要逼你干你不愿意干的事情?这是在明确自己对你的统治地位啊。你越不愿意干的事情越要逼你干,这样才能让你明白到底谁说了算啊,次数多了你就会习惯性无助啊,他们让你干什么你都会服从啊,因为你知道反抗是徒劳的啊。

很多父母不一定懂得这些“习俗”的心理学原理,但他们发现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所以他们也这么做,做着做着就发现甜头了。这么做了之后,管起孩子来轻松多了。

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孩子听话。一切你看起来难以理解却又广泛存在的神逻辑,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在农业社会,一个合格劳动力的第一要求是要听话,其次是身体健康。有没有知识,聪明不聪明那是不重要的。有自我意识,有思考能力,有感情,有个人追求,这些都是负面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小农经济社会开始瓦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有两个变化对小农经济式的家庭冲击最大,首先,在小农经济中,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掌握在父母手里的,孩子必须耕种父母的土地,被父母剥削。现在,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父母无法通过控制生产资料的方式来控制孩子了,你剥削不到你孩子了。其次,在农业社会,制造一个合格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小孩子五六岁就能帮家里干活回馈家庭了。而现在,你要想制造一个合格劳动力,成本是非常高的,二十几年后他能考自己在社会上自立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剥削自己的孩子来累积财富就不再是一个经济的方案了,所以生育率持续下降。

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快了。大多数人,尤其是父母那一代在改革开放前已成年的人,都是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的”孝文化“太强大了,而人要想挣脱环境是很难的。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是小农经济家庭的行为方式,所以会和他们的子女产生冲突。当代年轻人遇到的绝大多数家庭问题都是因为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小农经济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退回二百年前,作为子女的你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县城,除了在家种地以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的谋生方式,你是不会觉得你的父母难以理解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家庭关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小农经济中,子女是一定要给父母带来经济回报的。而在当代,很多父母已经能够意识到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期待子女带来经济回报是不现实的,但他们依然期待子女给他们带来精神回报,比方说学习成绩好,工作成功,早点结婚,完成自己想完成却没完成的心愿等等,好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有面子。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也会试图控制子女,让子女听话。以前做父母养孩子都是养牛,期待经济回报。现在养牛的少了,养宠物狗的多了。但宠物狗也得听话啊。所以神逻辑依然广泛存在。

在我人生的前三十年,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给我造成了很多痛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最近几年我才慢慢明白过来,真正的矛盾在于,我想当人,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而他们认为我应该当牛或者当宠物狗。在这段关系中我曾经非常痛苦,他们也很痛苦,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随着我人生经验的不断积累,我逐渐理解了我父母的想法,我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神逻辑“。我并不认同他们,但这些理解帮助我更加清晰的审视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帮助我更加理性的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想明白这些道理,虽然有点晚。

所以我写下这篇回答,将我的想法分享给与父母相处同样有困惑的朋友。很多中国人都想做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拥有独立意志,为自己生活。而你与你父母之间的问题,很可能在于,你父母并不这么想。其实你可以尝试问问你的父母,”你们生我是为了什么?“,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直面这个问题。通过他们的回答,你也许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你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合理的处理家庭问题。

 

有很多评论说我的回答思路清奇角度刁钻的。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养孩子是一场交易”在小农经济社会里应该是常识,"养儿防老"这句话人人都知道,你自己养儿是为了防老,你爹养你是为了什么难道你真的心里没点 B 数?各位觉得“父亲生儿子是为了剥削儿子”这样的观点很新奇,是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并没有在真正的小农经济社会里长期生活过,并没有真正参与过小农经济社会的核心经济活动。如果你真的生活在小农经济社会里,年纪稍长,你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所谓“父母的苦心,等你长大了就懂了”,的意思并不是“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父母养你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为你好了”,而是“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控制你,而你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去控制你的孩子才行”。

“孝文化”的影响之所以源远流长,一方面是利用了未成年子女对父母天生的依赖和信任,必然有效。另一方面是保护了所有人的期望利益。你小时候傻,觉得“孝”是天经地义的,心甘情愿的被你的父母控制和剥削,等你长大了,明白过劲了,你是不会戳穿这个谎言的,因为你也有自己的孩子,你知道自己也有老的那一天,对你来说最有利的选择是维护这个谎言,反过头来剥削自己的孩子。在小农经济社会中,质疑“孝文化”会侵犯所有人的利益,会人人喊打。

我之所以反对“孝文化”,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坏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越是相信和践行“孝文化”的人越吃亏,而越是不相信这个规则,但是却要求别人"孝顺"的人越得益。这个规则逼的人不得不虚伪,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家庭往往有那么多“神逻辑”。然后我在前边也提到过,“孝文化”的基础,小农经济体系在中国已经基本瓦解了。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你维护“孝文化”的原因是,虽然你知道“孝文化”是假的,但你依然会选择至少在形式上孝顺你的父母,通过维护“孝文化”的合理性,你可以剥削你自己的子女找补回来。你对“孝文化”维护的越好,你的子女明白这件事明白的越晚,你的收益越大。但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会再维护“孝文化”,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现代和以后,要想剥削自己的子女是越来越难了,你又不掌握生产资料,你自己的子女是要被资本家剥削的。

在当代社会还在弘扬“孝文化”的父母,是在尽最后的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他们自己的父母尽了孝,终于他们的子女成年了,想要享受自己的收益了,突然发现社会变了,自己种了好多年的桃子被别人摘走了。这肯定不甘心啊,但也只能多忽悠子女一天算一天。所以现在的老人内心焦虑的非常多,一辈子的希望就是老了享儿孙福,熬了这么多年,最后泡汤了啊。

有很多评论批评我考虑问题的时候只谈利益不谈家庭感情。然而正相反,正是因为我重视家庭感情才写这么多字抨击“孝文化”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爱与信任本来是天然的,我想没有子女天生不爱父母,天生不爱子女的父母也不多,这本来是人与人之间最基础最真实的感情,但在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中,父母和子女在经济利益上成为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成为了对立的阶级。为了保障剥削阶级的利益,“孝文化”利用了子女对父母天然的爱与信任,鼓励父母控制和剥削子女,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变成了维护剥削关系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没有了,只剩下了枷锁,这不是真正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

在临终关怀方面,我们能做什么?

健康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8 次浏览 • 2018-10-26 09:38 • 来自相关话题

我想临终关怀已经不再是一个冷门话题了,它甚至成了热门节目《奇葩说》的辩题,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参与到这件事情里来。对个人而言,死亡一直是个难以处理的议题。我一直无法习惯于某个至亲至爱之人将会离我而去的念头,无论处理过多少遍,认为自己可以平和接受,但当这个念头再次出其不意袭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手足无措。

但至少,在这里我学到了一些知识,它帮助我理解了那个离开的过程,也让我知道,在那最后的时刻,我们可以为心爱的人做些什么,这很值得。


文|唐苏勤 简单心理认证咨询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这个话题,“临终关怀”也翻译成“姑息治疗”或“安宁照顾”,它主要是为末期病患者,以及家人预防和减轻痛苦,提高他们在临终前的生活质量的一种服务,包括了对病痛、心理、社会和精神追求方面的评估和干预。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临终关怀与其说是一种服务,不如说是一种理念的革新。以前,我们可能认为死亡就是“我患上了绝症,要等死了”,是一种被动、孤独、苦闷的等待。但临终关怀倡导的是这样的一个临终过程——当事人主动的去决策,主动的跟家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在安乐活的过程中,为生命赋予意义。

所以,在真正的临终关怀中,它并不勉强抢救病人的生命,而是会将死亡看做一个自然的过程,只在照顾的过程中关注心理和精神方面,帮助病人尽量安乐的活着,尊重病人的价值观和需要,让他们在余下的日子里面活的舒适有尊严。

只是,我们要如何接受临终的事实?如何恰当地向病患传递那些信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又该如何去爱那些即将离开的人?这是今天我准备分享的内容。

否认还是接受?|面对死亡的情绪阶段

临终关怀强调的核心是让当事人有尊严的活着。所以我们大概得先了解,在得知患病之后,当事人本身和家庭的亲人们会出现哪些常见的情绪?

1968 年,有两位学者研究了当一个家庭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整个家庭的情绪和动力会经历的 5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毫无意识。即所有家庭成员对病患的疾病都没有沟通;第二个阶段:怀疑。患者怀疑自己会不久于世,但是却没有办法从知道真相的家庭成员口中得到验证;第三个阶段:相互假装。家庭成员们都知道患者死期将近,但双方都竭尽全力的避免在家庭中谈论这个不安的话题;第四个阶段就是开放阶段,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了解死亡的存在,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谈论死亡。

落脚到个体身上,精神病学家伊莉莎白·库伯勒·罗斯也曾在 1993 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情绪变化。当病人得知生病之后,先是镇静、否认、难以相信,接下来就会很愤怒,抱怨上天的不公。接着就会开始跟上天讨价还价,家人觉得:“如果让我用自己的命换他的该多好!”

讨价还价之后,病人和家人都有可能陷入一种抑郁的状态,因为有一些末期疾病是非常难治愈的。而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慢慢的接受这个过程。

除这 5 个阶段之外,人们还会有别的情绪,比如担心、惶恐。病人担心自己的身体会不会越来越痛;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担心死后会不会有审判?一些关心家人的人,会担心自己离开之后家人要怎么办。此外,人们也可能会出现内疚、自责的情绪。比如肺癌病人可能会想,要是我早戒烟多运动就好了。家人也会想,如果我怎样怎样,或许就可以阻止癌症的发生了……

如何告知临终的坏消息?

然而,面对死亡总归是艰难的。最开始,最艰难的一个门槛便是:告诉当事人坏消息。

其实此时,无论你感觉到了什么样的难过、无助、愤怒,都是人之常情,你需要接受自己的这些情绪反应。等到情绪稍微平复以后,再找一位值得信任的家人或者朋友告诉他你遇到的情况,让他分担你的忧愁,并给予你支持。

当我们决定要不要把病情告诉病人的时候,不要擅自做决定。尽可能跟病人有直接关系的家人,比如说兄弟姐妹、子女、父母商量,让所有的比较亲近的家庭成员知道实情,共同分担这个责任。

当心情准备好之后,真的要去告诉病人了。这个时候尽量让自己保持放松和不慌不忙的态度。然后,找到一个让病人感到熟悉和安静的地方,保障有足够的时间跟病人仔细的谈,有时候可能还需要找多一位跟病患平日比较亲近的家人一起陪伴。

谈话的过程也是有技巧的。

首先,你需要询问病人对他自身病情的了解程度。其实大部分病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所怀疑或了解的。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不问,可能是不想去面对,或害怕家人难过而装作不知道。所以,先询问他们对自己病情的了解程度。

当了解病人掌握的信息之后,我们可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把实情告诉病人。比如“昨天复诊的时候,你的医生要求跟我单独谈一下,他告诉我根据检查的结果,你可能现在是处于末期的阶段”。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直接的字眼,然后在过程中询问病人,是否明白。

在谈及这些的时候,病人和家人都会感到伤心和难过,双方哭泣了、流泪了。如果我们可以坦然的表露,接受的话,对整个家庭的关系,以及病人接受事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理解病人临终前的 3 重角色

一个临终的病人,他除了本身是病人之外,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人,身上有着母亲、父亲、孩子等很多的角色。所以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把他当做病人来看待,更要把他当做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研究者认为,临终前的病人角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理解病人临终前的角色,能给我们在实际与家人的相处中提供一些指导方针,知道自己需要处理哪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角色是处理实际事物的自我。他需要去处理类似于遗产,临终计划,希望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等一些事务性的事情。

第二个角色是处理人际关系。当事人需要处理他自己的社会角色,比如以自己的死亡来对家庭成员进行死亡教育,还可能会继承衣钵——比如将一些精神方面的成果传递给下一代。再比如,一个即将去世的丈夫最后叮嘱自己的妻子再婚,这也是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系列事情。

最后一方面,我们称之为处理个人问题的决策。即处理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比如说从生病到现在,是当事人的健康状况慢慢丧失的一个过程。这种适应丧失的过程,也可是让当事人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有一些当事人还会去探讨一些存在的议题,比如死亡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等等。

接下来就是最终成长的阶段,从过去的自我走到未来的自我。

我不只是病人,更是一个人临终者的 8 种需要

除了理解临终者的角色,和他要处理的一系列的事务外。在临终关怀中,最重要的是,满足他的需要。

2014 年,一位叫做丁肯的研究者访谈了很多处于末期的病患,总结出了临终者的8 种需要。

第一个,我们很容易想到:即病人需要陪伴。第二个,就是自我决定,病人希望别人可以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决策的权利。第三个,病人也有个人成长的需要,虽然好像他的生命是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们也需要鼓励他积极生活、积极成长。

接下来,丁肯还提到,末期的病患有希望自己在死亡这部戏剧里,成为主动的主角这样一个需要,也就是跟刚才的自我决定有一定的联系。第五个是当事人需要知道真相。并且他们需要在活着的时候时刻保持尊严,没有必要去延长他们没有质量的生命,也没有必要拖延整个死亡的过程。

接下来还有生命回顾的需要。在回顾自己生命的过程中,病人可以解决以往的冲突,然后跟过往,跟自己进行和解,并且达到个人整合的目的。最后一个访谈中提到的需要是控制疼痛的需要。所以大家在无论是照顾亲人还是在评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从这 8 种需要中,各个纬度进行评估,看一下是不是每一个需要都得到了满足。

在死亡前再好好活一次,这可能吗?

临终关怀的原则是让病人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要在这段时间里,让生活更加有质量。根据大量的临床观察来看,只要不放弃,病人和家人仍然可以在剩下的日子里维持高质量的生活,并且完满妥善的走完人生的旅程。

当我们提到生活有质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身体会减少一些痛楚,其次是保持舒适、清洁、整齐,还要保持非常体面的状态。

第一步,处理身体疼痛。我们要真真正正的了解病人的病症——向医生和护士咨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需要让病人来参与决策,来决定自己是否需要在某个时刻打止痛针,或者决定是否在这个阶段就停止治疗,只采用缓解疼痛的方法来减轻痛楚。照顾者还可以学习一些按摩技巧,然后一边帮病人按摩他疼痛的部位,又在这个互动中跟病人聊聊天,尽量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第二,处理身体疼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处理情绪。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应该要去面对和接纳。但是如果真的感受到自己无力应对的时候,最后还是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就算是跟护士、医生简单聊聊天也好。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非常多的生离死别的,所以他们会了解你的情绪,并且倾听你,帮助你舒缓情绪。

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情绪,更要关注病人的情绪。有些病人会出现寻死的念头,向我们透露“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想法。如果我们只是用“看开一些,你千万不要做傻事”这些话来冲淡他的念头的话,其实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增加他不被别人理解和接纳的感觉。

相反,家人可以用更开放的态度,鼓励病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困难。我们可以保持倾听,理解病人的感受,给予他们无限的支持,减轻他们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从而也能降低他们寻死的意愿。只是,当我们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切记应及时向医护人员求助。

另一些有效的方法是,鼓励病人向家人或病友倾诉。因为,不停的重复和叙述整个从得知诊断到现在整个患病的过程,其实是有助于自己逐渐的掌握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有的病人会向家人表达愤怒,我们需要鼓励病人表达他们愤怒的原因,还可以鼓励他用自己的方式和创意去表达愤怒,比如在纸上写写画画等。

有的时候,病人的情绪会非常激动,还会发泄在家人的身上。这时我们可以选择暂时离开现场,离开前告诉他:“其实我很想照顾你,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会离开一会儿。”这样既尊重了病人,也没有激化病人跟家人之间的矛盾。

另外,我们要鼓励病人尝试去寻找生活中让自己舒服的经验和美好的感觉。比如说家人的关爱,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或者是大自然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利用感官,主要就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等。

举一些简单可操作的例子。比如视觉,你在家里可以把环境,如灯光、颜色、布置等调到令患者比较舒服的状况。在医院,也可以尽量把病房布置成他熟悉、舒服的环境,比如在桌上摆放一些重要的小物件。我们也还可以用相机拍下他没有机会参加的活动,或者鼓励他把情绪通过文字、艺术、音乐的形式表态出来。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嗅觉和味觉,让病人可以闻到他喜欢或感觉舒服的气味。比如花香,茶香等。

我们的文化一直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和仪式去否认和粉饰死亡,可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都无比清楚,终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患病的人会比我们更加清楚这一点。既然期限已定的话,帮助他们在大限来临之前好好的准备,为他们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作出尽善尽美的安排。我想,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送别。 查看全部


我想临终关怀已经不再是一个冷门话题了,它甚至成了热门节目《奇葩说》的辩题,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参与到这件事情里来。对个人而言,死亡一直是个难以处理的议题。我一直无法习惯于某个至亲至爱之人将会离我而去的念头,无论处理过多少遍,认为自己可以平和接受,但当这个念头再次出其不意袭来的时候——我还是会手足无措。

但至少,在这里我学到了一些知识,它帮助我理解了那个离开的过程,也让我知道,在那最后的时刻,我们可以为心爱的人做些什么,这很值得。



文|唐苏勤 简单心理认证咨询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这个话题,“临终关怀”也翻译成“姑息治疗”或“安宁照顾”,它主要是为末期病患者,以及家人预防和减轻痛苦,提高他们在临终前的生活质量的一种服务,包括了对病痛、心理、社会和精神追求方面的评估和干预。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临终关怀与其说是一种服务,不如说是一种理念的革新。以前,我们可能认为死亡就是“我患上了绝症,要等死了”,是一种被动、孤独、苦闷的等待。但临终关怀倡导的是这样的一个临终过程——当事人主动的去决策,主动的跟家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在安乐活的过程中,为生命赋予意义。

所以,在真正的临终关怀中,它并不勉强抢救病人的生命,而是会将死亡看做一个自然的过程,只在照顾的过程中关注心理和精神方面,帮助病人尽量安乐的活着,尊重病人的价值观和需要,让他们在余下的日子里面活的舒适有尊严。

只是,我们要如何接受临终的事实?如何恰当地向病患传递那些信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又该如何去爱那些即将离开的人?这是今天我准备分享的内容。

否认还是接受?|面对死亡的情绪阶段

临终关怀强调的核心是让当事人有尊严的活着。所以我们大概得先了解,在得知患病之后,当事人本身和家庭的亲人们会出现哪些常见的情绪?

1968 年,有两位学者研究了当一个家庭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整个家庭的情绪和动力会经历的 5 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毫无意识。即所有家庭成员对病患的疾病都没有沟通;第二个阶段:怀疑。患者怀疑自己会不久于世,但是却没有办法从知道真相的家庭成员口中得到验证;第三个阶段:相互假装。家庭成员们都知道患者死期将近,但双方都竭尽全力的避免在家庭中谈论这个不安的话题;第四个阶段就是开放阶段,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了解死亡的存在,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谈论死亡。

落脚到个体身上,精神病学家伊莉莎白·库伯勒·罗斯也曾在 1993 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情绪变化。当病人得知生病之后,先是镇静、否认、难以相信,接下来就会很愤怒,抱怨上天的不公。接着就会开始跟上天讨价还价,家人觉得:“如果让我用自己的命换他的该多好!”

讨价还价之后,病人和家人都有可能陷入一种抑郁的状态,因为有一些末期疾病是非常难治愈的。而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慢慢的接受这个过程。

除这 5 个阶段之外,人们还会有别的情绪,比如担心、惶恐。病人担心自己的身体会不会越来越痛;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担心死后会不会有审判?一些关心家人的人,会担心自己离开之后家人要怎么办。此外,人们也可能会出现内疚、自责的情绪。比如肺癌病人可能会想,要是我早戒烟多运动就好了。家人也会想,如果我怎样怎样,或许就可以阻止癌症的发生了……

如何告知临终的坏消息?

然而,面对死亡总归是艰难的。最开始,最艰难的一个门槛便是:告诉当事人坏消息。

其实此时,无论你感觉到了什么样的难过、无助、愤怒,都是人之常情,你需要接受自己的这些情绪反应。等到情绪稍微平复以后,再找一位值得信任的家人或者朋友告诉他你遇到的情况,让他分担你的忧愁,并给予你支持。

当我们决定要不要把病情告诉病人的时候,不要擅自做决定。尽可能跟病人有直接关系的家人,比如说兄弟姐妹、子女、父母商量,让所有的比较亲近的家庭成员知道实情,共同分担这个责任。

当心情准备好之后,真的要去告诉病人了。这个时候尽量让自己保持放松和不慌不忙的态度。然后,找到一个让病人感到熟悉和安静的地方,保障有足够的时间跟病人仔细的谈,有时候可能还需要找多一位跟病患平日比较亲近的家人一起陪伴。

谈话的过程也是有技巧的。

首先,你需要询问病人对他自身病情的了解程度。其实大部分病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所怀疑或了解的。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不问,可能是不想去面对,或害怕家人难过而装作不知道。所以,先询问他们对自己病情的了解程度。

当了解病人掌握的信息之后,我们可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把实情告诉病人。比如“昨天复诊的时候,你的医生要求跟我单独谈一下,他告诉我根据检查的结果,你可能现在是处于末期的阶段”。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直接的字眼,然后在过程中询问病人,是否明白。

在谈及这些的时候,病人和家人都会感到伤心和难过,双方哭泣了、流泪了。如果我们可以坦然的表露,接受的话,对整个家庭的关系,以及病人接受事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理解病人临终前的 3 重角色

一个临终的病人,他除了本身是病人之外,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人,身上有着母亲、父亲、孩子等很多的角色。所以在照顾病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把他当做病人来看待,更要把他当做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研究者认为,临终前的病人角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理解病人临终前的角色,能给我们在实际与家人的相处中提供一些指导方针,知道自己需要处理哪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角色是处理实际事物的自我。他需要去处理类似于遗产,临终计划,希望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等一些事务性的事情。

第二个角色是处理人际关系。当事人需要处理他自己的社会角色,比如以自己的死亡来对家庭成员进行死亡教育,还可能会继承衣钵——比如将一些精神方面的成果传递给下一代。再比如,一个即将去世的丈夫最后叮嘱自己的妻子再婚,这也是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系列事情。

最后一方面,我们称之为处理个人问题的决策。即处理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比如说从生病到现在,是当事人的健康状况慢慢丧失的一个过程。这种适应丧失的过程,也可是让当事人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有一些当事人还会去探讨一些存在的议题,比如死亡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等等。

接下来就是最终成长的阶段,从过去的自我走到未来的自我。

我不只是病人,更是一个人临终者的 8 种需要

除了理解临终者的角色,和他要处理的一系列的事务外。在临终关怀中,最重要的是,满足他的需要。

2014 年,一位叫做丁肯的研究者访谈了很多处于末期的病患,总结出了临终者的8 种需要。

第一个,我们很容易想到:即病人需要陪伴。第二个,就是自我决定,病人希望别人可以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决策的权利。第三个,病人也有个人成长的需要,虽然好像他的生命是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们也需要鼓励他积极生活、积极成长。

接下来,丁肯还提到,末期的病患有希望自己在死亡这部戏剧里,成为主动的主角这样一个需要,也就是跟刚才的自我决定有一定的联系。第五个是当事人需要知道真相。并且他们需要在活着的时候时刻保持尊严,没有必要去延长他们没有质量的生命,也没有必要拖延整个死亡的过程。

接下来还有生命回顾的需要。在回顾自己生命的过程中,病人可以解决以往的冲突,然后跟过往,跟自己进行和解,并且达到个人整合的目的。最后一个访谈中提到的需要是控制疼痛的需要。所以大家在无论是照顾亲人还是在评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从这 8 种需要中,各个纬度进行评估,看一下是不是每一个需要都得到了满足。

在死亡前再好好活一次,这可能吗?

临终关怀的原则是让病人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要在这段时间里,让生活更加有质量。根据大量的临床观察来看,只要不放弃,病人和家人仍然可以在剩下的日子里维持高质量的生活,并且完满妥善的走完人生的旅程。

当我们提到生活有质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身体会减少一些痛楚,其次是保持舒适、清洁、整齐,还要保持非常体面的状态。

第一步,处理身体疼痛。我们要真真正正的了解病人的病症——向医生和护士咨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需要让病人来参与决策,来决定自己是否需要在某个时刻打止痛针,或者决定是否在这个阶段就停止治疗,只采用缓解疼痛的方法来减轻痛楚。照顾者还可以学习一些按摩技巧,然后一边帮病人按摩他疼痛的部位,又在这个互动中跟病人聊聊天,尽量做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第二,处理身体疼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处理情绪。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应该要去面对和接纳。但是如果真的感受到自己无力应对的时候,最后还是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就算是跟护士、医生简单聊聊天也好。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非常多的生离死别的,所以他们会了解你的情绪,并且倾听你,帮助你舒缓情绪。

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情绪,更要关注病人的情绪。有些病人会出现寻死的念头,向我们透露“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想法。如果我们只是用“看开一些,你千万不要做傻事”这些话来冲淡他的念头的话,其实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增加他不被别人理解和接纳的感觉。

相反,家人可以用更开放的态度,鼓励病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困难。我们可以保持倾听,理解病人的感受,给予他们无限的支持,减轻他们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从而也能降低他们寻死的意愿。只是,当我们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切记应及时向医护人员求助。

另一些有效的方法是,鼓励病人向家人或病友倾诉。因为,不停的重复和叙述整个从得知诊断到现在整个患病的过程,其实是有助于自己逐渐的掌握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有的病人会向家人表达愤怒,我们需要鼓励病人表达他们愤怒的原因,还可以鼓励他用自己的方式和创意去表达愤怒,比如在纸上写写画画等。

有的时候,病人的情绪会非常激动,还会发泄在家人的身上。这时我们可以选择暂时离开现场,离开前告诉他:“其实我很想照顾你,但是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会离开一会儿。”这样既尊重了病人,也没有激化病人跟家人之间的矛盾。

另外,我们要鼓励病人尝试去寻找生活中让自己舒服的经验和美好的感觉。比如说家人的关爱,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或者是大自然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利用感官,主要就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等。

举一些简单可操作的例子。比如视觉,你在家里可以把环境,如灯光、颜色、布置等调到令患者比较舒服的状况。在医院,也可以尽量把病房布置成他熟悉、舒服的环境,比如在桌上摆放一些重要的小物件。我们也还可以用相机拍下他没有机会参加的活动,或者鼓励他把情绪通过文字、艺术、音乐的形式表态出来。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嗅觉和味觉,让病人可以闻到他喜欢或感觉舒服的气味。比如花香,茶香等。

我们的文化一直在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和仪式去否认和粉饰死亡,可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都无比清楚,终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患病的人会比我们更加清楚这一点。既然期限已定的话,帮助他们在大限来临之前好好的准备,为他们的人生最后一件大事,作出尽善尽美的安排。我想,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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