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心理上到底缺失什么?

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2 次浏览 • 2019-01-31 10:03 • 来自相关话题

曾经有一个研究,针对一批单亲妈妈做了 14 周的培训。妈妈们在这个培训中学到了一系列科学养育的方式方法,随后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对这些妈妈和他们的孩子进行了三十个月的长期跟踪,也访谈了孩子们的老师,并参考了孩子们的在校学习成绩,最终发现这些孩子们的攻击行为减少、在学校的适应性提高,与同伴相处的更好,低落的情绪也更少。甚至在研究九年后的回访中,当年接受培训的妈妈本人,受教育水平、职业水平和收入水平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当时的培训主要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孩子的积极行为进行奖励,对孩子的攻击性行为施加及时的约束,同时学习让自己和孩子都能冷静下来的科学方法。

这中间的第一点其实跟非单亲家庭的孩子们的养育方式类似,但是第二点尤为需要单亲家长们注意:恰恰因为父母可能经历过非常不快乐的婚姻,很有可能导致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有攻击性行为的时候,被监护人家长误读为“勇敢”,“保护家人”,“有想法”,同时,孩子也可能会从父母曾经不愉快的交流中学到了“表达攻击性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第三点同样也很重要,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家长与孩子都经历了家庭结构的巨大变故,这其实会构成潜在的创伤,而让家长与孩子在面对困境、压力与突如其来的变化时,表现得更难冷静下来。与此同时,单亲家庭里更容易产生“相依为命”的感觉,一方的失控就很容易引发另一方的失控,而不像在三口甚至四口之家中,一个人的崩溃还会得到起码两个人的安慰。因此,学会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也非常重要。

2000 年,paul amanto 对于已经成年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做了研究,发现那些父母婚姻经历严重冲突而迅速结束的孩子,比那些有严重冲突而不离婚的家庭的孩子,在心理上会更加健康,同时,并没有呈现出跟普通孩子之间的差异。所以我觉得单亲家长在疗愈期过后,不必在生活中继续刻意说明与强调过去的痛苦与安全感的缺失,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不妨朝前看,这样才能给自己与孩子留下更积极的暗示与更美好的期待。

至于单亲妈妈们,我有如下的建议:不要仅仅是跟孩子抱团取暖,沉浸在伤痛与恐惧中,这样更容易彼此拖累,互相把对方拖垮,而是更应该求助信得过的社会资源,比如孩子的祖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量的单亲妈妈其实都经历着收入偏低的问题,如果能够把孩子一定程度上托付给值得信任的对象,那单亲妈妈本人其实需要更多的去投入自己的事业,不仅仅收入可能会高些,也更会因此获得更多对于自我的认同、对于生活的期待,把自己的生活和心智带进正循环;与单亲爸爸不一样,单亲妈妈在离婚后更容易呈现两极分化——一些过上了比以前好得多的日子,还有一些会深陷拮据的生活与低落的情绪,这在离婚六七年后就基本区分开了,而且一旦区分就很难改变,所以我建议单亲妈妈们在结束关系后,还可以立刻开始着手改善自己的生活,给这次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分化开一个好头。

除了以上这些工作之外,为了给孩子尽量减少创伤,在告知孩子“离婚”这件事时,家长可能这样说会更加合适:

Judith·Wallerstein 是一位研究了 25 年离婚行为及离婚对儿童影响的心理学家,她提出告知孩子的时候要包含的四个要点:父母的关系出现了无法补救的问题,离婚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孩子的抚养方一定会努力的照顾孩子;这种事大家都不愿意发生,同时这不是孩子的错;父母了解自己的决定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痛苦,并为此感到深深抱歉。不管告知孩子离婚这件事是那个时间段、孩子多大,甚至是每次提及这件事时,家长都有必要守住这四个要点。同时,我也想向大家推荐 Judith 晚年的著作《Surviving The Breakup: How Children And Parents Cope With Divorce》,这本书没有中文版,但很推荐有能力阅读的相关家长看一看。

祝所有的单亲家长好运! 查看全部
曾经有一个研究,针对一批单亲妈妈做了 14 周的培训。妈妈们在这个培训中学到了一系列科学养育的方式方法,随后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对这些妈妈和他们的孩子进行了三十个月的长期跟踪,也访谈了孩子们的老师,并参考了孩子们的在校学习成绩,最终发现这些孩子们的攻击行为减少、在学校的适应性提高,与同伴相处的更好,低落的情绪也更少。甚至在研究九年后的回访中,当年接受培训的妈妈本人,受教育水平、职业水平和收入水平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当时的培训主要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孩子的积极行为进行奖励,对孩子的攻击性行为施加及时的约束,同时学习让自己和孩子都能冷静下来的科学方法。

这中间的第一点其实跟非单亲家庭的孩子们的养育方式类似,但是第二点尤为需要单亲家长们注意:恰恰因为父母可能经历过非常不快乐的婚姻,很有可能导致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有攻击性行为的时候,被监护人家长误读为“勇敢”,“保护家人”,“有想法”,同时,孩子也可能会从父母曾经不愉快的交流中学到了“表达攻击性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第三点同样也很重要,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家长与孩子都经历了家庭结构的巨大变故,这其实会构成潜在的创伤,而让家长与孩子在面对困境、压力与突如其来的变化时,表现得更难冷静下来。与此同时,单亲家庭里更容易产生“相依为命”的感觉,一方的失控就很容易引发另一方的失控,而不像在三口甚至四口之家中,一个人的崩溃还会得到起码两个人的安慰。因此,学会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也非常重要。

2000 年,paul amanto 对于已经成年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做了研究,发现那些父母婚姻经历严重冲突而迅速结束的孩子,比那些有严重冲突而不离婚的家庭的孩子,在心理上会更加健康,同时,并没有呈现出跟普通孩子之间的差异。所以我觉得单亲家长在疗愈期过后,不必在生活中继续刻意说明与强调过去的痛苦与安全感的缺失,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不妨朝前看,这样才能给自己与孩子留下更积极的暗示与更美好的期待。

至于单亲妈妈们,我有如下的建议:不要仅仅是跟孩子抱团取暖,沉浸在伤痛与恐惧中,这样更容易彼此拖累,互相把对方拖垮,而是更应该求助信得过的社会资源,比如孩子的祖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量的单亲妈妈其实都经历着收入偏低的问题,如果能够把孩子一定程度上托付给值得信任的对象,那单亲妈妈本人其实需要更多的去投入自己的事业,不仅仅收入可能会高些,也更会因此获得更多对于自我的认同、对于生活的期待,把自己的生活和心智带进正循环;与单亲爸爸不一样,单亲妈妈在离婚后更容易呈现两极分化——一些过上了比以前好得多的日子,还有一些会深陷拮据的生活与低落的情绪,这在离婚六七年后就基本区分开了,而且一旦区分就很难改变,所以我建议单亲妈妈们在结束关系后,还可以立刻开始着手改善自己的生活,给这次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分化开一个好头。

除了以上这些工作之外,为了给孩子尽量减少创伤,在告知孩子“离婚”这件事时,家长可能这样说会更加合适:

Judith·Wallerstein 是一位研究了 25 年离婚行为及离婚对儿童影响的心理学家,她提出告知孩子的时候要包含的四个要点:父母的关系出现了无法补救的问题,离婚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孩子的抚养方一定会努力的照顾孩子;这种事大家都不愿意发生,同时这不是孩子的错;父母了解自己的决定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痛苦,并为此感到深深抱歉。不管告知孩子离婚这件事是那个时间段、孩子多大,甚至是每次提及这件事时,家长都有必要守住这四个要点。同时,我也想向大家推荐 Judith 晚年的著作《Surviving The Breakup: How Children And Parents Cope With Divorce》,这本书没有中文版,但很推荐有能力阅读的相关家长看一看。

祝所有的单亲家长好运!

“对不起,我妈不让我和单亲家庭的孩子谈恋爱”

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1 次浏览 • 2019-01-25 11:52 • 来自相关话题

“单亲家庭”这个词,似乎怎么看有点刺眼。




我身边有不少单亲家庭的朋友,我们偶尔也会交流“单亲”这件事情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一位朋友如是说:“就比如你去银行、医院或者各种营业厅,经常需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每次填到父母那一栏,周围人都会用奇怪的眼光打量你一下,你也会产生一种好像尴尬或者羞耻的感受。”




“谈恋爱时,先要让男朋友相信我是正常人,再要让男朋友爸妈相信我是正常人,还得让男朋友的爷爷奶奶、大姑大姨都相信我是正常人。”




单亲家庭的孩子,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贴满标签的群体。他们不是好的恋爱对象,他们当不了好的父母,甚至连工作面试,他们都可能面临更多担忧。




“很多人对单亲家庭孩子都没什么好印象,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是啊,单亲家庭的孩子已经被人们误会太多了。
 
单亲孩子要面临多少刻板印象?

“单亲孩子太爱钻牛角尖,就喜欢跟老师对着干!”
“单亲家庭出身的人控制欲超强的,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辛苦。”
“单亲孩子心里很脆弱的,都渴望爱与被爱。”
“单亲孩子是不是还容易心理变态啊?很多杀人犯都是单亲啊!”
……




对单亲孩子,类似的刻板印象并不少见。不仅如此,单亲孩子好像还经常会得到周围人的额外关心和照顾:

“他跟妈妈一起过,生活一定很辛苦吧!”
“小A爸妈刚刚离婚,大家要多多关心她啊!”
“你爸爸一个人带你这么辛苦,你也要懂事一点啊!”
“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就直说!”
……




除了公众长期以来对单亲孩子的整体偏见,新闻媒体更是把“单亲家庭”的形象标签化刻画,更加重了受众对单亲孩子的认知偏见。




有研究显示,当一个单亲家庭的子女出现在媒体中,Ta往往会呈现出“受害者”“缺失者”及“越轨者”这三种负面形象。大量的新闻报道正面或侧面地描述了单亲孩子会产生心理问题、社交能力低下、缺少家教......以及许多其他问题。这就让单亲家庭进一步被标签化、污名化。
 
这些刻板印象,可以看做对单亲孩子的一种非平等的“歧视”。皮尤研究中心在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单亲孩子认为公众对于单亲家庭的刻板印象,对社会发展十分不利——比如,这些刻板印象容易导致单亲孩子内化这些负面印象,甚至因此而表现出回避、敌意等更多消极行为。




另外,中国本身又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国情,对于完整家庭的高度依赖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父母共同抚养长大的小孩才是健康、正常、可靠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单亲孩子由于家庭成员的缺失,就更容易被公众预设为不正常的“野孩子”。

所以对很多单亲孩子来说,成长的过程似乎总是不得不与一些伤人的话做斗争。而他人善意的“关爱”,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额外伤害。
 
单亲家庭≠心理问题




单亲家庭的孩子,真的像很多人所说“存在心理问题”么?我们先来看几个结论。




首先,单亲孩子的幸福程度,也许并不比完整家庭的孩子少。




大多数人认为,孩子在破碎的家庭中很可能会不快乐,但一项研究却发现:单亲并不会影响孩子的幸福感。




NatCen Research的研究人员曾调查过12,877名7岁儿童的家庭,每个孩子都被问到“你多久感到快乐一次?”结果显示,36%的单亲孩子总是很开心,64%的单亲孩子觉得他们有时很开心——




有趣的是,在完整家庭孩子的回答中,研究者得到了完全相同的数据。




真正影响孩子幸福感的,往往是家庭关系的质量,而非家庭成员的数量。在不同家庭结构的对比中,无论是传统双亲家庭、重组家庭,还是单亲家庭,所有的孩子都展示出了相同程度的幸福感。




同样地,剑桥大学的Susan Golombok指出,单亲家庭与完整家庭中的温暖、冲突、压力、孩子的幸福水平等等没有显著的差异。
 
其次,对于孩子的人格塑造,单亲环境也许并没有多大影响。




斐济大学的一名学者借助大五人格特质,探讨单亲教育对孩子人格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5种人格特质中,会受到单亲家庭影响的只有“好奇、负责、开展对话”三种,其他22种都与单亲家庭毫无关系。




也就是说,单亲教育的确会对孩子的人格特质产生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大——即使是完整家庭的孩子,人格特质也会受到家庭影响,这都是正常的范畴。




正如社会学家的调查,单亲孩子能否形成健全的人格,很大程度仍然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即使在中国,单亲孩子也并没有比拥有完整家庭的孩子表现更差。




根据2010、2012、2014年的三期国内少儿数据显示,在学业、心理和行为特质、社会交往、越轨行为、恋爱关系和态度等等重要的少儿发展指标上,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并没有显示出更明显的劣势;




再看另一些指标,如上辅导班、学习压力、考入重点学校的可能性、教育期望.....这些方面,单亲家庭的子女甚至比完整家庭子女“更多的投入”或者“表现更好”。

原因就在于,父母婚姻完整的家庭未必等同于给子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即便在完整家庭中,父母之间频繁的争吵对孩子诸多方面有更明确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社会中仍然有较多人持“为了孩子,父母即使婚姻不幸福也不应该离婚”的态度,但事实上,父母之间冲突频繁的不幸婚姻也许比离婚对子女的伤害更大。

所以啊,单亲家庭的孩子,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不正常。
 
摘掉有色眼镜吧

再讲个小故事。在台湾有一对姐妹,她们有各自的生活,与不同的伙伴交往,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形成了互不相同的个性,而且她们的父母已经分开将近二十年。




现在呢,姐妹两人形成了差别很大的生活方式,比如姐姐喜欢一个人逛街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出国旅行,而妹妹喜欢约上很多朋友一起玩耍。




然后,当外人得知她们单亲家庭的背景,就开始把她们的生活方式归因于“单亲家庭造成的结果”:姐姐是因为长期单亲不得不养成独立的个性,妹妹是缺少一位至亲所以缺乏安全感。

你看,分析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但再认真想想,这不就是硬和家庭挂钩么?




人的成长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全部归因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推断。单亲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心理状态。单亲的孩子又有什么错呢?想想看,对于单亲孩子的偏见、刻板印象、特殊对待,就像枷锁一样被强加在他们的身上,这样的伤害又该有多大?




就像那对台湾姐妹所说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独立,还是喜欢腻着别人生活。问题是,若一个人出身在一夫一妻的“正常”家庭,不管家庭中是否潜在着暴力、财务危机,或者种种情绪上的困难,只要他的父母没有离婚,那么他在表达自我时,就不用面对这样无理的连结。人们会从其他生活层面做理解,而不会绕着他的家庭大做文章。”




对单亲孩子的最大善意,恰恰是撕掉他们身上刻板的标签,像对待每一个普通人一样去对待他们。
 
作为单亲孩子,

又要如何对抗一些“标签”?




尽管我们都希望单亲孩子得到正常对待,但难免会有好事之人来“指点江山”。




那么作为一个单亲孩子,你能做些什么去保护自己?




1. 你有权利选择是否接受他人的建议。




当你认为你的个人边界受到侵犯,或是内心受到伤害,请守护好自己的个人边界。如果你不愿意和不相关的路人发生冲突,至少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比如:“请不要不断给我扣上单亲家庭的帽子。”




设定清晰的个人边界,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2. 也许,你并不需要过于关注自己“单亲家庭”的背景




首先你要告诉自己:单亲没什么大不了,它不是你身上的一个标签。“单亲”这件事,就像“有一只眼睛近视”一样,它不能定义你,它只是构成“你”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已。




这样想想,他人关于“单亲”的评论、看法就不会再像刺耳的尖叫一样伤害你了。你大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在现有的的资源里,活出最大的可能。




只要是人,就会被贴上各种“标签”。但很多时候,“标签”是为了帮我们更好的“认识”,而不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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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家庭”这个词,似乎怎么看有点刺眼。




我身边有不少单亲家庭的朋友,我们偶尔也会交流“单亲”这件事情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一位朋友如是说:“就比如你去银行、医院或者各种营业厅,经常需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每次填到父母那一栏,周围人都会用奇怪的眼光打量你一下,你也会产生一种好像尴尬或者羞耻的感受。”




“谈恋爱时,先要让男朋友相信我是正常人,再要让男朋友爸妈相信我是正常人,还得让男朋友的爷爷奶奶、大姑大姨都相信我是正常人。”




单亲家庭的孩子,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贴满标签的群体。他们不是好的恋爱对象,他们当不了好的父母,甚至连工作面试,他们都可能面临更多担忧。




“很多人对单亲家庭孩子都没什么好印象,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是啊,单亲家庭的孩子已经被人们误会太多了。
 
单亲孩子要面临多少刻板印象?

“单亲孩子太爱钻牛角尖,就喜欢跟老师对着干!”
“单亲家庭出身的人控制欲超强的,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辛苦。”
“单亲孩子心里很脆弱的,都渴望爱与被爱。”
“单亲孩子是不是还容易心理变态啊?很多杀人犯都是单亲啊!”
……




对单亲孩子,类似的刻板印象并不少见。不仅如此,单亲孩子好像还经常会得到周围人的额外关心和照顾:

“他跟妈妈一起过,生活一定很辛苦吧!”
“小A爸妈刚刚离婚,大家要多多关心她啊!”
“你爸爸一个人带你这么辛苦,你也要懂事一点啊!”
“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就直说!”
……




除了公众长期以来对单亲孩子的整体偏见,新闻媒体更是把“单亲家庭”的形象标签化刻画,更加重了受众对单亲孩子的认知偏见。




有研究显示,当一个单亲家庭的子女出现在媒体中,Ta往往会呈现出“受害者”“缺失者”及“越轨者”这三种负面形象。大量的新闻报道正面或侧面地描述了单亲孩子会产生心理问题、社交能力低下、缺少家教......以及许多其他问题。这就让单亲家庭进一步被标签化、污名化。
 
这些刻板印象,可以看做对单亲孩子的一种非平等的“歧视”。皮尤研究中心在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单亲孩子认为公众对于单亲家庭的刻板印象,对社会发展十分不利——比如,这些刻板印象容易导致单亲孩子内化这些负面印象,甚至因此而表现出回避、敌意等更多消极行为。




另外,中国本身又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国情,对于完整家庭的高度依赖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多数人都倾向于相信:父母共同抚养长大的小孩才是健康、正常、可靠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单亲孩子由于家庭成员的缺失,就更容易被公众预设为不正常的“野孩子”。

所以对很多单亲孩子来说,成长的过程似乎总是不得不与一些伤人的话做斗争。而他人善意的“关爱”,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额外伤害。
 
单亲家庭≠心理问题




单亲家庭的孩子,真的像很多人所说“存在心理问题”么?我们先来看几个结论。




首先,单亲孩子的幸福程度,也许并不比完整家庭的孩子少。




大多数人认为,孩子在破碎的家庭中很可能会不快乐,但一项研究却发现:单亲并不会影响孩子的幸福感。




NatCen Research的研究人员曾调查过12,877名7岁儿童的家庭,每个孩子都被问到“你多久感到快乐一次?”结果显示,36%的单亲孩子总是很开心,64%的单亲孩子觉得他们有时很开心——




有趣的是,在完整家庭孩子的回答中,研究者得到了完全相同的数据。




真正影响孩子幸福感的,往往是家庭关系的质量,而非家庭成员的数量。在不同家庭结构的对比中,无论是传统双亲家庭、重组家庭,还是单亲家庭,所有的孩子都展示出了相同程度的幸福感。




同样地,剑桥大学的Susan Golombok指出,单亲家庭与完整家庭中的温暖、冲突、压力、孩子的幸福水平等等没有显著的差异。
 
其次,对于孩子的人格塑造,单亲环境也许并没有多大影响。




斐济大学的一名学者借助大五人格特质,探讨单亲教育对孩子人格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5种人格特质中,会受到单亲家庭影响的只有“好奇、负责、开展对话”三种,其他22种都与单亲家庭毫无关系。




也就是说,单亲教育的确会对孩子的人格特质产生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大——即使是完整家庭的孩子,人格特质也会受到家庭影响,这都是正常的范畴。




正如社会学家的调查,单亲孩子能否形成健全的人格,很大程度仍然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即使在中国,单亲孩子也并没有比拥有完整家庭的孩子表现更差。




根据2010、2012、2014年的三期国内少儿数据显示,在学业、心理和行为特质、社会交往、越轨行为、恋爱关系和态度等等重要的少儿发展指标上,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并没有显示出更明显的劣势;




再看另一些指标,如上辅导班、学习压力、考入重点学校的可能性、教育期望.....这些方面,单亲家庭的子女甚至比完整家庭子女“更多的投入”或者“表现更好”。

原因就在于,父母婚姻完整的家庭未必等同于给子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即便在完整家庭中,父母之间频繁的争吵对孩子诸多方面有更明确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社会中仍然有较多人持“为了孩子,父母即使婚姻不幸福也不应该离婚”的态度,但事实上,父母之间冲突频繁的不幸婚姻也许比离婚对子女的伤害更大。

所以啊,单亲家庭的孩子,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不正常。
 
摘掉有色眼镜吧

再讲个小故事。在台湾有一对姐妹,她们有各自的生活,与不同的伙伴交往,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形成了互不相同的个性,而且她们的父母已经分开将近二十年。




现在呢,姐妹两人形成了差别很大的生活方式,比如姐姐喜欢一个人逛街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出国旅行,而妹妹喜欢约上很多朋友一起玩耍。




然后,当外人得知她们单亲家庭的背景,就开始把她们的生活方式归因于“单亲家庭造成的结果”:姐姐是因为长期单亲不得不养成独立的个性,妹妹是缺少一位至亲所以缺乏安全感。

你看,分析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但再认真想想,这不就是硬和家庭挂钩么?




人的成长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全部归因于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推断。单亲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心理状态。单亲的孩子又有什么错呢?想想看,对于单亲孩子的偏见、刻板印象、特殊对待,就像枷锁一样被强加在他们的身上,这样的伤害又该有多大?




就像那对台湾姐妹所说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独立,还是喜欢腻着别人生活。问题是,若一个人出身在一夫一妻的“正常”家庭,不管家庭中是否潜在着暴力、财务危机,或者种种情绪上的困难,只要他的父母没有离婚,那么他在表达自我时,就不用面对这样无理的连结。人们会从其他生活层面做理解,而不会绕着他的家庭大做文章。”




对单亲孩子的最大善意,恰恰是撕掉他们身上刻板的标签,像对待每一个普通人一样去对待他们。
 
作为单亲孩子,

又要如何对抗一些“标签”?




尽管我们都希望单亲孩子得到正常对待,但难免会有好事之人来“指点江山”。




那么作为一个单亲孩子,你能做些什么去保护自己?




1. 你有权利选择是否接受他人的建议。




当你认为你的个人边界受到侵犯,或是内心受到伤害,请守护好自己的个人边界。如果你不愿意和不相关的路人发生冲突,至少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比如:“请不要不断给我扣上单亲家庭的帽子。”




设定清晰的个人边界,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2. 也许,你并不需要过于关注自己“单亲家庭”的背景




首先你要告诉自己:单亲没什么大不了,它不是你身上的一个标签。“单亲”这件事,就像“有一只眼睛近视”一样,它不能定义你,它只是构成“你”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已。




这样想想,他人关于“单亲”的评论、看法就不会再像刺耳的尖叫一样伤害你了。你大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在现有的的资源里,活出最大的可能。




只要是人,就会被贴上各种“标签”。但很多时候,“标签”是为了帮我们更好的“认识”,而不是“判断”。
 

伴侣向你道歉时,该不该反问「你错哪了」?

情感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0 次浏览 • 2019-01-20 13:38 • 来自相关话题

在伴侣向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会直接接受对方的道歉。正如题主所说的那样,有些人会反问对方到底错在何处,一定要等到对方提出自己能够接受的理由才肯罢休。那么,这样的回复究竟“好不好”呢?

这种情况下的反问可能代表什么?有什么后果?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样的回复方式究竟正确与否(因为需要据情况而定)。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双方沟通的时候发出反问是很容易引发对方的愤怒或不满的。

这是因为,首先,发出反问往往说明发问方内心已经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汉语知识词典》中对于“反问”这一条的解释为:“用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无需回答,答案寓于问语的反面。”

也就是说,如果发出反问,通常已经预设了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是发问者的猜测,并不一定是回答者自身的意思。在这个语境里,反问“你错哪了”往往带有“我认为你并不是在诚恳的道歉”、“我不认为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意思。这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沟通错误——用自己的猜测代替对方的真实想法,很容易引发对方的反抗“我并不是这样想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

与此同时,反问这种方式也会把发问方的激烈情绪传递给回答者,令回答者感受到同等或是更为激烈的情绪。《词典》也指出,“反问能够加强语势,表示强烈的感情,激发别人,引起别人深思。”情绪可以在沟通的双方当中当中传递。

也就是说,如果发问方带有愤怒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也很容易会传递给回答方。在这里,询问“你错哪了”当中显然含有攻击性,导致双方陷入负面情绪的相互作用(negative affect

reciprocity)模式,来回不断的传递愤怒情绪。而当反问激发起对方的愤怒和不满时,便十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心理学研究证明,情绪确实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宣泄情绪有时候还会同时伤害自己和对方。人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容易做出负面的、不当的回应。在不良情绪的影响下,沟通中的双方会无法集中精力找到问题的根源,更不用说解决办法了。

激起对方的愤怒与不满也不利于之后关系的发展。双方或者会陷入互相责备和咒骂中,总是希望证明自己才是对的,对方是不对的;或者一方在忙着批判与愤怒,另一方则忙着“进入防御模式”,忙着否认指责,从而停止了倾听。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伴侣双方的沟通都是无效的,都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异化感,互相都不认为自己能够被“懂得”。久而久之,这可能会造成关系中新的裂痕,甚至导致这一段关系的最终失败。

那么如果对方已经向我们表示了歉意,我们应当如何去处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判断的是,对方的道歉为什么会使得我们感到如此的愤怒。Ta 是不是真的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在何处呢?

事实上,道歉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承认了错误,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个“坏人”。也有一些人出于不想感到内疚的原因,很难卸下防御,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过错。另外一些人则害怕道歉,认为即便道歉也没有用,对方不会原谅自己的。这些都有可能使得他们的道歉显得没有那么真心实意。

如果你接受道歉的前提在于对方真心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你就需要判断,对方的道歉到底是否是真诚的。其实,通过对方道歉的语句和方式,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真诚,是不是对我们真的感同身受。

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Jennifer Robbennolt 做了一项研究,让被试面对假想的情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路上撞伤了一个步行的人。然后给被试提供两种骑自行车的人的道歉方式,让他们判断作为受伤的一方会不会接受道歉。

第一种道歉的方式是:我真的很抱歉让你受伤了。这次事故完全是我的责任,是我骑得太快了,没有仔细看路。

第二种道歉的方式是:很抱歉让你受伤了,我真心希望你能很快好起来。

结果是,73%的人都觉得第一种道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充分表露出了悔恨和遗憾,并且勇于将责任归在自己身上;而只有 35%的人认为第二种道歉会被接受,他们觉得这样的道歉由于缺乏真诚的共情,比不道歉还要糟糕。

如果你在对方的回答中感受不到共情,觉得对方没有从你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那么,Ta 大概率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然而,即便是对方并没有真心的道歉,我们也应该改善自己表达愤怒的方式,充满善意的告诉对方自己是否接受对方的道歉。“善意并不意味着不表达愤怒,而是要选择正确表达愤怒的方式。你可以直接向你的伴侣投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受伤和愤怒——而后者才是更友好的方式。”Gottman 说。

比如,同样是面对另一半因为总是迟到而发出的“不真心”道歉,不带善意的伴侣可能会说,“你自己想想你为什么会迟到吧。难道你连准时这点小事都办不到吗?”而充满善意的伴侣则会说,“指出你迟到的问题,我也感觉很不好。而且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错。但你又一次迟到确实很让我恼火。”

此外,你还需要对自己伴侣的行为意图做宽容的猜测和解读。当你面对伴侣的错误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从正面来理解对方的行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令人愤怒的事情可能在 Ta 看来并不会引起你的不满。成功的伴侣会从善意的角度去解读对方的动机,即便对方做了一件会引起自己不满的事情,只要 Ta 的本意是在努力,成功的伴侣就也会欣赏。这就鼓励了对方继续尝试。

当然,善意的解读绝不代表没有底线的退让。如果你的伴侣做了一件你在关系中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deal breaker”),而且完全没有丝毫悔意的话,那么,你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了。

当处于一段婚姻或长期亲密关系中时,我们势必会面临压力,会发生冲突。不同的是,一些人懒得在关系中做出努力,那些琐碎的抱怨积累起来,终有一天将他们分开;而另一些人则选择用善意去对待对方,并且不断提升双方在细节上的沟通。

那些真正能够一起过上很久的伴侣,不是在忍耐对方,而是真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他们之所以能够牢牢联结在一起,正是因为在每个可能可以选择猜疑的小瞬间里,他们都选择了用善意去揣测和对待。

希望回答能够给需要处理伴侣间冲突的读者以启发。 查看全部
在伴侣向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会直接接受对方的道歉。正如题主所说的那样,有些人会反问对方到底错在何处,一定要等到对方提出自己能够接受的理由才肯罢休。那么,这样的回复究竟“好不好”呢?

这种情况下的反问可能代表什么?有什么后果?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样的回复方式究竟正确与否(因为需要据情况而定)。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双方沟通的时候发出反问是很容易引发对方的愤怒或不满的。

这是因为,首先,发出反问往往说明发问方内心已经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汉语知识词典》中对于“反问”这一条的解释为:“用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无需回答,答案寓于问语的反面。”

也就是说,如果发出反问,通常已经预设了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是发问者的猜测,并不一定是回答者自身的意思。在这个语境里,反问“你错哪了”往往带有“我认为你并不是在诚恳的道歉”、“我不认为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意思。这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沟通错误——用自己的猜测代替对方的真实想法,很容易引发对方的反抗“我并不是这样想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

与此同时,反问这种方式也会把发问方的激烈情绪传递给回答者,令回答者感受到同等或是更为激烈的情绪。《词典》也指出,“反问能够加强语势,表示强烈的感情,激发别人,引起别人深思。”情绪可以在沟通的双方当中当中传递。

也就是说,如果发问方带有愤怒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也很容易会传递给回答方。在这里,询问“你错哪了”当中显然含有攻击性,导致双方陷入负面情绪的相互作用(negative affect

reciprocity)模式,来回不断的传递愤怒情绪。而当反问激发起对方的愤怒和不满时,便十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心理学研究证明,情绪确实会影响人的判断力,宣泄情绪有时候还会同时伤害自己和对方。人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容易做出负面的、不当的回应。在不良情绪的影响下,沟通中的双方会无法集中精力找到问题的根源,更不用说解决办法了。

激起对方的愤怒与不满也不利于之后关系的发展。双方或者会陷入互相责备和咒骂中,总是希望证明自己才是对的,对方是不对的;或者一方在忙着批判与愤怒,另一方则忙着“进入防御模式”,忙着否认指责,从而停止了倾听。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伴侣双方的沟通都是无效的,都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异化感,互相都不认为自己能够被“懂得”。久而久之,这可能会造成关系中新的裂痕,甚至导致这一段关系的最终失败。

那么如果对方已经向我们表示了歉意,我们应当如何去处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判断的是,对方的道歉为什么会使得我们感到如此的愤怒。Ta 是不是真的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在何处呢?

事实上,道歉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承认了错误,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个“坏人”。也有一些人出于不想感到内疚的原因,很难卸下防御,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过错。另外一些人则害怕道歉,认为即便道歉也没有用,对方不会原谅自己的。这些都有可能使得他们的道歉显得没有那么真心实意。

如果你接受道歉的前提在于对方真心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你就需要判断,对方的道歉到底是否是真诚的。其实,通过对方道歉的语句和方式,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真诚,是不是对我们真的感同身受。

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Jennifer Robbennolt 做了一项研究,让被试面对假想的情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路上撞伤了一个步行的人。然后给被试提供两种骑自行车的人的道歉方式,让他们判断作为受伤的一方会不会接受道歉。

第一种道歉的方式是:我真的很抱歉让你受伤了。这次事故完全是我的责任,是我骑得太快了,没有仔细看路。

第二种道歉的方式是:很抱歉让你受伤了,我真心希望你能很快好起来。

结果是,73%的人都觉得第一种道歉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充分表露出了悔恨和遗憾,并且勇于将责任归在自己身上;而只有 35%的人认为第二种道歉会被接受,他们觉得这样的道歉由于缺乏真诚的共情,比不道歉还要糟糕。

如果你在对方的回答中感受不到共情,觉得对方没有从你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那么,Ta 大概率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然而,即便是对方并没有真心的道歉,我们也应该改善自己表达愤怒的方式,充满善意的告诉对方自己是否接受对方的道歉。“善意并不意味着不表达愤怒,而是要选择正确表达愤怒的方式。你可以直接向你的伴侣投枪,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受伤和愤怒——而后者才是更友好的方式。”Gottman 说。

比如,同样是面对另一半因为总是迟到而发出的“不真心”道歉,不带善意的伴侣可能会说,“你自己想想你为什么会迟到吧。难道你连准时这点小事都办不到吗?”而充满善意的伴侣则会说,“指出你迟到的问题,我也感觉很不好。而且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错。但你又一次迟到确实很让我恼火。”

此外,你还需要对自己伴侣的行为意图做宽容的猜测和解读。当你面对伴侣的错误的时候,要尽可能的从正面来理解对方的行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令人愤怒的事情可能在 Ta 看来并不会引起你的不满。成功的伴侣会从善意的角度去解读对方的动机,即便对方做了一件会引起自己不满的事情,只要 Ta 的本意是在努力,成功的伴侣就也会欣赏。这就鼓励了对方继续尝试。

当然,善意的解读绝不代表没有底线的退让。如果你的伴侣做了一件你在关系中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deal breaker”),而且完全没有丝毫悔意的话,那么,你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了。

当处于一段婚姻或长期亲密关系中时,我们势必会面临压力,会发生冲突。不同的是,一些人懒得在关系中做出努力,那些琐碎的抱怨积累起来,终有一天将他们分开;而另一些人则选择用善意去对待对方,并且不断提升双方在细节上的沟通。

那些真正能够一起过上很久的伴侣,不是在忍耐对方,而是真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他们之所以能够牢牢联结在一起,正是因为在每个可能可以选择猜疑的小瞬间里,他们都选择了用善意去揣测和对待。

希望回答能够给需要处理伴侣间冲突的读者以启发。

本命年的红内衣

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1 次浏览 • 2019-01-04 09:53 • 来自相关话题

认识我的人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从不爱穿红戴绿,示人的衣服多素色,以灰蓝色为主。留着短发,又表情严肃,不太爱笑,于是,在很多陌生的公共场合,有人把我误会成男人。

前几日又一次,在一个音乐厅看交响乐,中场休息时,有点儿内急,我走到女厕门口,见人多,也就顺势站在其他女人身后排队等待。一群女人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即使在厕所门口。我有意无意地听着她们在说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衣服好看。我想了想,都不以为然。女人上厕所的时间比较拖延,好一阵儿队伍没挪动。她们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有人扭了头,惊诧地看着我。一个女人对我说:男厕所在那边。那里不用排队。果然,旁边男厕门洞大开,里外没有男人踪迹。我笑了笑,明白了那女人的话,说:我是女人。她愣了愣,脸上立刻浮出抱歉的表情,说:不好意思,我把你看成男的了。我说:没关系。我以为,在看音乐会时,很多人变得温和起来。

前日,去市场购物,突然发现在很多卖内衣的摊位上多了红色,它们是红背心、红短裤、红秋衣和秋裤,凌空拴着的绳子上还搭着一束束红裤带。这红色,提醒着人们,快过大年了。

对我的提醒则是:我的又一个本命年到了。

人的一生,大约要过几个本命年。十二岁、二十四岁、三十六岁、四十八岁、六十岁……都属本命年。怎么过本命年,在民间有很多讲究和说法,以为不重视它,不讲忌讳,怕是会有诸多不吉利的事情发生。据说,红衣服可以辟邪,过年时穿了它能消灾避难。

我买了全套的红内衣。

回到家,我把红内衣都清洗了一遍,挂在阳台的晾衣架上。坐在屋里的沙发上,一侧脸,就被阳光辉映的红色晃了眼。在红色的旁边,还挂在灰色和黑色的上衣和裤子。

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我想起了自己三十六岁的本名年,那时母亲还在世。

我的母亲一生不善女红,但在那年,她却亲手缝制了一条红裤衩,给我送来,把它又肥又大地展现在我面前。她说:你一定要穿!穿了,就能平安一年。我说:它太肥了,穿在里面不舒服。她说:那你起码也要在正月里穿一穿。到了夏天当群裤穿在外面。我没再说什么。我本不爱着红色,实在想象不出我单穿了那肥大的红裤衩是什么形象,是什么感觉。

当然,那年我听了母亲的话,过年时穿了那条红裤衩。因为那时我想到了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份。对于年过古稀的父母和幼小的女儿而言,我有点儿像他们需要的阳光空气水源食物等等,很重要。我得帮着年迈的父母买米买面买电买煤气,带他们去医院看病,在他们做手术时签字,代他们领工资,逢年过节时送一份他们期盼的礼物……倘若我三五天没去看望他们,他们会不分时间地打电话来。有一次半夜三更的电话铃声大作,我从睡梦中惊醒,接了电话,听到父亲从那面只说了一句话:你,明天,到我们这里来一趟。然后电话就挂了。第二天,我坐在父母的面前,足足听他们唠叨了一上午。他们所说的话,几年前就开始唠叨了。女儿尚小,有更多的事需要我。她自小不能穿皮革鞋,尤其是夏天,出汗,过敏,起皮疹,而纯布制造的凉鞋在这小城又难以买到。于是,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袼褙、搓麻绳、纳鞋底、绗边锁缝……做出一双双布凉鞋,以保证她的一双小脚丫光洁如玉。我要带女儿春天时去郊外踏青,夏天时去树林里采蘑菇,秋天时去田野里选择美丽的草,冬天时在院里堆雪人。哦,还有夜晚入睡前要给她讲故事。

有时候,一个人的重要性,由他人来决定。

而今,我只能自己给自己买红内衣。

我很怀念那条红裤衩。

父母去世后,我突然觉得头顶上空空荡荡,少了一块遮阳的云,少了一片挡雨的瓦,它是那么无以描述的空旷。

有老一辈人存在,自己就永远是个孩子,这感觉,此生不再有了。

傍晚时,晾晒的红内衣都干了。我一一收回来,一件件地叠板正,捧起来,捂在脸上,闻到了阳光的味道。

太阳照常升起,我将享受阳光。

我想象着大年三十的晚上穿红内衣时的情形,它应该充满喜悦,为新的一年。 查看全部
认识我的人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从不爱穿红戴绿,示人的衣服多素色,以灰蓝色为主。留着短发,又表情严肃,不太爱笑,于是,在很多陌生的公共场合,有人把我误会成男人。

前几日又一次,在一个音乐厅看交响乐,中场休息时,有点儿内急,我走到女厕门口,见人多,也就顺势站在其他女人身后排队等待。一群女人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即使在厕所门口。我有意无意地听着她们在说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衣服好看。我想了想,都不以为然。女人上厕所的时间比较拖延,好一阵儿队伍没挪动。她们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有人扭了头,惊诧地看着我。一个女人对我说:男厕所在那边。那里不用排队。果然,旁边男厕门洞大开,里外没有男人踪迹。我笑了笑,明白了那女人的话,说:我是女人。她愣了愣,脸上立刻浮出抱歉的表情,说:不好意思,我把你看成男的了。我说:没关系。我以为,在看音乐会时,很多人变得温和起来。

前日,去市场购物,突然发现在很多卖内衣的摊位上多了红色,它们是红背心、红短裤、红秋衣和秋裤,凌空拴着的绳子上还搭着一束束红裤带。这红色,提醒着人们,快过大年了。

对我的提醒则是:我的又一个本命年到了。

人的一生,大约要过几个本命年。十二岁、二十四岁、三十六岁、四十八岁、六十岁……都属本命年。怎么过本命年,在民间有很多讲究和说法,以为不重视它,不讲忌讳,怕是会有诸多不吉利的事情发生。据说,红衣服可以辟邪,过年时穿了它能消灾避难。

我买了全套的红内衣。

回到家,我把红内衣都清洗了一遍,挂在阳台的晾衣架上。坐在屋里的沙发上,一侧脸,就被阳光辉映的红色晃了眼。在红色的旁边,还挂在灰色和黑色的上衣和裤子。

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我想起了自己三十六岁的本名年,那时母亲还在世。

我的母亲一生不善女红,但在那年,她却亲手缝制了一条红裤衩,给我送来,把它又肥又大地展现在我面前。她说:你一定要穿!穿了,就能平安一年。我说:它太肥了,穿在里面不舒服。她说:那你起码也要在正月里穿一穿。到了夏天当群裤穿在外面。我没再说什么。我本不爱着红色,实在想象不出我单穿了那肥大的红裤衩是什么形象,是什么感觉。

当然,那年我听了母亲的话,过年时穿了那条红裤衩。因为那时我想到了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份。对于年过古稀的父母和幼小的女儿而言,我有点儿像他们需要的阳光空气水源食物等等,很重要。我得帮着年迈的父母买米买面买电买煤气,带他们去医院看病,在他们做手术时签字,代他们领工资,逢年过节时送一份他们期盼的礼物……倘若我三五天没去看望他们,他们会不分时间地打电话来。有一次半夜三更的电话铃声大作,我从睡梦中惊醒,接了电话,听到父亲从那面只说了一句话:你,明天,到我们这里来一趟。然后电话就挂了。第二天,我坐在父母的面前,足足听他们唠叨了一上午。他们所说的话,几年前就开始唠叨了。女儿尚小,有更多的事需要我。她自小不能穿皮革鞋,尤其是夏天,出汗,过敏,起皮疹,而纯布制造的凉鞋在这小城又难以买到。于是,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袼褙、搓麻绳、纳鞋底、绗边锁缝……做出一双双布凉鞋,以保证她的一双小脚丫光洁如玉。我要带女儿春天时去郊外踏青,夏天时去树林里采蘑菇,秋天时去田野里选择美丽的草,冬天时在院里堆雪人。哦,还有夜晚入睡前要给她讲故事。

有时候,一个人的重要性,由他人来决定。

而今,我只能自己给自己买红内衣。

我很怀念那条红裤衩。

父母去世后,我突然觉得头顶上空空荡荡,少了一块遮阳的云,少了一片挡雨的瓦,它是那么无以描述的空旷。

有老一辈人存在,自己就永远是个孩子,这感觉,此生不再有了。

傍晚时,晾晒的红内衣都干了。我一一收回来,一件件地叠板正,捧起来,捂在脸上,闻到了阳光的味道。

太阳照常升起,我将享受阳光。

我想象着大年三十的晚上穿红内衣时的情形,它应该充满喜悦,为新的一年。

为什么男生不愿意追女生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别无选择

情感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5 次浏览 • 2019-01-02 10:20 • 来自相关话题

当一个男孩纸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觉得是他过往的个人经历导致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一群男孩纸都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将其看作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并去分析它。而如果站在国家层面,当社会中结婚率和出生率肉眼可见地降低,单身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就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予以适当方式应对的。

而“为什么这几年男生都不愿意去追女生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用以上各种层面进行理解,比如站在微观的个体角度,它可能意味着一段段个人经历组成的追女生不成的血泪史。站在社会群体的角度,它可能体现着这一代年轻人全新的婚恋观与生活态度。而我试图站在一个最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它事实上体现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代社会病理。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社会病理呢?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概念上的抽象界定,即“恋爱”,“情感”以至于“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男孩纸为什么会有想去追女孩纸或者男孩纸的冲动呢?很明显不仅仅只是因为“性”,因为如果只是为了那三秒至个把小时的快感我们大可以买春或者约的方式搞定,没必要展开一段恋爱关系。我个人采取的理解方式是,人会想着去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是组成家庭更多的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所谓“人的社会再生产”并不仅仅只是指的去造小人,虽然这是社会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社会再生产同时也指的是人再一次地重新生产自我,即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实现了以前仅凭一己之力实现不了的自我,达成了通过互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出了全新的,更好的自己。而正是这种社会中的再生产需要(一是生产小孩,二是生产全新的自我),人们才会想着去恋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男孩纸甚至女孩纸都开始不愿意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尝试了呢?并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突然间变了。更准确的说,出问题的并不是人,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有再生产部门,就肯定有生产部门,而社会的生产指的是物或商品的生产。而现代社会恰好也是这么一个社会生产极度发达的时代,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成就。而正是因为社会生产部门过于发达,使得它开始侵入并蚕食了再生产部门 (Fraser, Jaeggi: 2018)。而之所以男孩不再愿意去追求女生,这很大程度就是社会生产部门蚕食社会再生产部门的一个集中表现。

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太抽象,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社会生产部门侵入再生产部门的方式有两种。首先便是通过生产出来的文化消费品左右着人们进行再生产的意愿。比如说主要是提供给女性的霸道总裁偶像剧或者青春疼痛文学。当女性们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她们对于恋爱和亲密关系的 schema 实际上已经被这些产品给塑型了,而很明显没有几个现实中的男生会是这种霸道总裁或者纯情幼驯染,结果便是女生们吃着偶像剧和快餐爱情小说中的糖时,已经给现实中的男性们判了个死缓了。而在男性方面,各种游戏,动漫甚至成人影片中的各种奶子大腿同样也给男生关于女性的 schema 定了型,令他们可能更愿意通过购买这些文化产品和“虚拟老婆”的方式达到情感的满足而不是去和现实中的女生谈恋爱。毕竟现实中男生们,哪个会有机会真在现实中碰到身材劲爆如峰不二子,性格软萌如血小板,病娇猎奇如时崎狂三的妹子呢?

社会生产部门对于再生产部门的侵入的第二种方式,便是人们开始习惯性地使用生产的逻辑来处理再生产的问题了。什么意思呢?“生产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运用最小的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回报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市场之中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去遵守和利用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经济人”式的思维进入到了再生产部门,结果就不太一样了。谈恋爱和发展亲密关系在现代人眼里不再是自我再生产,再塑造的一个过程,而是追逐消费和享受在人际关系中的延伸。追女生所花的精力和金钱成为了一种投资,男生们渴望的式这笔投资最终一定要有收益。甚至对于这种收益的等待时间都不宜过长,短线的快速收益最好。所谓女生觉得怎么男生追到一半不追了其实就是男生不想玩长线操作选择割肉止损的一个体现。而在这种“经济人”思维下的情感之中,要是只图为爱付出不求回报便会被归为“舔狗”和“自我感动”。同样在女生那,只要吊着男生便有各种礼物或者约会作为收益的话,如此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不是傻吗?如此一来更加加重了男性需要在发展感情中的投入,也就愈发抑制男生投入感情的意愿。毕竟有那么多别的投资回报率更大,为什么要投资感情呢?结果便是,当大家都用一种做生意的眼光看待感情时,感情这种操作周期长,回报率堪忧的“项目”天然就不适合投资,至于结婚生子?拜托这种稳赔不赚的事情谁爱做谁做。于是,现代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正式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这是理性的“经济人”几乎必然的选择。

当然,我接下来并不是要批判说什么“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啊,或者是唱一段《从前慢》宣扬还是过去好因为“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因为我们祖辈之所以更多的选择“长相思守”其实也是社会逼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一生投入到一个人身上。而事实上,现代社会发达的社会生产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愉悦是实打实的,是长相思守的老一辈无法享受到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这种发达的社会生产对于再生产部门的入侵和蚕食以及导致的诸如男生渐渐不愿意去追求女生了的后果仍然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危害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再生产的良好运作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石和前提,因为没有各式各样存在着的人的话,产品不仅生产不出来也会卖不出去。但是,社会生产的侵蚀作用相当于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而当社会再生产彻底难以为继的时候,社会生产又该如何继续呢?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高单身率,高离婚率便是警钟。

综上,“男生为什么不再愿意追求女生了”的原因并不能单一地归结为男生或者女生地问题,它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疾病症状。没有哪个女生天生就会憧憬高富帅从天而降,也没有哪个男生天生就只想对着奶子大腿门特,只是生活在这样地社会中我们都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 Polity, Cambridge and Medford, MA, 2018 查看全部
当一个男孩纸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觉得是他过往的个人经历导致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当一群男孩纸都不想再追女生了,那么我们会将其看作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并去分析它。而如果站在国家层面,当社会中结婚率和出生率肉眼可见地降低,单身的个体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这就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予以适当方式应对的。

而“为什么这几年男生都不愿意去追女生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用以上各种层面进行理解,比如站在微观的个体角度,它可能意味着一段段个人经历组成的追女生不成的血泪史。站在社会群体的角度,它可能体现着这一代年轻人全新的婚恋观与生活态度。而我试图站在一个最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它事实上体现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现代社会病理。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社会病理呢?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概念上的抽象界定,即“恋爱”,“情感”以至于“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男孩纸为什么会有想去追女孩纸或者男孩纸的冲动呢?很明显不仅仅只是因为“性”,因为如果只是为了那三秒至个把小时的快感我们大可以买春或者约的方式搞定,没必要展开一段恋爱关系。我个人采取的理解方式是,人会想着去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是组成家庭更多的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所谓“人的社会再生产”并不仅仅只是指的去造小人,虽然这是社会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社会再生产同时也指的是人再一次地重新生产自我,即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实现了以前仅凭一己之力实现不了的自我,达成了通过互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出了全新的,更好的自己。而正是这种社会中的再生产需要(一是生产小孩,二是生产全新的自我),人们才会想着去恋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男孩纸甚至女孩纸都开始不愿意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尝试了呢?并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突然间变了。更准确的说,出问题的并不是人,而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有再生产部门,就肯定有生产部门,而社会的生产指的是物或商品的生产。而现代社会恰好也是这么一个社会生产极度发达的时代,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成就。而正是因为社会生产部门过于发达,使得它开始侵入并蚕食了再生产部门 (Fraser, Jaeggi: 2018)。而之所以男孩不再愿意去追求女生,这很大程度就是社会生产部门蚕食社会再生产部门的一个集中表现。

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太抽象,我下面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社会生产部门侵入再生产部门的方式有两种。首先便是通过生产出来的文化消费品左右着人们进行再生产的意愿。比如说主要是提供给女性的霸道总裁偶像剧或者青春疼痛文学。当女性们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她们对于恋爱和亲密关系的 schema 实际上已经被这些产品给塑型了,而很明显没有几个现实中的男生会是这种霸道总裁或者纯情幼驯染,结果便是女生们吃着偶像剧和快餐爱情小说中的糖时,已经给现实中的男性们判了个死缓了。而在男性方面,各种游戏,动漫甚至成人影片中的各种奶子大腿同样也给男生关于女性的 schema 定了型,令他们可能更愿意通过购买这些文化产品和“虚拟老婆”的方式达到情感的满足而不是去和现实中的女生谈恋爱。毕竟现实中男生们,哪个会有机会真在现实中碰到身材劲爆如峰不二子,性格软萌如血小板,病娇猎奇如时崎狂三的妹子呢?

社会生产部门对于再生产部门的侵入的第二种方式,便是人们开始习惯性地使用生产的逻辑来处理再生产的问题了。什么意思呢?“生产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运用最小的成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回报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市场之中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去遵守和利用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经济人”式的思维进入到了再生产部门,结果就不太一样了。谈恋爱和发展亲密关系在现代人眼里不再是自我再生产,再塑造的一个过程,而是追逐消费和享受在人际关系中的延伸。追女生所花的精力和金钱成为了一种投资,男生们渴望的式这笔投资最终一定要有收益。甚至对于这种收益的等待时间都不宜过长,短线的快速收益最好。所谓女生觉得怎么男生追到一半不追了其实就是男生不想玩长线操作选择割肉止损的一个体现。而在这种“经济人”思维下的情感之中,要是只图为爱付出不求回报便会被归为“舔狗”和“自我感动”。同样在女生那,只要吊着男生便有各种礼物或者约会作为收益的话,如此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不是傻吗?如此一来更加加重了男性需要在发展感情中的投入,也就愈发抑制男生投入感情的意愿。毕竟有那么多别的投资回报率更大,为什么要投资感情呢?结果便是,当大家都用一种做生意的眼光看待感情时,感情这种操作周期长,回报率堪忧的“项目”天然就不适合投资,至于结婚生子?拜托这种稳赔不赚的事情谁爱做谁做。于是,现代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正式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中,这是理性的“经济人”几乎必然的选择。

当然,我接下来并不是要批判说什么“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啊,或者是唱一段《从前慢》宣扬还是过去好因为“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因为我们祖辈之所以更多的选择“长相思守”其实也是社会逼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一生投入到一个人身上。而事实上,现代社会发达的社会生产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愉悦是实打实的,是长相思守的老一辈无法享受到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这种发达的社会生产对于再生产部门的入侵和蚕食以及导致的诸如男生渐渐不愿意去追求女生了的后果仍然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为它最终一定会危害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因为我们知道社会再生产的良好运作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石和前提,因为没有各式各样存在着的人的话,产品不仅生产不出来也会卖不出去。但是,社会生产的侵蚀作用相当于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而当社会再生产彻底难以为继的时候,社会生产又该如何继续呢?低结婚率,低生育率和高单身率,高离婚率便是警钟。

综上,“男生为什么不再愿意追求女生了”的原因并不能单一地归结为男生或者女生地问题,它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社会疾病症状。没有哪个女生天生就会憧憬高富帅从天而降,也没有哪个男生天生就只想对着奶子大腿门特,只是生活在这样地社会中我们都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 Polity, Cambridge and Medford, MA, 2018

我讨厌父母,直到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创伤

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1 次浏览 • 2019-01-02 09:54 • 来自相关话题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APA, D. (1994). Statistical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

Davidson, A. C., & Mellor, D. J. (2001). Theadjustment of children of Australian Vietnam veterans: is there evidence for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effects of war-relatedtraum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5(3),345-351.

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Harkness, L. L. (1993). 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 of war-relate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raumaticstress syndromes (pp. 635-643). Springer US.

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查看全部
“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 (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指的是通过 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 3 倍(Fossion, 2003)。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 1994)。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1966-1976),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还可能经历了十年内战(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 50-70 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直接的、具体的创伤传递(即父母在创伤后的精神症状直接导致孩子的精神症状,比如两代人都表现出 PTSD 的症状),发展到间接的、非具体的创伤传递(即创伤事件影响了第一代人的认知、情感,影响了他们作为父母 / 长辈的功能,进而影响到孩子的精神健康)(Kellermann, 2001)。

精神分析师 Plaenkers(2014)认为,集体性事件引发的代际创伤的特点是,那些无法想象、无法承受的创伤从个体记忆中消失了,经历者试图掩盖和忘记它们;它们也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往往在一段时间以后不再被主流所谈论。但它们仍然存在于个体的无意识中,通过教养模式、沟通方式,通过上一代人的“言传身教”来向幸存者的后代传递。Albeck(1994)形容说,代际创伤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就仿佛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没有伤口的疤痕”。

第一代的幸存者对后代的沟通和教养方式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 对创伤的过度沉默或者过度分享

在和后代沟通的过程中,上一代人对于创伤经历有两种典型的处理方式,即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它们都是不健康的。

a. 过度沉默:

在创伤的第一代承受者中,很多人会努力让自己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将这些记忆隔离起来,并压抑自己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几乎不向他人提起(Harkness, 1993)。

比如,在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父母会不再提起战争时期的事情,孩子也会不去问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感觉到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Tatlow, 2016)。尽管如此,后代仍然会感受到那些被父母压抑着的痛苦、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他们不会直接询问,但会去努力猜测上一代人的感受,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拼凑一个故事的原貌。在中国,经历过贫穷和迫害的家庭也会有类似的表现。

b. 过度分享:

与过度沉默相对应的另一种极端的沟通方式,是上一代人会以不恰当的方式去反复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方面可能会令他们的后代感到恐怖和害怕,产生一些歪曲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这些经历的讲述也会造成冲击,因为它们和后代所处的环境、经历的人生是如此不同。比如,经历过饥荒的上一辈人可能会经常和孩子说这样的话:“现在你经历的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根本不能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或者,“我们小时候只能吃树皮,一家人都在饿肚子,现在你能吃上肉就应该很满足了,不要挑食”。

类似的频繁表述很难被辩驳,它们有可能会导致过于严苛的教养方式,比如幸存者会以与自己相同或类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后代,并不符合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可能会否认孩子现在所经历的挫折和创伤,认为这些不值一提,使孩子产生怀疑感、被否定感。同时,也使得他们彼此都固守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处境中,很难真正地相互理解,从而影响代际间的情感联系。

2. 过度控制

通过对美国老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都发现,幸存者的教养方式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过度控制。他们会突出表现为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或溺爱,以及过度苛求,比如制定严格的规范和严酷的惩罚等等,这都使得后代很难完全地脱离父母或长辈而独立(Kellermann, 2001)。

Tomas Plaenkers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行中国文革的心理创伤研究,他认为,文革所造成的集体创伤,使得经历过它的人们怀有极度的不安全感,他们用一种充满担忧的方式生活,怀有巨大的成功压力,执着于努力奋斗,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成功来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无助,更少地受到统治者或社会环境的影响(Tatlow, 2016)。

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对于成功的要求。这一方面可能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即由于过于强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忽视下一代的情感需求;也有可能导致虐待,比如对孩子施以家庭暴力。

3.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规范和信念

社会学习论认为,孩子在照料者的照顾中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父母的照料行为中习得社会角色,从父母的身上观察、模仿和学习社会规范和信念。与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地传递不同,这种传递是有意识地进行的(Kellermann, 2001)。

大规模的集体创伤事件,会使得第一代人形成一些坚定的扭曲信念,进而传递到后代身上。比如,经历过大屠杀、政治运动的人会倾向于不信任他人,他们会把这种价值观不断地灌输给后代,会从小和孩子说“要时刻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让孩子时刻保持危机感。

代际创伤的影响

创伤的代际传递会影响到幸存者后代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影响到家庭结构,也会提高他们的精神疾病风险。

1. 自我(self)与任务的冲突

作为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是肩负任务的。他们往往会对上一代“受害者”的身份过度认同,拥有对上一代过度的弥补心理等,认为自己有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任务(Kellermann, 2001)。

任务一:“修复”父母

幸存者后代的任务之一,就是接收、处理和消化上一代人的负面情感,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从精神动力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情感并不是被有意识地传递的,而是“在无意识中被转移的”。在下一代成长的过程中,上一代人不自觉地外化了受创伤的自我,下一代人则无意识地吸收了上一代那些被压抑的、没有被充分处理的经历、情感和情绪。这使得在一个家庭里,孩子可能反过来成为照料者的“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本意是指像父母对婴儿进行抱持一样,给孩子制造的一个安全、能够消化挫折的环境),他们努力使得父母能够走出那些创伤事件和负面情绪,同时适应变化的新世界。

任务二: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无法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需要完成上一代人未竟的愿望,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对于成功的强烈渴望。比如,很多父母会将自己遭遇的历史环境、创伤事件作为没能达成人生目标的原因,比如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考试难度是现在的好几十倍,你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必须要考上 xx 大学”,或者在孩子成绩下滑时责怪说,“要不是经历了 xx 事件,我肯定会成功,不会像现在这样;而你的学习条件这么好,还不努力”等等。

任务三:复仇、改变、记录

以色列的心理治疗师 DinaWardi(1992)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的治疗中发现,许多人都充当着历史事件的“纪念蜡烛”的角色,他们会不自觉地想要为上一辈人表达或者做出改变。比如,有人会选择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奔走呼吁,帮助某个历史事件平反,或者在网络上发起反纳粹运动;另一些则采取更为迂回的做法,从事一些帮助和保护他人的职业,比如律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公益从业者等。

对于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来说,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是艰难的。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会感到这些任务与自己身份的冲突:几代人生活在完全割裂的世界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一代的经历、价值观及身份都和自己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幸存者的后代在家庭以外的环境(比如学校、工作、社交场合)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被迫卷入上一代的创伤经历中,去接受上一代因为创伤而被极大改变或塑造的价值观,去和这样的父母或长辈紧密相处。

在身份的建立过程里,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如果选择和上一代相近的身份,会使他们自身感到巨大的冲突和痛苦;如果和上一代划清界限,建立新的身份,又会使上一代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既想维持和父母长辈的情感联系,又挣扎着想要与他们区分开来。

2. 精神疾病的易感性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可能会具有更高的精神疾病易感性,尤其表现在 PTSD、抑郁和人格障碍的易感性上,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症状的传递”。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父母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孩子的 PTSD 症状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但却和父母经历创伤后的家庭功能下降、负面教养行为的程度有关(Harkness, 1993)。

Kellermann(2001)总结出,以下这些因素最容易引发幸存者后代的精神疾病风险:a. 后代在父母的创伤发生后不久出生;b. 后代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先出生的孩子;c. 双亲都是幸存者;d. 后代是“替代性”的孩子,即在此之前家中曾经有孩子丧生;e. 父母忍受了极端的精神折磨或者重大的丧失,并且结果导致他们的生活被极度地扰乱;f.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依赖共生关系非常明显,家庭关系的特质表现为“纠缠”关系;g. 创伤在家中被地过少或过多地谈论。

3. 对家庭内部机制和人际功能的影响

由于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上一代人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不稳定、缺乏一致性的,父母有时回避冷漠,有时却敏感易怒,这使得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建立起安全型依恋(Kellermann, 2001)。对幸存者后代的研究发现,幸存者家庭内部的机制很可能体现为纠缠(Enmeshment):这样的家庭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系统,家庭成员就好像大海里一群靠在一起的小岛,他们只和彼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人隔绝开。这可能也和父母不信任他人和社会,觉得“外面很危险”有关。父母和孩子的边界是极端混乱的,他们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人生,子女可能反而承担着父母的“父母”或者“配偶”角色(点击查看“当父母把孩子当做了伴侣”),对彼此承担着过度的承诺 (Klein-Parker, 1988; Harkness, 1993; Kellermann, 2001)。

家庭内部不正常的人际状态,会让孩子难以成为独立的个体,难以融入外界的正常人际和社交关系。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学会正常社会人际的规则和表现,在异常环境中习得了异常的人际解读和应对方式,因此在正常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如果你是幸存者后代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

1. 改变环境


离开家庭,被证明是有效地减轻代际创伤的方法。如果后代有离开家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比如上学、寄宿等等,会帮助他们变得更独立,更能够反思自己家庭的内部机制。

2. 在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可以尝试鼓励上一代自由表达情感和想法

如果创伤的经历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分享出来,会大大减少创伤的负面影响,例如幸存者互助组就是有效而安全的分享环境。鼓励父母辈说出压抑在心里的郁结,对他们的精神健康有积极作用。但在此之前你要确保自己的精神心理状态是平稳的,能够承受父母的分享,不会被他们可能的情绪巨变卷入和伤害。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请不要做这件事。“请乘客先给自己佩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佩戴”就是这个意思。

3. 把自己代入父母的成长经历,理解他们本身的缺失和局限

作为幸存者的后代,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从而认识到,无论哪一代人都很难跳脱出自己的生长环境,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和局限,当几代人的生长环境出现巨大的落差,每一代人都容易陷于自己时代的思考方式。当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减少对对方的怨恨情绪;同时,也能够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 / 照料者,知道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是不应该借鉴的。

而当你真正理解到,你的父母虽然不尽如人意,可能也给你造成了一些痛苦和伤害,但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也真的已经尽力做到了他们能力范围里的“最好”,你可能感到失望,感到无尽的悲伤,却也可以有所释怀,可以让你的人生真正属于自己,开始向前了。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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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sion, P., Rejas, M. C., Servais, L.,Pelc, I., & Hirsch, S. (2003). Family approach with grandchildren ofHolocaust surviv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7(4),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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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hane-Nissenbaum, M. C. (2011). Exploring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 in third generation Holocaustsurvivors.

Kellermann, N.P.F. (2000). Perceived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srael Journalof Psychiatry. In press.

Kellermann, N. P. (2001). Transmission ofHolocaust trauma-An integrative view. Psychiatry,64(3), 256-267.

Plaenkers, T. (2014). Landscapes ofthe Chinese Soul: The Enduring Pres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arnacBooks.

Rowland-Klein, D., & Dunlop, R. (1998).The transmission of trauma across generations: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altrauma in children of Holocaust survivor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Journal of Psychiatry, 32(3), 358-369.

Solomon, Z., Kotler, M., & Mikulincer,M. (1988).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second-generationHolocaust survivors: Preliminary fin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5(7),865-868.

Tatlow, D.,K. (2016). Tomas Plänkers on thePsychic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ytimes.

Wardi, D., & Goldblum, N. T. (1992).Memorial candles: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Yehuda, R. (1998). Recent developments in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NSSpectrums, 3(S2), 22-29.

「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4 次浏览 • 2018-12-28 15:08 • 来自相关话题

“我现在才知道,说‘你真像个学生’不是在夸你年轻,是说你傻!”
“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计划着假期去哪里玩,可是又大部分没有成行;上班这些年真是后悔极了,应该趁年轻多玩玩呀,上了班哪里还有寒暑假!”
“我明年要结婚了……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


当 20 多岁的青年们越来越担任起社会、工作、家庭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对品质和精神层面的更多需求,很会“买买买”,也想“说走就走”去看看“那么大的世界”,然而忙碌的工作、刚刚组建的家庭、繁琐的生活,重重压力成为了一道道束缚着年轻人的边框,让他们无法享受生活的无忧无虑、世界的无边无际。

“有框青年”这个词,就这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1]。其中当代年轻人的焦虑、迷茫,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接受社会的“毒打”——青春期该延长吗

这个学期我在上一门“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评价方法”的课,老师在点评我们的作业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全班有 3/4 的作业选取的研究对象都是大学生、研究生,你们这哪里研究的是青少年?

老师的点评让我们一震:啊,原来我不是青少年了吗?






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但被小朋友叫“阿姨”的时候也不再会暴跳如雷、发三条朋友圈吐槽了;虽然还觉得自己有学生身份、在家还是被当小朋友,但年龄早就是 2 开头了。每到过年在家的时候,是自我怀疑最严重的时候:自己不像十几岁的高中生一样不用担心未来选择,作业会填满他们的迷茫;也不像更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们有钱可花,充实的钱包给他们安全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叔叔伯伯给的压岁钱,也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给刚出生的侄辈压岁钱。

这个时候的我,还是青少年吗?

青少年时期(adolescence),或说青春期,是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生命的阶段,其定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把青春期的范围划到了 10-20 岁,我国一般认为是 11-18 岁,老师给课堂作业的规定是 10-16 岁,近期还有研究认为现在的青春期要延长到 24 岁才合理[2]。

我们在初中生物课上就学过,在青春期我们会经历生理成熟;而心理学更关注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医学和教育体系都不发达的时候,十几岁的人们已经进入社会,承担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完成从儿童到“大人”的角色转变。然而近年来,20 岁出头的人还在上学也已变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到了 30 岁都不会选择结婚。可以说,从儿童时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越来越长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因此研究者认为,把青春期的定义扩展为 10-24 岁,能为法律、社会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启示[2]。

当然,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 20 几岁的青年趁机表示“我确实还是个宝宝”;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反驳,不止大众对这一定义表达疑惑,就在同一期刊上,研究者们也有几轮你来我往、彼此回复。

是否该延长“青春期”的定义?这个问题也许跟我们对未来的疑问一样,得不到确定的答案。

成人圈里的新客人,“大人”圈里的小朋友——成人初显期

无论青春期的定义是否延长,在 20 岁左右的几年,人们往往都面临重要的改变;无论我们承不承认,此时的年轻人们都在脱离青春期。

我认识十几年的发小们,有一位已经在去年结婚了,那时我正处在大四没什么课的时候,于是请假回家给她当伴娘。她说,“我觉得我还没做好准备,但我们相处也有几年了,所以,就先结婚吧。”我陪着她早早起床,化上精致的妆,凤冠霞帔,又看着她父亲牵着她,把手交给那位男孩子(还是不习惯称他为“男士”),成为一位“妻子”。

随后的抛捧花环节,我接到了花,她祝我早日结婚生子,我笑笑,心里却想着自己可能不会太早结婚。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推迟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年龄,而当晚婚晚育成为主流时,20 岁左右年纪的年轻人就更有机会探索各种选择。发小在焦虑中选择结婚,而我在焦虑中选择继续读书,身边的朋友们也有选择创业、出国等出路的——我们已经做出了各项不同的、会给未来带来长远影响的人生选择。

其实,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焦虑不是独有的,在 2000 年时的美国社会,这一现象就得到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心理学家阿奈特认为:在结婚平均年龄较高的社会中,20 岁左右的大部分时间就可以成为年轻人探索和不稳定的时期、成为自我关注的时期、以及成为存在各种可能的时期——“成人初显期”[3]。成人初显期虽然并不是发展的一个共同时期,而是只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

听上去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像对不对?成人初显期的年轻人们,普遍面临着这些焦虑。

成人初显期最为主要的特征是:面临从青春期到成人期的过渡,年轻人面临许多可能性,而为了过上他们想要的人生,年轻人会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探索各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是谁”以及在生活中“我想要什么” [4]。

这些问题,本来是我们在青春期就该回答的,埃里克森认为,12-18 岁的人面临的最大冲突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问题,但成人初显期,自我同一性会继续得到确立或被调整。

与青春期相比,成人初显期的我们更独立于父母,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家,但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成人生活,还没有开始承担成年期必然要面临的责任,如赡养老人、安家买房,在这一时期,我们既不受父母管束也没有完全承担成人角色,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职业和恋爱方面。

我们进入大学,选择一个专业,如果发现并不喜欢,就会在职业选择或考研时换个专业;我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却在一两年后发现如果希望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拿个更高的学位——此时便又是调整的时候了;或者我们与男女朋友同居,却在筹划未来时发现彼此没有共同的未来,我们自然要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做出调整。

在成人初显期时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会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不再像青春期一样,在意对方跟哪个异性同学多说了一句话、跟谁一起放学了,而更多地关注于自我确认:与恋人相处的我是怎样的?是我真正期望拥有并愿与之共度终生的人是怎样的?在职业选择中,我们不再只知道科学家、教师这些职业,而是会在尝试中确认:我擅长哪类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令我感到长期满意?这些探索通常包括挫折和失败的经历,但在调整中,我们能更了解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期待。






大家都是第一次成为“大人”——成年期的人也该得到体谅

当人们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承担个人责任、独立做出决定、并为他人考虑时,才能确定自己已经成人——长大成人是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效能感和自立的人[4]。

成年期听上去好像自由了许多,少了许多迷茫,但其实成年期的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微博上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

成年人是社会主力,但其实也算是“弱势群体”,更少人关怀,更少人体谅,甚至更少的心理学研究关注。虽然发展心理学中的毕生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一生的过程,并不仅限于儿童和青少年,中年、老年也在发展,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的还是儿童、青少年、或者老年人,关注成年人、中年人的研究并不多,在文献资料库中搜索“成年人”,查找到的结果也大多是“未成年人”。

大家都是第一次过人生,都是第一次逐渐成为“大人”,在现实的条条框框的,都不容易。“体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在日常交流中,放下条件、无条件地关注与接纳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新人会觉得老员工不会教,领导会觉得下属悟性差,创业人看传统行业是死气沉沉,老牌企业员工觉得创业公司瞎折腾。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观念,一旦观念有冲突,便认为对方三观不正、是 xx 癌,用这样的防御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区里,只有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才会被自己接纳,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然而,不同人的见闻不同,所处情境不同,如果非要观念、行为都跟自己一致才算是有价值,那真的太难了。

心理咨询中有一种万金油似的技巧,叫无条件积极关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无论来访者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怎么样,咨询师都不能对其做出个人评价或提出个人要求,而是对其表示无条件的温暖和接纳,使来访者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希望无论在青春期、成人初显期,还是成年期的我们,都能够学会多一点无条件积极关注。






参考文献

[1] 李晶晶. (2018). 95%的人都说自己是有框青年,有框青年到底是什么? 中国网

[2] Sawyer, S.M., Azzopardi,P.S., Wickremarathne, D., Patton, G.C. (2018). The age of adolescence. The Lancet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2(3), 223-228

[3]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55(5), 469-80.

[4] 段鑫星, 程嘉. (2007). 成人初显期理论及其评述. 当代青年研究(2),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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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说‘你真像个学生’不是在夸你年轻,是说你傻!”
“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计划着假期去哪里玩,可是又大部分没有成行;上班这些年真是后悔极了,应该趁年轻多玩玩呀,上了班哪里还有寒暑假!”
“我明年要结婚了……好像只有结了婚,别人才觉得你是大人,才觉得你可靠。”
……



当 20 多岁的青年们越来越担任起社会、工作、家庭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对品质和精神层面的更多需求,很会“买买买”,也想“说走就走”去看看“那么大的世界”,然而忙碌的工作、刚刚组建的家庭、繁琐的生活,重重压力成为了一道道束缚着年轻人的边框,让他们无法享受生活的无忧无虑、世界的无边无际。

“有框青年”这个词,就这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1]。其中当代年轻人的焦虑、迷茫,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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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接受社会的“毒打”——青春期该延长吗

这个学期我在上一门“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评价方法”的课,老师在点评我们的作业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全班有 3/4 的作业选取的研究对象都是大学生、研究生,你们这哪里研究的是青少年?

老师的点评让我们一震:啊,原来我不是青少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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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但被小朋友叫“阿姨”的时候也不再会暴跳如雷、发三条朋友圈吐槽了;虽然还觉得自己有学生身份、在家还是被当小朋友,但年龄早就是 2 开头了。每到过年在家的时候,是自我怀疑最严重的时候:自己不像十几岁的高中生一样不用担心未来选择,作业会填满他们的迷茫;也不像更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们有钱可花,充实的钱包给他们安全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叔叔伯伯给的压岁钱,也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给刚出生的侄辈压岁钱。

这个时候的我,还是青少年吗?

青少年时期(adolescence),或说青春期,是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生命的阶段,其定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把青春期的范围划到了 10-20 岁,我国一般认为是 11-18 岁,老师给课堂作业的规定是 10-16 岁,近期还有研究认为现在的青春期要延长到 24 岁才合理[2]。

我们在初中生物课上就学过,在青春期我们会经历生理成熟;而心理学更关注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医学和教育体系都不发达的时候,十几岁的人们已经进入社会,承担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完成从儿童到“大人”的角色转变。然而近年来,20 岁出头的人还在上学也已变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到了 30 岁都不会选择结婚。可以说,从儿童时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越来越长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因此研究者认为,把青春期的定义扩展为 10-24 岁,能为法律、社会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启示[2]。

当然,这一言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 20 几岁的青年趁机表示“我确实还是个宝宝”;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反驳,不止大众对这一定义表达疑惑,就在同一期刊上,研究者们也有几轮你来我往、彼此回复。

是否该延长“青春期”的定义?这个问题也许跟我们对未来的疑问一样,得不到确定的答案。

成人圈里的新客人,“大人”圈里的小朋友——成人初显期

无论青春期的定义是否延长,在 20 岁左右的几年,人们往往都面临重要的改变;无论我们承不承认,此时的年轻人们都在脱离青春期。

我认识十几年的发小们,有一位已经在去年结婚了,那时我正处在大四没什么课的时候,于是请假回家给她当伴娘。她说,“我觉得我还没做好准备,但我们相处也有几年了,所以,就先结婚吧。”我陪着她早早起床,化上精致的妆,凤冠霞帔,又看着她父亲牵着她,把手交给那位男孩子(还是不习惯称他为“男士”),成为一位“妻子”。

随后的抛捧花环节,我接到了花,她祝我早日结婚生子,我笑笑,心里却想着自己可能不会太早结婚。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推迟自己的婚姻和生育年龄,而当晚婚晚育成为主流时,20 岁左右年纪的年轻人就更有机会探索各种选择。发小在焦虑中选择结婚,而我在焦虑中选择继续读书,身边的朋友们也有选择创业、出国等出路的——我们已经做出了各项不同的、会给未来带来长远影响的人生选择。

其实,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焦虑不是独有的,在 2000 年时的美国社会,这一现象就得到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心理学家阿奈特认为:在结婚平均年龄较高的社会中,20 岁左右的大部分时间就可以成为年轻人探索和不稳定的时期、成为自我关注的时期、以及成为存在各种可能的时期——“成人初显期”[3]。成人初显期虽然并不是发展的一个共同时期,而是只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

听上去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很像对不对?成人初显期的年轻人们,普遍面临着这些焦虑。

成人初显期最为主要的特征是:面临从青春期到成人期的过渡,年轻人面临许多可能性,而为了过上他们想要的人生,年轻人会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探索各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是谁”以及在生活中“我想要什么” [4]。

这些问题,本来是我们在青春期就该回答的,埃里克森认为,12-18 岁的人面临的最大冲突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问题,但成人初显期,自我同一性会继续得到确立或被调整。

与青春期相比,成人初显期的我们更独立于父母,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家,但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成人生活,还没有开始承担成年期必然要面临的责任,如赡养老人、安家买房,在这一时期,我们既不受父母管束也没有完全承担成人角色,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职业和恋爱方面。

我们进入大学,选择一个专业,如果发现并不喜欢,就会在职业选择或考研时换个专业;我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却在一两年后发现如果希望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拿个更高的学位——此时便又是调整的时候了;或者我们与男女朋友同居,却在筹划未来时发现彼此没有共同的未来,我们自然要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做出调整。

在成人初显期时对自我同一性的探索会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不再像青春期一样,在意对方跟哪个异性同学多说了一句话、跟谁一起放学了,而更多地关注于自我确认:与恋人相处的我是怎样的?是我真正期望拥有并愿与之共度终生的人是怎样的?在职业选择中,我们不再只知道科学家、教师这些职业,而是会在尝试中确认:我擅长哪类工作?什么样的工作能令我感到长期满意?这些探索通常包括挫折和失败的经历,但在调整中,我们能更了解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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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第一次成为“大人”——成年期的人也该得到体谅

当人们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承担个人责任、独立做出决定、并为他人考虑时,才能确定自己已经成人——长大成人是自己成为具有自我效能感和自立的人[4]。

成年期听上去好像自由了许多,少了许多迷茫,但其实成年期的人,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微博上流行过这样一段话: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

成年人是社会主力,但其实也算是“弱势群体”,更少人关怀,更少人体谅,甚至更少的心理学研究关注。虽然发展心理学中的毕生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一生的过程,并不仅限于儿童和青少年,中年、老年也在发展,但是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的还是儿童、青少年、或者老年人,关注成年人、中年人的研究并不多,在文献资料库中搜索“成年人”,查找到的结果也大多是“未成年人”。

大家都是第一次过人生,都是第一次逐渐成为“大人”,在现实的条条框框的,都不容易。“体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在日常交流中,放下条件、无条件地关注与接纳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新人会觉得老员工不会教,领导会觉得下属悟性差,创业人看传统行业是死气沉沉,老牌企业员工觉得创业公司瞎折腾。我们总是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观念,一旦观念有冲突,便认为对方三观不正、是 xx 癌,用这样的防御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区里,只有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才会被自己接纳,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圈子。然而,不同人的见闻不同,所处情境不同,如果非要观念、行为都跟自己一致才算是有价值,那真的太难了。

心理咨询中有一种万金油似的技巧,叫无条件积极关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无论来访者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怎么样,咨询师都不能对其做出个人评价或提出个人要求,而是对其表示无条件的温暖和接纳,使来访者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希望无论在青春期、成人初显期,还是成年期的我们,都能够学会多一点无条件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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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晶晶. (2018). 95%的人都说自己是有框青年,有框青年到底是什么? 中国网

[2] Sawyer, S.M., Azzopardi,P.S., Wickremarathne, D., Patton, G.C. (2018). The age of adolescence. The Lancet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2(3), 223-228

[3]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55(5), 469-80.

[4] 段鑫星, 程嘉. (2007). 成人初显期理论及其评述. 当代青年研究(2), 20-27.

图片来源:《我们无法成为野兽》

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law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9 次浏览 • 2018-12-24 11:41 • 来自相关话题

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所在的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都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师生们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

而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

 

1

 

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

 

2

 

当时,谢江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门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

因此,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的“大活”,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3

 

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成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之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

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殴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说,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3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就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正是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

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4

 

很快,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

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谢江在班里也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其实那天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怕引起妻子的误会,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5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专门派人陪他放学,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搞得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谢江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6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就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便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案发前半个月,他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准备出国留学。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于是,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7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20年。”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8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作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谢黄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了。”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查看全部
2016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所在的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织的小广场上,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数刀,伤者随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将水果刀插在身后的花坛里。

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行凶的中年男子也没做任何反抗,伤者则被随后赶到的120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中年男子叫谢江,时年33岁,本地人,无正当职业。伤者叫刘德,与谢江年纪相仿。

“谢江他有精神病,这是之前的鉴定书,按照法律规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随后,一行人赶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称是谢江继父的人,向我们出示了谢江的诊断材料。

根据警综平台上的记录,谢江确实是个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讯问椅上时,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说,“那个精神病鉴定是以前的”,现在他没有任何精神问题。

以往我们遇到的大多都是嫌疑人坚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图借此逃避法律制裁,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明明持有精神病鉴定、还非说自己没病的例子。

谢江告诉我,他作案的动机很简单:刘德是他的高中同学,读书时欺负过他。

我问他:“高中时的事你到现在还记恨人家?”

谢江点头,说之前找不到刘德,“不然早就报仇了”。

我又问谢江扎了对方几刀,他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三刀!”

从他脸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会有的惶恐、紧张和焦虑,说出“三刀”二字时,竟然还露出一丝兴奋。

我开始怀疑谢江现在的精神状态了,请示领导,领导建议我先和他聊聊,确定精神状态正常再继续做笔录。于是我离开电脑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谢江身旁,让他详细讲讲“报什么仇”。

 

——————

按照谢江的说法,事情发生在1999年。那年谢江16岁,刘德17岁,同在本市某高中读高二。

谢江说,他那时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和刘德的生活原本没什么交集——刘德是学校的“名人”,高二年级的“扛把子”——当时,高中每个年级都有一个“扛把子”,而想成为“扛把子”,必须“打架狠,兄弟多,还要不怕事”。

刘德完全满足这三个条件:

高一时,他原在省城一所学校就读,因在课堂上和老师互殴被开除,家里找了关系才把他转到了这所中学。

转学过来没多久,刘德的身边就聚集了几个本校的学生,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不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际面”也很广,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经常来学校找他,时不时还会带人帮他“收拾”一些敢于挑战他“权威”的同学。

师生们盛传,刘德的父亲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亲戚也多在本市当领导。

而谢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亲在商场做售货员,继父开出租车。

 

1

 

谢江记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买午饭。出了教学楼,谢江遇到了一位学校领导。领导以前是谢江的化学老师,两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领导还问了谢江几句关于学习的事情。

出校门后,两人便分开了。谢江拐向了校门左边的马路,而校领导则径直向校门外的两辆面包车走去。

然而,等到饭后午休时,谢江便感觉到了些许异样:先是不断有学生来到他们班的教室门口四处张望,最后把恶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后他去教学楼外的厕所时,又被人无故推搡。

终于,下午上课前,谢江的同桌悄悄告诉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赶紧想办法吧!”

谢江当时被吓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里惹到了刘德,央求同桌帮他打听一下。同桌说,你中午向学校领导举报刘德的事情已经被他知道了,刘德放了话,要“废了”你。

摸不着头脑的谢江四处打听了好久,才打听清楚刘德要“废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刘德本来是邀约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职校“收拾”一名与自己在网吧里发生冲突的学生。那两辆面包车里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来的社会人员和几个刘德的“小弟”。这伙人本来正在车上一边等人一边商量着如何对那名职校学生下手,不料,学校领导却突然出现,没多久,连警察都来了,把他们全部带去了派出所。

警察发现刘德表哥叫来的“社会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员,当即将其收监,刘德表哥也被留下“协助调查”,其他人因为行为暂时够不上违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后放出了派出所。

离开派出所后,刘德越想越气,认为肯定是被人“点了”,不然怎么会被学校领导发现?刘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学便跟他说,中午午休时看到那位校领导在出校门之前一直和谢江同行,两人聊了一路,然后一出校门,谢江便“躲”去了左边那条马路。

“刘德信了?”我问谢江。

谢江点点头。

 

2

 

当时,谢江先托同桌去跟刘德说情,说明这只是一场误会。同桌去了,但回来之后告诉谢江,刘德说他并没有说过是谢江举报了自己,谢江这是“不打自招”。

两节课后,谢江实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刘德,想要向他解释,但刘德压根不理他。刘德身边两个五大三粗的同学,直接把谢江推出教室门外,还恶狠狠地威胁谢江说,刘德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学后别跑”。他们还威吓谢江,说他在这所中学“待不下去了”,让他赶紧回家找一所能转学的学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刘德表哥带人去“办他”。

谢江吓得惊慌失措,犹豫了很久,决定向学校老师求助。

他先把当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带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领导的办公室。那天下午校领导很忙,手里一直处理着月底迎接上级教学管理评估的事,他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听谢江讲述,中途还接打了几个电话。

听谢江讲完,校领导把谢江同桌叫来问话。不料同桌当场矢口否认自己听说过刘德要报复谢江。

因此,校领导大概认为谢江是在故意夸大事实,便提醒谢江说:“注意团结同学,要相信学校,要以学习为主,不要想东想西。”

情急之下,谢江直接对校领导说,刘德一伙是学校的“黑社会”,在校拉帮结派欺凌同学。没想到这话竟然激怒了校领导,他批评谢江:“不要听风就是雨,学校里都是同学,哪有什么‘黑社会’!”校领导还告诫谢江,学校马上要迎接市里的评估,作为实验班的学生,这个关口说话应当“注意影响,不要给学校抹黑“。

那天下午,谢江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打电话给继父,问继父晚上有没有空来接他。继父说,晚上有个去机场送机的“大活”,下午6点就要出发。

谢江知道这种“大活”继父平时很少接到,犹豫了一番,就没有把被刘德一伙威胁的事情讲给继父。

 

3

 

放学后,谢江一直在学校里待到几乎没有人影了,才战战兢兢地走到校门口,探查有没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确认没有看到刘德一伙后,他才走出校门。但不成想,他刚刚走到小卖店门口,刘德一伙就从小卖店里冲了出来,几个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闪光裤”的学生,一脸坏笑地拦住了谢江。

“周围人有没有出来制止?”我问谢江。

他摇摇头,说那时小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同学,但可能都知道刘德的“势力”,不敢帮他。他曾向另外两个人求助过,一个是小卖店老板,人就站在小卖店门外,面对谢江的求助,非但无动于衷,还报之以微笑;另外一个是学校保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被刘德一伙追逐时,谢江曾反身跑向校门求助,但老头却在他面前关上了校门,隔着栅栏对谢江说,放学了,学校下班了,要闹出去闹,不要影响他休息。

最后,谢江被几个同学抓住,拉扯进了校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刘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里。

 

——————

刘德让谢江跪下,谢江跪下了;刘德和另外几个学生便上前轮番抽谢江耳光,谢江不敢反抗;刘德表哥说手打耳光不够狠,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谢江的脸,一鞋跟下去,谢江的脸肿了。

殴打足足持续了20分钟,直到谢江趴在地上、满脸是血,七八个人才停手。最后,他们剥光了谢江的衣服,把衣服和书包一起抛到小胡同两侧的平房上面,说是给谢江一个“教训”,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那晚谢江在地上趴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被一个路过的行人救起来的。那人看见当时谢江的惨状,帮谢江把衣服和书包从房顶上取下后,果断报了警。

警察初步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了谢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处寻找刘德一伙,当天夜里,就把参与殴打谢江的人全部带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来。

看到儿子被打成那样,谢江的母亲既心疼又愤怒,她要求主办民警一定要严惩殴施暴者。那位警官当时也承诺说,谢江的伤情已构成轻伤,警方一定会给谢江讨个公道。

参与殴打谢江的人中,除刘德外还有3名同校学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学校方面来人处置。当晚,谢江在派出所见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学校领导。不久之后,谢江母亲也被喊去了办公室,只留下谢江一个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厅的沙发上。

被一夜未眠的母亲叫醒时,已是第二天早上6点了。谢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母亲一起来到了主办民警的办公室,坐到办公桌旁,面前摆着一份《调解协议书》。

谢江的班主任老师和校领导也在,他们再次向谢江表达了歉意,还向他保证,等回校之后一定开除那几个殴打他的同学。谢江母亲补充说:“不是严惩,而是必须开除!”校领导就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学校马上开会研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警察和老师的催促中,谢江与母亲也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

 

——————

一段时间后,谢江才从母亲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发上睡着的那晚,众人在民警办公室里讨论了什么。

刘德一伙承认了殴打谢江的事实,派出所原本是要给他们“走程序”的。但正是学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学校领导们一到场,就建议派出所民警“内部处理”,恳请派出所“给学生们一个机会”。

换句话说,就是不希望事情闹大,要息事宁人,这也是学校处理校园暴力问题的一贯套路。

在各方的“配合”下,谢江的母亲只好答应并接受了调解。

 

4

 

很快,谢江就等来了学校对刘德一伙的处理结果:留校察看。

谢江母亲向学校提出抗议,说之前校领导承诺过会开除刘德一伙学生。但那位校领导却狡辩,说自己只是承诺“严惩”,并未承诺“开除”,“留校察看处分也是校领导们开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并非我的个人意见”。

谢江母亲担心儿子在学校会受到刘德一伙的骚扰,不依不饶,一再找学校,坚持要求开除刘德等人。一位校领导直接对她说:要开除可以,双方都开除,“谢江与刘德一伙在校外打架受伤,如果只开除刘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变成了“互殴”,谢江母亲一怒之下把学校领导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馈却是:要学校“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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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江在学校的处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母亲为他“讨说法”的行为,反而让学校方面开始反感。不久,学校领导几次在公开场合不点名地批评了他,谢江在班里也被孤立了。

没过几天,继父竟然出乎意料地来学校接他放学。谢江起初很高兴,但在回家路上,继父却对谢江说,让他回去劝劝母亲,“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状了”。

“为什么?”这让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让谢江去开口?

其实那天继父并不是专程来学校接他放学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来学校谈话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诉他继父,他母亲的做法已经“给学校声誉带来了严重损害”,如果再这样下去,谢江弟弟今后在校的生活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继父一直认为是谢江要求母亲去教育局告状,早对此事颇有微词,一听说可能会“影响”到亲生儿子,心里更加焦躁。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怕引起妻子的误会,所以便想让谢江去讲。

“实话说,虽然你继父的出发点也许有问题,但他说的这话也有些道理,如果刘德一伙之后没有再骚扰你,你也没有必要追着他们不放不是?”我对谢江说。

“可是他们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谢江说。

 

5

 

从派出所回来后,谢江在学校见到刘德的第一面,刘德便阴笑着对他说了三个字:“你等着”。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7年,但时至今日,想起曾经的场景,谢江依旧会感到些许恐惧。

谢江当即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处,政教处叫刘德来问话,刘德却矢口否认。

与此同时,刘德的“小弟”们也放出话来,说“德哥”长这么大没给人道过歉,谢江别以为报了警就万事大吉了,有本事让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则说不好哪天他还会“挨顿更大的打”。

谢江又去找学校报告,学校同样找那些放话的人问话,但那些学生却像刘德一样否认说过那些话。

有几次,刘德一伙故意用“不经意”的方式把一些话让谢江听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桥’(谢江放学必经之路)‘收拾’谢江”、“XX学校的‘老大’听说DP中学有个叫谢江的蛮牛X,今晚要带人来学校‘教育’他”……

如此这般,让谢江整日处于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几次,他找老师报告,学校还颇为重视,专门派人陪他放学,但都没有遇到“传言”中的那些威胁。学校再反过头去查那些恐吓的源头,都没有人承认。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几个月,搞得谢江的成绩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级300多名。

学校对谢江的不满越来越大,非但不再专门调查他所受到的威胁是真是假,反而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谢江成了老师们眼中的“撒谎者”、“诬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而在同学们口中,也早就成了“神经病”、“被刘德吓破了胆”、“傻X”、“打报告能手”。

后来有段时间,谢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胁了,毕竟已经到了2000年初,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关键是,那些威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

谢江重新开始整理心情,准备迎接当年7月的高考。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两天,谢江又一次被打了。

 

6

 

那天傍晚,谢江骑车回家,就在他经过“六眼桥”的时候,几个“社会青年”拦住了他。几个人不由分说就将谢江暴打了一顿,把他的书包和自行车丢到桥下的河里后,便扬长而去。

谢江又一次进了医院,医生查看了伤情之后,帮他报了警。

警方首先联系了刘德,但案发前半个月,他就被父亲接去了省城,准备出国留学。面对警察,刘德一口否认自己参与或谋划了此次对谢江的殴打。

警方又传唤了刘德表哥,他同样也不承认自己参与了此事。由于当时六眼桥附近没有监控,案发时天色昏暗,谢江也没有记下施暴者的长相。警方发布了协查通告,请求当晚路过那里的行人提供线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经警方核实后,都一一被排除了嫌疑。

两天后,谢江勉强参加了高考,但因伤痛和情绪失衡,他最终没能完成考试,成绩只有200多分。

从考场出来之后,谢江的精神状态便出现了问题,他下意识地认定,一切都是刘德一伙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毁掉他”。

他先是经常自言自语,家人凑近细听,全是咒骂刘德的话;后来便开始疑神疑鬼,一再说身边有刘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后竟然发展到毫无缘由的暴力行径——会突然动手打人,指责对方是刘德“派来的”。

有时谢江还会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划得鲜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说这是刘德的胳膊,自己是在报仇。家人将谢江送往医院,经诊断,他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学校赔偿了谢江家里一笔钱,因为谢江是在放学路上被打的,学校声称那笔钱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赔付的,条件是今后谢江家人不再找学校的麻烦。

 

——————

谢江在家中治疗、休养了整整两年,精神状态才终于稳定下来。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时还会间歇性地发病。

2004年前后,家人试图给谢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学历,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绝大多数单位不肯要他,最后只能托人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干了几个月,谢江就因“经常神经兮兮”被老板婉言解雇了。之后便一直赋闲在家,偶尔出去干点临时工,大多也不过是发传单、搬货物之类的工作。

同年,在律师建议下,谢江家人打算把学校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当年谢江被殴打一事的责任,但学校方面委托的律师要求谢江家人首先归还之前学校赔付的那笔钱。可那笔钱除一部分被用作谢江几年来的治疗费用外,其余大部分都被谢江的继父用来给亲生儿子在省城买了房。

谢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终没有和学校对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诉谢江,他们去省城找过好几次刘德家,希望能讨个说法,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每一次继父和母亲回来,跟谢江说的都是,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能讨个说法,全是因为刘家势力大,找人压下了此案。“他家是当大官的,我们是小老百姓”,这句话也在后来谢江接受讯问时,不断被提起。从那时起,谢江便开始寻求复仇的机会。

于是,谢江开始经常在刘德家的小区、以及小区旁的小广场闲逛。有一天晚上,他还真碰到了刘德,但身上并没有带刀。

“我觉得刘德那小子肯定会回来,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广场边上,他家房子一直没卖,因为有几次我看到了他妈从那个小区出来!”谢江说。

终于,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这个傍晚,将刀子捅进了刘德的身体。

 

7

 

2016年8月,刘德伤势好转,我和同事在病房里向他采集了笔录。

我问刘德是否认识谢江,刘德点点头,说认识。

“我读书时和他打过架,毕业之后再没见过面。”刘德说,“他为什么要拿刀捅我?”

按刘德的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国外求学,几乎没有回过本市。回国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国企机关工作,上个月才刚调回本市“积累基层工作经验”,他不明白自己和谢江十几年未见,为何一见面就动刀。

我自认为没必要再跟他绕圈子了,便直截了当地把谢江之前的供述告诉了他。我刚一说完,刘德就陷入了沉默,许久,才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他这仇记了将近20年。”

“你气也出了,人也打了,至于在他高考之前整那么一出吗?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说完我就盯着刘德的眼睛,他应该明白我说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还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找人干的。”

“那是谁干的?”我有些意外。

“一个叫黄斌的人。”刘德说。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

刘德口中的黄斌,就是谢江第一次挨打时,面包车上的那个在逃人员。

刘德说,黄斌被抓之后,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8个月,之前家里原本打算送他去当兵,可因为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踏入军营半步。

黄斌父母气得暴跳如雷,黄斌出狱后,家人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黄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谢江身上,于是才和他人一起谋划了谢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既然你知道是黄斌干的,2005年谢江家人去你们家时,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我接着问刘德。

“那次他爸妈在我家闹得很厉害,当时我在国外,我爸专门给我打电话说的,我爸为这事还把我表哥从上海叫回来作证。后来,听说他们一起去找过黄斌……”刘德说。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说,谢江父母知道当年下手的人是谁?”

刘德点头,说当年没告诉上门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儿也有表哥的份,后来得知这事儿和表哥也无关,他们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

“后来呢?谢江家属找到黄斌了?”

刘德说,找到了,谢黄两家最后达成了何种协议,不得而知,但他说,虽然谢江父母找到了当年的真凶,但也一直没有放过他:“他们还是时常来我家闹,说谢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还没完,我爸妈烦得不行,提出出5万块钱了结,但他们还是不同意,尤其是谢江他爸。”

“他们想怎么办?”

刘德笑了笑:“他爸说谢江还有个弟弟,大专毕业了,让我爸在省城给他安排个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这事儿才算完了。”

由于刘德的父亲一直没有给谢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谢家和刘家的矛盾这些年便一直没有完结,直到谢江刺了刘德的这三刀。

 

——————

经过抢救,刘德性命无忧,但脾脏被摘除,伤情达到了重伤级别。

最后,谢江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被收监。

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是毫无征兆的吗?

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64 次浏览 • 2018-12-21 11:49 • 来自相关话题

我初中的下铺,在高二的时候自杀了。

在那之前两年,我们在外出旅游时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越闹越大,最后竟然断了联系。我们上了不同的高中,形同陌路一般。

她初中的成绩比我好一些,在初三的时候却骤然下降,连着一整个学年没睡过超过六小时的觉,注意力无法集中,和人说着话都会突然发呆。精神恍惚,常常头痛欲裂,暴怒时甚至和人打过架、抓住老师的衣领怒吼,愤怒完过后则非常呆滞,眼神放空,陷入茫然。

然后中考失利了,考去了一所普高,我留在本校。距离我们断联系大半年之后,她在我们唯一的一个共同群里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我月底来看你们,可以么?”

我第一个在群里回复了她,然后我们重新加了好友。

两所学校相距一百多公里,交通不算太便利,换乘几趟到达大约需要两三个小时。她提前半个月准备了礼物,来找我那天正好期中考试结束,各个年级的学生从校门口涌出去,她怯怯地挎着包躲躲藏藏地来找我,生怕碰见熟人。她说,她已经不是能光明正大地重游故地的人了。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她已经休学了,确诊双向障碍,也就是躁郁症。

我和她断断续续地聊过,知道她经历了校园暴力,被人围堵时拿着水果刀就冲上了天台,吓得对方不敢造次。知道她现在的同学泼她脏水,班主任威胁她退学,她在办公室里跟老师拍桌子,吼的声音整层楼都听得见。知道她大冬天的早自习被班主任从教室里抓出来,早饭也没有吃,在走廊里打算爬上栏杆,另一个在楼梯间抽烟的老师问了她一句“在等同学吗”,她就感觉自己得救了,把手放了下来。

她的腿上有美工刀划出的碎伤,摸起来坑坑洼洼。还曾经用刀尖挑开快要结痂的伤口,血和脓水把裤子里的绒毛紧吸住,清理伤口时撕扯得不敢看。

我晚自习之后和她聊几句闲天,刻意把话题往乐观的方向引。她向我倒苦水,诉说着情绪压力,说药很难吃,说父母发脾气,说每日应对无所谓的学业(她父母要求她跟着学校进度自学),说食欲下降和失眠。

絮絮叨叨完,她有些压抑。“我就只知道你不会烦我倒苦水了。”

“我烦。”当时我是这么说的,“这些又不是什么大事,为这种事难过想死值得吗?”

她不再做声。过了几天,告诉我她想开了,她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完成。我没有回复她。

她自杀前不久,和一个男生恢复了联系。我不太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确实变得很好,假期和我一起出去吃吃喝喝看电影,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不顾交通规则在近郊的公路上追着刚开走的公交车跑。

我隐约知道她喜欢了那个男生好几年。

男生给她发了几条消息,她截图,码去账号信息,加上边框,贴在日常可见的各种背景中。

那句话是: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没有理由不去热爱。

我一度觉得她已经痊愈了。

所以那天她惊恐地告诉我她做了很久的噩梦,又被空间里别人恶意转发的恐怖视频吓得坐立难安时,我这样告诉她。

“你傻啊,为什么要点开?”

然后我们没有再聊过天。

过了很久很久。

都没有再聊过。

QQ、微信、电话、微博私信都找过了,她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交平台再发出过消息。

过了一阵子,我的监护人告诉我,她的父母在办葬礼。

她自杀了,而我甚至不知道她怎么自杀的,什么时候自杀的,自杀之前在想什么,自杀的过程中想到了谁,有没有痛苦后悔,背地里流了多少眼泪。

毫无征兆似的,我当时这么觉得。

我第一次想旷课,觉得头脑空白,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心脏一抽一抽的,失去了节拍。

凌晨四点多突然清醒过来,我把她的微博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她发的东西不多,转发的搞笑视频,几句人生感叹,列下的时间计划,发过几句牢骚,写过朋友的事迹,甚至连条抽奖的信息也没有。

我看见她写的一篇长文,开头是:我有一个朋友,一辈子只有一个的那种。

写的是我。内容是很多我记不得的小事,但她写得很入微,感慨也很脱离实际,把我美化得不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发表时间是我对她说,“我烦”的时候。她在努力地强调她有这样好的一个朋友,而我其实根本担当不起这么沉重的希望,我没能拯救她。

她的朋友在下面评论:越是不被善待的人,越能感受到别人的善意。

然后我突然就哭了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哭,直到几年后的现在好像也没有停止。

我忽略了多少事情?

忽略了她来找我时的胆怯,忽略了她被抑郁压垮的难捱,忽略了她找我倾吐情绪的低落,忽略了她强撑着鼓起勇气学习乐观的不易,忽略了她的感情波折,忽略了她噩梦缠身的惊恐难安。

忽略了我是她唯一的挚友,最后的绳索。

忽略了我本可以给她援手。

忽略了她精神的病态,忽略了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份温暖,一份理解,一份关怀。

我让她失去了情感的支撑。

我可能是伤害她最严重的一个。

我也开始失眠,理解她说的“哭多了会见风流泪”,也想过自杀,愧疚和痛悔日日夜夜羁留心头。

活着的人不会毫无征兆地奔赴死亡。

其他人对她求救的信号视而不见时的绝望才会。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不能重来。 查看全部
我初中的下铺,在高二的时候自杀了。

在那之前两年,我们在外出旅游时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越闹越大,最后竟然断了联系。我们上了不同的高中,形同陌路一般。

她初中的成绩比我好一些,在初三的时候却骤然下降,连着一整个学年没睡过超过六小时的觉,注意力无法集中,和人说着话都会突然发呆。精神恍惚,常常头痛欲裂,暴怒时甚至和人打过架、抓住老师的衣领怒吼,愤怒完过后则非常呆滞,眼神放空,陷入茫然。

然后中考失利了,考去了一所普高,我留在本校。距离我们断联系大半年之后,她在我们唯一的一个共同群里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我月底来看你们,可以么?”

我第一个在群里回复了她,然后我们重新加了好友。

两所学校相距一百多公里,交通不算太便利,换乘几趟到达大约需要两三个小时。她提前半个月准备了礼物,来找我那天正好期中考试结束,各个年级的学生从校门口涌出去,她怯怯地挎着包躲躲藏藏地来找我,生怕碰见熟人。她说,她已经不是能光明正大地重游故地的人了。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她已经休学了,确诊双向障碍,也就是躁郁症。

我和她断断续续地聊过,知道她经历了校园暴力,被人围堵时拿着水果刀就冲上了天台,吓得对方不敢造次。知道她现在的同学泼她脏水,班主任威胁她退学,她在办公室里跟老师拍桌子,吼的声音整层楼都听得见。知道她大冬天的早自习被班主任从教室里抓出来,早饭也没有吃,在走廊里打算爬上栏杆,另一个在楼梯间抽烟的老师问了她一句“在等同学吗”,她就感觉自己得救了,把手放了下来。

她的腿上有美工刀划出的碎伤,摸起来坑坑洼洼。还曾经用刀尖挑开快要结痂的伤口,血和脓水把裤子里的绒毛紧吸住,清理伤口时撕扯得不敢看。

我晚自习之后和她聊几句闲天,刻意把话题往乐观的方向引。她向我倒苦水,诉说着情绪压力,说药很难吃,说父母发脾气,说每日应对无所谓的学业(她父母要求她跟着学校进度自学),说食欲下降和失眠。

絮絮叨叨完,她有些压抑。“我就只知道你不会烦我倒苦水了。”

“我烦。”当时我是这么说的,“这些又不是什么大事,为这种事难过想死值得吗?”

她不再做声。过了几天,告诉我她想开了,她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完成。我没有回复她。

她自杀前不久,和一个男生恢复了联系。我不太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确实变得很好,假期和我一起出去吃吃喝喝看电影,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不顾交通规则在近郊的公路上追着刚开走的公交车跑。

我隐约知道她喜欢了那个男生好几年。

男生给她发了几条消息,她截图,码去账号信息,加上边框,贴在日常可见的各种背景中。

那句话是: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没有理由不去热爱。

我一度觉得她已经痊愈了。

所以那天她惊恐地告诉我她做了很久的噩梦,又被空间里别人恶意转发的恐怖视频吓得坐立难安时,我这样告诉她。

“你傻啊,为什么要点开?”

然后我们没有再聊过天。

过了很久很久。

都没有再聊过。

QQ、微信、电话、微博私信都找过了,她没有在任何一个社交平台再发出过消息。

过了一阵子,我的监护人告诉我,她的父母在办葬礼。

她自杀了,而我甚至不知道她怎么自杀的,什么时候自杀的,自杀之前在想什么,自杀的过程中想到了谁,有没有痛苦后悔,背地里流了多少眼泪。

毫无征兆似的,我当时这么觉得。

我第一次想旷课,觉得头脑空白,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心脏一抽一抽的,失去了节拍。

凌晨四点多突然清醒过来,我把她的微博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她发的东西不多,转发的搞笑视频,几句人生感叹,列下的时间计划,发过几句牢骚,写过朋友的事迹,甚至连条抽奖的信息也没有。

我看见她写的一篇长文,开头是:我有一个朋友,一辈子只有一个的那种。

写的是我。内容是很多我记不得的小事,但她写得很入微,感慨也很脱离实际,把我美化得不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发表时间是我对她说,“我烦”的时候。她在努力地强调她有这样好的一个朋友,而我其实根本担当不起这么沉重的希望,我没能拯救她。

她的朋友在下面评论:越是不被善待的人,越能感受到别人的善意。

然后我突然就哭了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哭,直到几年后的现在好像也没有停止。

我忽略了多少事情?

忽略了她来找我时的胆怯,忽略了她被抑郁压垮的难捱,忽略了她找我倾吐情绪的低落,忽略了她强撑着鼓起勇气学习乐观的不易,忽略了她的感情波折,忽略了她噩梦缠身的惊恐难安。

忽略了我是她唯一的挚友,最后的绳索。

忽略了我本可以给她援手。

忽略了她精神的病态,忽略了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份温暖,一份理解,一份关怀。

我让她失去了情感的支撑。

我可能是伤害她最严重的一个。

我也开始失眠,理解她说的“哭多了会见风流泪”,也想过自杀,愧疚和痛悔日日夜夜羁留心头。

活着的人不会毫无征兆地奔赴死亡。

其他人对她求救的信号视而不见时的绝望才会。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不能重来。

「我才不放手,要是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人怎么办」

情感魅族科技CEO-雷布什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9 次浏览 • 2018-12-20 13:40 • 来自相关话题

如果,我再也遇不见那么好的人怎么办?

当感情快要走到尽头,我们往往舍不得放手。留恋的原因,是心里常会想着:跟他有那么美好的回忆,如果就这么放弃掉,是不是以后都开心不起来了?担心错过这个人,我们会后悔一辈子,心里有太多的不甘心和舍不得。

朋友小梅就是这个状态。男朋友对她已经很冷淡了。甚至隐瞒感情状况,以单身的名义去撩其他女生。他明确地说过:“如果找到更合适的妹子,我就跟你分手。”虽然他做得那么绝情,让小梅无法忍受,她还是选择在这段感情里苦苦挣扎。她很纠结:“他曾经对我真的很好,从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如果真的分手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这样爱我。”

为什么会担心无法再遇见对的人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找不到真爱”当做借口,让自己心安理得地继续这段亲密关系。很多人理智上知道恋人很渣,也被朋友劝分过无数次,但在情感层面上,他们还是不愿放弃坏死的爱。或许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抱有一丝幻想。觉得能让恋人回心转意,变得像从前一样好。我们情愿在变质的感情里蹉跎,被他害得遍体鳞伤,也不想放过这点渺茫的希望。所以为了满足本我的愿望,同时缓解来自超我的谴责,减少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我们搬出“担心错过真爱”的大旗,试图将这个傻傻的坚持「合理化」。在害怕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我们对另一半的执念。

担心再也找不到真爱,也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很低,把对方放到独一无二的高位上。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需要抬头去仰望对方,我们也很难说服自己相信:还有另一个那么好,那么完美的人会来爱我。很多女生在亲密关系中,是极度自我贬低的状态。可能在外人看来,她们家境好,长得好,工作也不错。但是在这些女孩子的内心世界里,却不停地自我怀疑,总觉得“我的一切都很糟糕,而别人的生活却如此完美”,把弱小都留给自己,把强大和自信都投射给别人。

延伸到亲密关系里,就是将另一半理想化,把对方的优点无限放大。或许在旁观者眼里,这个男朋友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眼中,他就是很优秀,很强势,属于不容错过的潜力股。因为「全好 - 全坏」的自体客体,我们仿佛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见的他,自然也是“放手就后悔一辈子”的命定之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陷入爱河时,对另一半怎么看怎么好。而分开后再回过头,会非常惊讶跟后悔“当时眼瞎了吗,我怎么会喜欢他这种人。”

害怕放弃就错过对的人,也是因为心里住着一个自卑的小孩。他不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今后融入更高层次的社交圈,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找到喜欢的人。看低自身成长性的他,也会把这种自卑感「投射」到恋人身上,心里觉得:“以我的条件,找到这么一个人已经很好了。”对另一半没有太高的期待。就像被禁锢在井底的青蛙,看到的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要是选择面如此狭窄,我们自然会担心错过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紧紧抓住对方不放手。要是有信心跳出这口井,拥抱更广阔的人生格局,我们自然会看到更多优质的选择,不会因为恐慌感而委屈自己将就。

那该如何调整“再也找不到真爱”的心态呢?

首先需要意识到还喜欢对方,使用更合理的心理防御机制。有时候,恐慌感只是一种借口。掩饰我们即便被伤得很深,明白对方是渣男,但还不愿离开的依恋。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遇不到更好的人,还是不想放手所以找理由呢?”意识到内心深处的纠结,把我们逃避的问题摆到台面上。只有找到真正的痛点,把重心放在“还放不下对方怎么办”上,才能有效缓解“我害怕”的情绪。

在思考感情的走向时,折中的方案或许能平衡本我和超我间的角力,减少内心冲突。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自己能给对方多长时间去调整,为坚持设定一个期限。在规定时间里,我们可以尝试所有改善亲密关系的方法,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超过这个时间点,无论还有多少不舍,也要果断地抽身离开,避免被沉没成本拖垮。同时照顾到本能的愿望,还有理性的审查,我们的心理矛盾就没那么尖锐。

建立更成熟的关系模式,在亲密关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当我们觉得自己很糟糕,而别人都很好,其实是贬低自身闪光点,把所有理想的特质都投射给对方,是一种很不对等的状态。或许更好的方式,是重新发现我们做得好的部分,让恋人从神坛上降落下来。平时多做这样的练习:列下五个让恋人欣赏的优点,总结三个今天为另一半做的小事,还有挑出对象可以改进的五个方面。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让亲密关系回到势均力敌的位置,我们也更有信心再遇见对的人。

挣脱自卑感的限制,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拥抱广阔的舞台和机会。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差劲时,就像井底的青蛙,把井口的天空当成全部,不敢去期待更美好的爱情。只有持续地累积自我认同感,形成积极的自我观念,才能跳出自卑的深井,看到亲密关系中更多的可能性。要达成这种状态,可以写下自己对好伴侣的理解,包括外在条件(长相,家境,工作等)和内在条件(乐观,善良,同理心强等)。再一点点接近这个目标。当我们成为心目中的理想恋人,自信就逐渐建立起来,不再那么焦虑错过就抱憾终生。 查看全部
如果,我再也遇不见那么好的人怎么办?

当感情快要走到尽头,我们往往舍不得放手。留恋的原因,是心里常会想着:跟他有那么美好的回忆,如果就这么放弃掉,是不是以后都开心不起来了?担心错过这个人,我们会后悔一辈子,心里有太多的不甘心和舍不得。

朋友小梅就是这个状态。男朋友对她已经很冷淡了。甚至隐瞒感情状况,以单身的名义去撩其他女生。他明确地说过:“如果找到更合适的妹子,我就跟你分手。”虽然他做得那么绝情,让小梅无法忍受,她还是选择在这段感情里苦苦挣扎。她很纠结:“他曾经对我真的很好,从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如果真的分手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这样爱我。”

为什么会担心无法再遇见对的人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找不到真爱”当做借口,让自己心安理得地继续这段亲密关系。很多人理智上知道恋人很渣,也被朋友劝分过无数次,但在情感层面上,他们还是不愿放弃坏死的爱。或许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抱有一丝幻想。觉得能让恋人回心转意,变得像从前一样好。我们情愿在变质的感情里蹉跎,被他害得遍体鳞伤,也不想放过这点渺茫的希望。所以为了满足本我的愿望,同时缓解来自超我的谴责,减少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我们搬出“担心错过真爱”的大旗,试图将这个傻傻的坚持「合理化」。在害怕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我们对另一半的执念。

担心再也找不到真爱,也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很低,把对方放到独一无二的高位上。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需要抬头去仰望对方,我们也很难说服自己相信:还有另一个那么好,那么完美的人会来爱我。很多女生在亲密关系中,是极度自我贬低的状态。可能在外人看来,她们家境好,长得好,工作也不错。但是在这些女孩子的内心世界里,却不停地自我怀疑,总觉得“我的一切都很糟糕,而别人的生活却如此完美”,把弱小都留给自己,把强大和自信都投射给别人。

延伸到亲密关系里,就是将另一半理想化,把对方的优点无限放大。或许在旁观者眼里,这个男朋友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眼中,他就是很优秀,很强势,属于不容错过的潜力股。因为「全好 - 全坏」的自体客体,我们仿佛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见的他,自然也是“放手就后悔一辈子”的命定之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陷入爱河时,对另一半怎么看怎么好。而分开后再回过头,会非常惊讶跟后悔“当时眼瞎了吗,我怎么会喜欢他这种人。”

害怕放弃就错过对的人,也是因为心里住着一个自卑的小孩。他不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今后融入更高层次的社交圈,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找到喜欢的人。看低自身成长性的他,也会把这种自卑感「投射」到恋人身上,心里觉得:“以我的条件,找到这么一个人已经很好了。”对另一半没有太高的期待。就像被禁锢在井底的青蛙,看到的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要是选择面如此狭窄,我们自然会担心错过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紧紧抓住对方不放手。要是有信心跳出这口井,拥抱更广阔的人生格局,我们自然会看到更多优质的选择,不会因为恐慌感而委屈自己将就。

那该如何调整“再也找不到真爱”的心态呢?

首先需要意识到还喜欢对方,使用更合理的心理防御机制。有时候,恐慌感只是一种借口。掩饰我们即便被伤得很深,明白对方是渣男,但还不愿离开的依恋。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遇不到更好的人,还是不想放手所以找理由呢?”意识到内心深处的纠结,把我们逃避的问题摆到台面上。只有找到真正的痛点,把重心放在“还放不下对方怎么办”上,才能有效缓解“我害怕”的情绪。

在思考感情的走向时,折中的方案或许能平衡本我和超我间的角力,减少内心冲突。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自己能给对方多长时间去调整,为坚持设定一个期限。在规定时间里,我们可以尝试所有改善亲密关系的方法,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超过这个时间点,无论还有多少不舍,也要果断地抽身离开,避免被沉没成本拖垮。同时照顾到本能的愿望,还有理性的审查,我们的心理矛盾就没那么尖锐。

建立更成熟的关系模式,在亲密关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当我们觉得自己很糟糕,而别人都很好,其实是贬低自身闪光点,把所有理想的特质都投射给对方,是一种很不对等的状态。或许更好的方式,是重新发现我们做得好的部分,让恋人从神坛上降落下来。平时多做这样的练习:列下五个让恋人欣赏的优点,总结三个今天为另一半做的小事,还有挑出对象可以改进的五个方面。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让亲密关系回到势均力敌的位置,我们也更有信心再遇见对的人。

挣脱自卑感的限制,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拥抱广阔的舞台和机会。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差劲时,就像井底的青蛙,把井口的天空当成全部,不敢去期待更美好的爱情。只有持续地累积自我认同感,形成积极的自我观念,才能跳出自卑的深井,看到亲密关系中更多的可能性。要达成这种状态,可以写下自己对好伴侣的理解,包括外在条件(长相,家境,工作等)和内在条件(乐观,善良,同理心强等)。再一点点接近这个目标。当我们成为心目中的理想恋人,自信就逐渐建立起来,不再那么焦虑错过就抱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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